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袁世凯尚为临时大总统，急欲圆其正式大总统之美梦，且对于宪草，颇欲有所干与，特派其亲信顾鳌、程克、施鹤初等四人（施仅忆其字，不记其名，余一人则忘之矣），至天坛访问，并要求出席起草委员会陈述意见，为同人等所峻拒。嗣乃有种种暗示，谓“不选将自为之”，遂迫令国会不得不用单行法方式，提前制定大总统选举法，先选总统，以为从此妥洽，可免横决之虞矣。而孰知事乃有非妥洽所能倖成者，盖一波方平，一波又起矣，国会自身既无实力以为保障，妥洽与不妥洽奚别焉。

　　先是，袁世凯疾首痛心于临时约法责任内阁制之过于束缚，乃嗾使其党徒王揖唐、陆宗舆、王印川（即王月波）辈，在天坛起草委员会内，力倡总统制之说。自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其激烈分子，非捕杀禁锢，即亡命海外，余子碌碌，以为皆可胁诱也。而孰知事乃有出于彼意料之外者。也汪荣宝者，进步党员而袁氏之幕僚也，然其所主张，亦坚持议会政治之信条，当其夕入总统府也，大为袁氏所申斥，但翌朝到会，又滔滔然骋其雄辩阐发英宪精义矣。盖吾国知识分子中，多书生之见，即今之所谓机械论者，不问我国政党有无经济背景，但迷信英国式之议会政治者，当时各党派中，如汪荣宝者，颇不乏其人，故王揖唐辈纵竭力为总统制宣扬，而结果适得其反，此固已大不满于袁氏矣。

　　未几，又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中，酝酿民宪党之组织（余以专心致志于制宪，却并未参加），在进步党方面，汪荣宝、丁世峄、汪彭年等，国民党方面，张耀曾、谷钟秀、汤漪等，新共和党方面，黄云鹏、解树强等，其网罗之范围甚广，其影响也甚大。迨众议院选举全院委员长时，张耀曾以得票几及三分之二当选，乃使袁世凯大惊失色，以为国民党在国会内之势力，仍如此其庞大，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乃决计解散此国会矣。

　　初，袁世凯将对南用兵，乃先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商善后大借款，以监督财政管理盐务为条件，英使朱而典在幕后策划操纵，最为活跃，实为外交团之灵魂（先为六国银行团，嗣以美国不愿干涉我国内政，宣告退出）。其与我国政府要人秘密聚议地点，则在汇丰银行。当国会开会之初，两院同人，纷纷提出书面，质问善后大借款事，为国会对袁政府所开之第一炮。袁氏乃授意北洋各都督，联名通电，痛斥国会议员“不顾大体无理取闹”，是为军人干政之滥觞。后来解散国会之预兆，即已隐伏于此矣。

　　然是时清议犹盛，袁氏犹有所顾忌，乃不得不拉拢进步党内之中间派，以供其玩弄。其时共和党少壮派虽已独树一帜，不受袁氏之牢笼，而孙毓筠（即孙少候）之某会（忘其名，陶菊隐六君子传，称孙氏曾组织民宪党，则绝非事实），刘揆一之相友会、景耀月之政友会（孙刘景三氏俱同盟会老同志而投奔袁氏者），皆属御用团体，陆续收编国民党议员，已有相当人数，再加进步党议员，已超过半数以上，乃通过所谓“名流内阁”，熊希龄任国务总理，梁启超司法，张謇农商，皆入其殻中，袍笏登场矣。

　　关于“速选总统”一节，袁氏恐暗示之犹未足以促其成也，又嗾令十九省都督，以鄂督黎元洪领衔，来电坚决主张，卒于民国二年十月六日，在众议院召开大总统选举会。是日，两院同人已全体出席，将行选举矣（陶菊隐六君子传叙及选举会事，谓“议员只许进不许出’云云，与当时事实不符）。突有军警化装之公民团数千人，包围国会，水泄不通，扬言“不选出袁世凯为大总统，不得出院”，此实为民国史上最愚蠢可笑之一幕。当时二次革命已失败，中山、克强两先生已亡命国外，大总统一席，己绝无竞选之人，苟非公民团之暴行胁迫，以激起国会中稍有正义感者之愤怒，即一次选出亦可也，何至一次二次俱不足法定票数，直至第三次与黎元洪决选始行当选耶（按大总统选举法规定，第三次选举，以得票最多数之二人决选之）。余即因愤慨而始终不投袁票之一人，与余有同感者，实繁有徒，相持至于午夜（同人等因激愤过甚，务欲令袁氏从决选中选出而后快，虽饥火相煎，不顾也）。始依法将袁氏选出。人皆以为公民团之力，而主持公民团者，亦自以为己之功，菽麦之不辨，是非之不分，莫此为甚，何怪民六国会讨论对德宣战案，段祺瑞、徐树铮辈又如法炮制而以为得计耶！

　　袁世凯当选为正式大总统后，固已视国会为无用之长物，迨张耀曾当选为众议员全院委员长，则更疑神疑鬼于国民党在国会内之威望，一若芒刺在背，乃汲汲焉欲解散此国会，以遂其独裁之阴谋。顾又恐违法以解散国会，将为舆论所不容，为内阁所梗阻，乃妙想天开，利用国民之苟安心理，藉二次革命为口实，将一切祸乱之责任，悉诿诸国民党，甚至天坛宪草内关于议会政治各条，亦诬指为国民党作乱之工具，一面下令解散国民党，并撤消其议员资格，一面密谕军警机关，出动大批人员，星夜遄赴各该议员寓所，追缴其议员证书、证章，此民国二年十一月四日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