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近因，尤为复杂，或以个人关系，或以地域观念，或以党费来源之分割，皆足以致党派之分裂，而政见之异同不与焉。

　　先言国民党，在癸丑二次革命前后，孙（中山）、黄（兴）两派，意见已极不一致。孙氏在宋（教仁）案发生时，即主张声罪致讨，先发制人，而黄氏则力主法律解决。孙氏又主张索性退为在野党，专从事于教育实业，以为后图，黄氏又不赞成之。徘徊复徘徊，蹉跎复蹉跎，迨四督免职令下，仓猝应变，则为时已晚矣。孙氏亡命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而黄氏则亡命南洋，发起欧事研究会，前者以献身革命为职志，而后者以沉机观变为方针，双方志趣，完全不同。分道扬镳，亦固其所。迨倒袁军兴，黄氏一派，利用岑春萱氏旧日之资望，以为推动两广军事之工具，加以所网罗者，多干练之才，切实致用，是其所长，倘使能与孙氏理想相配合，其所成就，或不止此，顾彼此龃龉，不可复合为可惜耳！袁氏殁后，孙氏之中华革命党，由日本东京移设上海，仍致力于革命道路之觅取，一面与进步党中之孙洪伊一派合作，以民友会之姿态，出现于国会。而黄氏之欧事研究会，亦在上海改组为政学会，推岑春萱氏为最高领袖，说者为黄氏甘居幕后，不作第一人想者，乃其投机取巧之素性使然，非其魄力有不足也。黄氏去世后，岑氏之官僚作风，不复能使政学会发扬而光大，仅恃二三议会领袖如张耀曾、谷钟秀辈在国会中分得一政团之地位而已。国民党中之第三派曰益友社，则与唐绍仪、陈炯明两氏有密切关系，唐氏以官僚而兼买办之资格，运用其金星保险公司之资力，与粤之新军阀陈炯明氏互相朋比，以争取政治上举足轻重之地位，吴景濂、褚辅成、王正延等，其国会中之代表人物也。国民党之第四派曰丙辰俱乐部，原为陆荣廷氏竞选副总统之机构，其中多桂籍议员，而中华革命党一部分同人，以欲与北洋派之冯国璋氏相抗，亦加入为之谋主，迨陆氏竞选失败，此一部分同人，遂与民友会合流，其余则分属益友、政学，名存实亡矣。比国民党分裂之大略情形也。

　　次言进步党，其分裂之因，早种于民二熊希龄副署撤销国民党议员资格之命令之时。熊氏与梁启超、汤化龙辈，事前确有默契，以为国民党议员资格撤销后，可传进步党之候补议员递补也。当时该党中反对最烈者，以丁世峄、孙洪伊为首，萧晋荣、王乃昌、汪彭年、郭同、彭介石、牟琳、龚焕辰等，均此派中之佼佼者。杨幼炯之中国政党史，误以国民党之叶夏声为该派重要党员，不知其何所根据。在袁世凯帝制运动中，丁世峄曾任山东省代表，出席南京徐州两会议，以利害说冯国璋，俨然以反袁中坚自豪。孙洪伊亦于是时南下，与民党方面，取一致行动。迨国会恢复，该派即独树一帜，组织韬园之俱乐部，以与梁启超、汤化龙等为敌。其后复号召组织宪法商榷会，欲尽网罗国民党议员及新共和党同人，以争取两院之绝对多数，其志则大矣，其势则有所不能焉。盖国民党自身，早已四分五裂，遑论与其他党派相团结。矧孙洪伊倡联冯分段之论（即联冯国璋以分段祺瑞之势，所谓分化北洋派政策是也。其后又改称联冯倒段），亦与政学会张耀曾、谷钟秀辈之联段政策，背道而驰（杨幼炯之中国政党史，误以政学会为谷钟秀、张耀曾所组织，由其不知中国政治史实所致）。故宪法商榷会仅为一时交换意见之机关，亦旋踵而归于失败。最后乃与中华革命党两院同人及新共和党之一部分吴宗慈、王湘等，组织民友社，以与段内阁相抗，此进步党之最左一派也。其最右一派，为梁启超、汤化龙之宪法研究会，即世所称研究系者是也。梁氏深知进步党分裂之决不可免，故首倡毁党造党之说，以为清除异己之计。进步党从袁世凯大借款中分得之赃，悉归梁氏掌握支配，故长袖善舞，非丁世峄辈所能望其项背，上海之通易信托公司，其金融枢纽也，董其事者，黄群也。其代表人物，除梁、汤外，有王家襄、陈国祥、刘崇佑、林长民、梁善济、李国珍、籍忠寅、周大烈等。其主张为中央集权，一院制，宪法不规定地方制度。对于段内阁，则始终为无条件之拥护，此其大较也。进步党中之第三派，为宪法讨论会，其领袖张国淦，实为黎、段二氏之居间人物，其在议会中之代表，有旧国民党之孙润宇、江天铎、朱兆莘，进步党之陆宗舆克希克图（原文如此一一编者注）、梁士贻系之马小进、乌泽声等，实一大杂拌也。其对于宪法及政治上之主张，则与研究会完全一致，亦步亦趋，世人往往以研究讨论两系并称，职此之由耳。其他尚有梅光远、李兆年之衡社（中国政党史称衡社为湖南官僚派梅光远、李兆年所组织，查梅氏赣籍，李氏闽籍，均非湘人，李氏则系闽省地方士绅，其政见过于保守则有之，不得以官僚论）、四川刘莹泽之友仁社等，均卑卑不足道者，此进步党分裂之大略情形也。

　　再次言新共和党，在国会恢复之初，鄂议员旧民社一派，忽发生互哄事件。盖因胡鄂公氏在民二共和党宣告独立后，曾私以共和党名义，向黎元洪募得捐款十万元．为胡祖舜氏所揭发，互哄甚烈。川、苏两省同人，对此颇有避之若逸之感，乃决计与鄂省同人割席，另行组织曰平社。当时同人等之思想，皆以中立派中之硬派自命（即中间偏左之义），即余亦以为公正无私，前途纵有困难，必能为主观力量所克服。至今思之，可笑亦复可怜。当平社组织之初，余实为最努力之一人，迨后乃一变而为最消极之一人，即平社开成立大会时，余亦未能出席。黄君云鹏被选为党务部长，徐兰墅、廖希贤副之，余忝任政务部长，副余者是否为解树强、向乃祺，都已不复记忆。余之所以突趋消极者，表面上，以余结发妇殷女士爱珍产后变病，一夜间热入血海，翌晨两目尽赤，已告不治。皆因余鞅掌国事，未能照顾周到所致（此亦系事实，余夙喜研究中医之学，余妇前四胎，均余亲自照顾，开方服药，即有难产，亦平安度过，此为第五胎，余以忙于平社之组织，乃以余妇生产事，托友人北京医院院长候君希民全权照料，既不遇到，事后电邀，又托词不来，致变起仓猝，无可救药，吾国时医之唯利是图，不负责任，大率如此，良可叹也）。余悲悼之余，乃有此极端之反应。实则余内心之日趋于消极，不自此日始，盖犹有更重要之原因在焉。吾苏自辛亥革命以来，地方政治势力，悉为巨绅张謇等少数人所掌握，后起者几无活动之余地，吾辈十数书生，赤手空拳，欲为平社筹措政治上经费，岂但捉襟见肘，直不可能耳。仅恃川省同人，从地方军阀或与地方势力有关之财东方面，乞其余沥，以资挹注，逆料其万万不能持久，则自命为中立派中之硬派者，一开始即将有被软化之虞．苦心焦虑，徬徨无计，乃藉悼亡以表示消极，其后平社同人，渐与段派之靳云鹏接近，卒参加靳氏所组织之中和俱乐部焉（中和俱乐部，乃一混合体，而非组织体，实为各党派交换意见之机构，故不曰加入，而曰参加）。至新共和党中之其他各派，亦因意见分歧，分道扬镳，或入民友会，如吴宗慈、张大昕等，或组宪友会，如张伯烈、胡祖舜、何雯等（中国政党史，误以旧国民党员之骆继汉隶新共和党，何雯误为何虔）。宪友会后亦参加中和俱乐部，此新共和党分裂之大略情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