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宪党活动和国民党、国会被解散

　　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以武力统一南方各省。但当时国民党仍合法存在，国民党议员还照常出席国会。因为这时袁还要利用他们选举自己为正式总统。“大总统选举法”是“宪法”的一部分，不能先行单独公布。但由于袁世凯利用十四省都督联名发电提出先选总统的建议书，对议员施加压力，1913年9月5日众议院作出了先选总统的决议，以后参议院也于9月8日议决表示同意。袁世凯的这个无理要求之所以能够在国会通过，除了被袁操纵的一批议员起了作用外，也是一部分议员妥协的结果。他们对议会政治入了迷，以为反正国会能够约束袁的所作所为，在这个问题上退让一些也无妨。事实和他们想象的恰恰相反，袁世凯登上正式总统的“宝座”后，更加毫无顾忌，终于把国会一脚踢开。袁不久就借口宪法会议直接公布大总统选举法，与临时约法、国会组织法的规定不符，认为这样做侵犯了总统的职权，向国会提出质问。接着提出了“增修约法草案”，以图扩大总统权力；同时又派代表要求出席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会议。结果都遭到拒绝。到这个时候，袁就公开露出他的狰狞面目，通电各省都督和民政长，说“宪法起草委员会由国民党议员操纵把持”，“形成国会专制”，以制造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的舆论。袁的狐群狗党在他的授意下，大骂宪法草案“荒谬绝伦”，国民党议员是“国民公敌”，并提出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的荒谬主张。

　　那时我天天到天坛去参加宪法起草委员会的起草工作，搞了约有半年的时间。在这个期间，宪法起草委员会中进步党议员汪荣宝、丁世峄，国民党议员张耀曾、谷钟秀、汤漪，还有共和党议员黄云鹏、解树强等一部分人酝酿成立民宪党，其主张是拥护宪法草案，拥护民主，认为国会议员除名应由国会自行决定，不受外力干涉。但我觉得应当先把宪法搞出来，劝他们不要在这个时期有所行动；如果这样做，适足以招致袁世凯制造新的借口，攻击国会，阻挠宪法起草工作的进行。与此同时，国会选举众议院的全院委员长，国民党议员张耀曾当选。其实，这个委员长的职权不大，不过办些事务性的联络工作。但袁世凯听说国民党议员当选了此职，大惊失色，竟说：“怎么，国民党的势力还是这样大！”于是他下定决心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1913年11月4日袁发出解散国民党的命令，派出大批军警包围北京国民党支部，并在深夜里到每一个国民党议员家里去搜缴议员的证章、证书，共得三百余件，计算下来，两院议员仍够得上法定人数，还可以继续开会。接着，第二次派出军警，把以前曾参加过同盟会、国民党而后来已被袁收买为相友会、公民党等党派的议员的证章、证书搜缴回来。然而，两次搜缴数还是没有超过两院议员的半数。于是又第三次派出军警，把二次革命以前已经声明脱离国民党的议员的证章、证书也搜缴回来。这样才使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开会。不久，国会两院议长即宣布停止议事。民国以来第一次成立的国会就这样被袁世凯抛弃了。

　　以上回忆虽系一鳞半爪，但不难看出：窃国大盗袁世凯醉心于实力政治和独裁统治，当他还需要政党、国会作为“民主政治”的点缀品，或者这些东西还可以作为他的御用工具时，他还是用尽心机，不惜工本，要把它们抓在手里；当他不需要政党、国会时，就把它们一脚踢开。同时，也不难看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潮影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论向君主专制政府要求君主立宪，还是向封建军阀政府要求民主立宪，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由于他们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势力既有矛盾，又有密切联系，就使得他们非常软弱和动摇，有很大的妥协性，容易被反动统治者所利用，成为反动统治者的政治工具。他们本身既没有多少力量，在当时的条件下，又必然脱离劳动人民；他们依靠的只是士绅、军队，特别是对外国帝国主者抱有很大的幻想，所以不可能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历史任务，只能由中国的无产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来承担。这一段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才能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作于196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