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马叙伦在《群众》发表《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的文章，公开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革命“当然的领导者”，他还说：“全国一致在企望着卖国殖民的反动的独裁政权早一日消灭，新中国的人民自己的民主政权早一日成立，在企望着真正的人民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给一个鼓励和安慰的启示。现在是得到了。”他高度称赞中国共产党为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制定了“先要生产”的政策，盛情称颂共产党的“土地法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但仍给地主有同样的一份”，这就是“耕者有其田”；共产党关于“大工业、大银行、大商业归国家所有，但同时并不主张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也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经济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换句话说他是保护民族工商业的”，这符合“节制资本”的政策。因此，共产党的“农工两大政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也是“救国的经济政策”。马叙伦说：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法和“五一”号召，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献，转捩时局的曙钟”，是“胜利的檄文”。他将新政协与1946年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作了比较，指出两者有质的不同。他说，重庆政协会议“是民主和反民主、伪民主的妥协的。这次的政协，是民主方面的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自己互相商量‘国是’，取得一个协议，只是‘和衷共济’的而不是妥协的”，“上次政协是反民主的反动集团的主体，而伪民主派也参加了的，这次是民主阵线的各方面自己的集合体，而中国共产党是当然的领导者。”对参加新政协民主党派的标准，马叙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无疑地是一贯主张民主，而且有工作表现，有群众的拥护，可以代表全国性的政治团体。”这些意见，得到了在港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一致认同。

　　6月26日，民进在港理事根据各党派星期座谈会的要求，讨论了新政协召开时间、地点及召集人、代表资格等问题。马叙伦等提出新政协的地点应在解放区，以关内有安全保障处为适宜；关于召集人，大家一致认为“当然由中共担任”，同时提出“可由各党派授权中共召集之形式出之”；对于代表资格，主张不论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或社会贤达，都必须以其对现阶段民主运动的实际态度和贡献为原则。这些主张，在各党派星期座谈会上又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并成为各党派的共同意见。

　　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和团体对拟议中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施政纲要进行了认真、充分的协商和讨论。

　　7月17日，民进在港理事召开会议，讨论新政协施政纲要。7月31日，民进在港理事会议通过《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这一文件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民进对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政治主张。文件首先指出，民进认为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是：1、加强人民革命统一战线之团结与其力量；2、筹备各革命阶级民主联合政权之施政纲领；3、筹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并临时性的)。根据第一项要求，民进提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应该采取一致行动，订立反对中途妥协以及在各自的斗争中尽可能灵活运用民主政略，配合军事，以期迅速完成人民革命之任务的行动公约。根据第二项任务的要求，民进提出了对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这项纲领分总则、人民权力、政治、军事、财政及经济、外交、教育、交通、社会等九部分。在总则中，提出民主联合政府总的政治指标是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政权，肃清封建残余，抵抗帝国主义奴役，铲除官僚资本，促进人民革命之彻底成功与各阶级联合政权之完满实现；联合政府的名称拟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其政权形式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各阶级共同执政之民主联合政权。总则明确指出：“人民民主革命之彻底完成，必须无产阶级及其党之领导。”在其他各章中，民进提出，人民应该享有身体、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请愿、示威等自由，各民族平等，男女平等；各级政治组织采用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的产生采用普遍平等的选举制；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武装，又是国家的武装，民主联合政府应以人民解放军为基础组织军队；金融机构应实行国家管理，经济建设以增加生产、满足人民需要为原则；在农村，土地改革以铲除封建残余为目的外，还应积极发展合作经营以期实现农业机械化、集体化，准备社会主义农业之基础；工业政策以促进生产现代化、高度机械化为目的，主张国营、合作经营、民营并力迈进；各国家、民族之间关系应以平等、自由、和平相处为原则，反对帝国主义国家之一切军事扩张、经济侵略、政治干涉政策；对于美帝国主义自中国内战以来与反动政府所订之一切条约及借款概不承认；国家应本为人民服务之原则，实施各种适合社会需要之社会政策；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应得到国家平等待遇；彻底消灭封建传统，建立新的道德标准，等等。

　　《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是民进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它与后来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1948年9月初，华北人民政府在石家庄宣告成立，民进闻讯后，即驰电祝贺，称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为中国民主史程上伟大标志，预示世界的新中国之即将诞生”，同日马叙伦也发表谈话，称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是“未来全国民主联合政府的雏形”。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4日，民进向毛主席、朱总司令致电贺捷，贺电说，“关外三乘，定全局于磐基，遂使民主之光，焕若朝阳，独裁之焰，微同爝火，全球为之刮目，美帝于焉坠心。”贺电还热烈称颂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英明决断和人民解放军各级指战员的英勇善战，“实赖两先生老谋荩画，领导有方；各司令运筹致果，凌厉无前；是以肤功叠奏，捷报频传。”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各大中城市相继解放，需要大量干部到那里去工作。中国共产党欢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去解放区，并鼓励他们输送优秀干部。民进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提议。1948年12月，马叙伦、徐伯昕布置会员吴企尧利用租借外轮进行贸易的机会，陪送三位文化界战士经朝鲜转赴东北解放区，同时还带去了许多图书的纸型，以支援解放区的文化出版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帮助安排下，在国统区和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层的代表人士，于1948年8月起陆续进入解放区。周建人于8月由上海进入华北解放区。10月王绍鏊由香港抵达东北解放区。12月，马叙伦和同年秋由上海撤至香港的许广平等一起也转抵东北解放区。

　　10月初，新成立的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邀请已在平山县李家庄的周建人和其他民主人士一起商讨，提出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草案，报送中共中央。文件内容包括： 1、新政协召集问题；2、新政协人选问题；3、召开新政协的时间、地点问题；4、新政协准备讨论的事项等。经毛主席修改后，中共中央将该文件草案电发中共东北局高岗、李富春，请他们约集已在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等7人就其中诸项问题正式征求意见。10月21日，王绍鏊代表民进出席了由高岗、李富春召集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 (草案)》第一次座谈会。与会同志均表示同意中共中央的主张，并希望将出席新政协的各单位尽快组成。23日，王绍鏊出席第二次座谈会，就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单位组成进行协商讨论。讨论中王绍鏊提出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为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单位的意见。11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答复，同意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作为新政协的筹备单位。

　　10月30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华南分局，将经过与在哈尔滨各民主党派领导讨论修改过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转发他们，并指示将该文件即抄送民革李济深、何香凝，民盟周新民，民进马叙伦等，“并由潘汉年、连贯分请他们或邀请他们一起聚谈，征询他们的意见。”

　　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协商，11月25日，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与在哈尔滨的民主党派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高崇民、李德全等，对《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共同协议。至此，筹备新政协筹备会的工作大致完成。根据共同协议，民进作为新政协筹备会的组成单位之一，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各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