常言道：清明时节雨纷纷，可是，1955年的清明时节，吴江一带天气却出奇的好。这是节后的一天，上午八、九点钟时光，天空万里无云，阳光普照大地，从县城松陵流经庞山湖的河道里，一艘小轮船正缓缓向同里驶来。

　　那时，从松陵镇到同里没有公路，最方便的还是乘坐轮船。船舱里坐着六、七位男子，其中一位身穿藏青呢上装，身材适中，体形结实、脸形稍圆、精神矍铄、双目炯炯有神，但又眉慈目善、年近古稀的老人尤其引人注目，他就是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部副部长、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的同里骄子王绍鏊同志。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一次返回家乡同里。他心情显得分外激动，不时走出舱门，到后面的甲板上久久地眺望河道两岸的田野，看到阳光下一块块嫩黄色的油菜花和一片片绿油油的小麦，对陪同的吴江县副县长潘善之同志说：油菜、麦子长势很好，你们今年一定会有好收成。潘善之点头称是。此次出京，王绍鏊一是到最基层的地方——家乡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一下当时的生产、统购统销和群众的生活情况；二是在清明时节祭扫一下家坟，顺便望望亲戚朋友以及一些熟人。这次他亲眼目睹田地里的庄稼长势这么好，心情自然很兴奋，很高兴。

　　对于以民主党派人士身份、又任财政部副部长的王绍鏊回乡视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都很重视。当时，中央公安部门专门派了一位姓刘的公安人员作为王绍鏊的贴身警卫。省、苏州地区统战部门的两位同志陪同视察。吴江县公安局安排治安股长仲兆富同志带领公安人员芮振麟、陈海龙两位同志负责外围警视工作。这位在部队当过侦察连长的仲兆富雷厉风行，提前一天到同里、把行进路线勘察好，并认真和大家一起研究安全方案，包括行、住、吃都考虑到了。同里镇派出所的公安人员金润源同志在王绍鏊回乡前三天就接到县局的通知，要求金润源去查看一下王绍鏊的藏书在土改时有没有丢失损坏，因为王绍鏊准备处理这批藏书。

　　小轮船进南大港，过上元桥，进入上元港时，潘善之就吩咐在会川桥堍、协安茶馆附近的船埠停靠，准备上岸。仲兆富股长、公安员金润源、芮振麟、陈海龙等马上在周围做好警视工作。上岸后，原先准备从南棣这条路线走，但王绍鏊临时想从北埭走。过鱼行桥，到当时作为富观街街委的王绍鏊老宅，他很激动地进去看看，并兴奋地提出就在这里过夜。这使保卫部门的人员有些为难，原先县镇领导都准备安顿王绍鏊在镇政府过夜，因老宅临街面水，居住保卫工作都不便，看到他因离家多年，想重新体验一下在老家生活的神情，县镇领导马上吩咐收拾一套房间。仲兆富想：来同里前，县公安局朱林芳局长传达省、地区、县领导指示精神后着重指出，王绍鏊是民主人士，对他的保卫工作一定要做好，绝对不能有半点差错。他马上重新安排好白天晚上王绍鏊住宿的外围保卫工作。

　　王绍鏊1888年出生于同里镇的一家书香门第，是明代辅国大臣王鏊的后裔，家有几十亩薄田，但几十年不收租，因此田家乡亲都很感激他。解放前，他在上海工作，经常写信给老家，千叮咛万嘱咐要过世弟弟的几个子女好好读书，生活困难，卖掉田地也要读书。他认为读书才能明辨是非，读书才能兴国，读好书才能为国出力。王绍鏊他自己生活也很困难，从他的不少书信中知悉，他的5个子女的学习、生活都得到过不少朋友如杨千里(天骥)、严宝礼的援助。

　　这次回乡的两天下午，他会见一些亲戚朋友和熟人。人们都感到他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做官的架子。他特意叫人到屯村请奶妈梅好婆到同里见面，问她摇航船的丈夫身体可好，生活过得怎么样，当他得知生活还可以，欣慰地笑了。他会见一些儿时的朋友，赠送了他们一些书籍，对其中一些有历史问题的，希望他们配合政府的教育，正确对待自己，为新中国作贡献。他还特地提出要见见当时因历史反革命罪正在管制的金鲁望。抗日战争时期，王绍鏊在中共中央特科领导下，在苏南一带组织抗日游击队，并担任领导工作。那时，具有抗日思想的很有才能的金鲁望和他有关系，在王绍鏊的指示下，金鲁望做过抗日工作。后因所在的国民党部队投靠日军，金没有离开部队，留下污点，但他身在曹营心在汉，有时还向王绍鏊汇报情况。金鲁望见到王绍鏊后很激动，但又很拘束。人们从王绍鏊和金鲁望的交谈中感觉到，他对金鲁望很了解，很赏识。王绍鏊叫金鲁望慢慢讲，详细讲。他认真听取了反映的情况，然后用商榷的口吻与吴江县的有关同志谈了对金鲁望的看法，认为他的问题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是否可以把金鲁望的管制撤消，让他人尽其才，为民工作。后来，吴江县有关部门认真研究了金鲁望的历史问题，在1956年下半年撤消了对金鲁望的管制，使他获得新生。

　　这次回乡，王绍鏊饮食起居自理，不想麻烦当地政府，但同里有关领导还是尽地主之谊宴请了他一次。说是宴请，其实很简单，只是比家宴多几个菜，陪同的除副县长潘善之、省地统战部门的同志外，还有同里镇长陈高声、同里副区长管夫达等，气氛很活跃，谈笑风生。凡谈到同里镇上的事，一般都由陈高声回答解释，谈到农村的情况，都由管夫达解答。当得知自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后，人民生活普遍稳定，物资供应、生产生活都很正常，他喜形于色。有人问起王部长解放前的革命生涯时，王绍鏊也说了一些。其中他讲起1927年就看出蒋介石的虚伪面目，认为蒋有狼子野心，不可以与他共事，并在言语中蔑视蒋，冲撞蒋，最后与蒋分途扬镳。当时一些人听了似信非信，认为这位民主人士怎么有这点胆子敢与蒋介石闹僵。那时人们认为只有共产党员才有这种胆量。直到1970年，王绍鏊同志逝世，报纸上公开了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原来他在1927年已开始学习马克思及列宁著述，1933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家乡的两个清晨，曙光初露，王绍鏊就起身，到人民广场即现今退思园西面的绿化休息地方伸展手脚，舒缓地有板有眼地一招一式打太极拳，难怪他年近古稀，仍精神抖擞，身体壮实。

　　此次王绍鏊回乡，顺便祭扫家坟，他请人定做了一箩筐棕子。第二天上午就去上坟。王家的家坟分散在同里及屯村乡下共3个地方。以同里小桥大队的范家湾妯娌浜、靠近庞山湖，临近运河的家坟为主，王绍鏊等乘船到那里，上岸进入墓区。大约是熟悉的缘故，附近的不少乡亲不约而同走来。王绍鏊和其中一位熟悉的老农亲热地攀谈。老人问：“王先生，您现在在哪里工作，我们都牵挂你。”他笑吟吟地回答：“我现在在北京工作，就是毛主席工作的首都北京。”老人连说：“那好，那好。”王绍鏊边和熟悉的乡亲打招呼，边和工作人员把带去的棕子两只两只分发给周围的乡亲。

　　王绍鏊的双亲等已故亲属的墓大多在那里，除了少数人陪同他到墓地，保卫工作人员都和观看的群众在一起。他对随行人员说：他要好好祭扫一下日本爱妻的坟墓。他觉得有些对不起她，像是欠她什么似的。这是他在留学日本时结交一家书香门弟的独生女。那时，元配夫人已过世，王绍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成毕业，和她结为夫妻，一起回到中国。后来王绍鏊为富民强国，探索真理，东奔西走，很少回家乡同里看望爱妻。由于当时的世俗观念，一些人对这位日本女子不很尊敬，连王家的女佣有时对她也冷眼相对。王夫人感到孤独，心中很苦闷，丈夫在上海哪里?又联系不上，只得经常写信给日本的父母，诉说心里的苦闷。因独生女在异国他乡，做父母的心疼，经常写信来要她回国，但王夫人想到怀孕的孩子，更想到在外奔走对自己一往情深的丈夫，还是留在乡镇同里。后来她生了女儿，不久发疟疾，被送到苏州博习医院即现在的苏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稍好一点，她下床走走，身虚体软，跌了一跤，从此一病不起，撒手人寰。因此，王绍鏊深感忠爱不能两全，没有很好关怀、照顾好自己的日本爱妻，深感内疚。此次扫墓，他很是虔诚。然而到墓地一看，在那日本妻子的坟墓上明显有一块新土补上的缺角。俗话说：坟上动棵草，官司打到老。何况坟墓被破坏过，王绍鏊脸上有些不快，更感到对不住这位日本妻子。就问：这是怎么回事?一位40多岁的守墓人对他解释道：“王先生，是这么回事，去年(1954年)发大水，这场水来势汹汹，我们村临近大河、庞山湖，水大得很，村子都快要冲垮了，人都很危险，当时要筑坝，就近取土，就在墓地上挖了土，我对大家讲，水退了要回土。后来政府知道了，马上制止我们在墓地取土，可是已经挖掉一只角。后来因抢救灾后生产，没有及时回土，真是对不起!

　　王先生，请你原谅，请你原谅。”王绍鏊听了后，马上笑容满面地说：“不要紧，不要紧，救灾要紧，救灾要紧，说明了就好了。现在发展生产要紧，请乡亲把墓地修补平整好，上面可以种些蔬菜。”大家都觉得王绍鏊通情达理。王绍鏊虔诚地祭扫过妻子、双亲等坟墓就回到镇上。

　　王绍鏊同志解放后仅于1955年清明后回到家乡同里，在老宅过了两夜，在同里待了两天，从此因工作日理万机，没有再回过家乡。

　　(注：此文走访潘善之、仲兆富、金润源、芮振麟、王蕴兰、王蕴珠等同志后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