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了书记处扩大会议， 会议认为 “召开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商筹新中国建国大计的问题应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修改的 《中共中央纪念 “五一”劳动节口号》。“五一口号” 共23 条， 其中第 5 条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一经发布，就得到了个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5 月 5 日，在香港的民主党派人士，如民革的李济深、何香凝，民盟的沈钧儒、章伯钧，民进的马叙伦、王绍鏊，致公党的陈其尤，农工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联名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中共毛主席电》，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并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内外侨胞， 盛赞中共 “五一口号”“同人等盱衡中外， 正欲主张， 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 ‘各民主党派， 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讨论并实现召集 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形势之要求，尤符合同人等之本旨， 曷胜钦企 ， 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 特此奉达， 即希赐教。” 此外， 各民主党派还纷纷单独发表通电、宣言和声明， 热烈响应中 共中央“五一”口号， 可谓一呼百应， 蔚为壮观。

　　中共发出“五一口号”当然是出于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以早日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并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的真诚愿望。 但也是中共准备建国的一次试探， 即把握以各民主党派为主的社会各界对于建立新中国的反应和态度。之所以具有试探性质， 主要是因为: 其一， 尽管当时的中间人士已经普遍认可了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多数也加入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阵营之中， 但其对于中共的领导地位还没有充分认同。 这从当时的一些提法中可以看出来。如在五一书信中， 毛泽东在说明了召开新政协的打算、新政协的名称、参与者的范围、会议召开的地点、时间后， 又“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 以为号召。”既然是作为共同召集人， 说明当时三党之间还是平等的党际关系。其二， 当时还有不少人仍然主张走不同于国共两党的中间道路。 到 1948 年春， 尽管民族资产阶级的多数是增长了对美蒋的仇恨， 他们中间的左翼分子依附于共产党， 但其右翼分子则依附于国民党， 其中间派则在国共两党之间采取犹豫和观望的态度。 甚至在北平谈判期间，仍然有一部分民主党派持中间道路思想， 有的幻想通过和谈保留国民党的一部分力量， 以巩固自己的中间派地位；有的幻想吸收国民党的残余力量， 以壮大自己；甚至还有人写信给毛泽东， 希望多给李宗仁、白崇禧保留一些东西。事实上， 中共“五一口号”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热忱响应。各民主党派确认并接受中共的领导，并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在其后政党协商民主建国的过程中，各民主党派与中共携手前进，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民进成立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家面临命运抉择的关键时刻。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正式成立，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当时的上海，马叙伦、王绍鏊身边分别集结了一批文化界和工商界的知名人士，共同的目标使这些有影响的爱国民主力量越走越近，一起座谈时局，联名发表文章，申明共同的政治主张。他们积极参加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爱国民主运动。民进成立后，先后发表了《对于时局的宣言》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提出立即停止内战、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等政治主张。为了扩大和平民主力量，民进联络和团结上海68个主要群众团体组织，组成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

　　从“五一口号”发布到新政协会议筹备的整个过程，既是中国革命道路关键时期，也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放弃中间道路的时期。1949年元旦毛泽东发表题为 《将革命进行到底》 的新年献词，指出: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 这一点， 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 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接着，1949 年 1 月 16 日，周恩来应中央统战部之约来李家庄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作关于时局的报告，指出形势的发展，“实在是突飞猛进”。目前“战局已定”，中央统战部多次组织李家庄民主人士进行座谈，并协调哈尔滨民主人士， 1 月 22 日， 两地 55 名民主人士联合发表 《我们对时局的意见》， 积极响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第一次在历史上公开、自觉、自愿地提出在政治上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此逐步确立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的领导与合作关系。

　　1949年1月22日，民进发表了《为争取永久和平宣言》，坚决拥护和支持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宣言》揭露蒋介石的求和是“企图阻止革命力量的向前发展，挽救他将被灭亡的命运”，“相信全国人民也一致地支持这些条件，并要请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一致联合起来，坚决、迅速，实现这全部条件”。这篇宣言还公开宣布：为了实现国内永久和平，它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道路，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必须彻底一致合作到最后的成功，决不使我们阵营里有一个反动分子可以立脚，和提出一个中间路线或是相象中间路线的口号和主张。”接着，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发表告本会同志书，提醒各地会员要警惕反动派拉拢民主人士的阴谋。指出：“在今日革命目标之下，言‘进行调解’者，即为反民主之行动；走‘中间路线’者，便是真和平之罪人”，“革命与反革命，民主与反民主之间，鸿沟画界，绝无调和之可能”。1949年2月，马叙伦与沙千里等六位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理事联名发表告上海同胞书，呼吁上海人民团结起来为全部实现八项和平条件努力奋斗。

　　七十载光阴，见证了民进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通力合作的深厚友谊，熔铸了民进特色鲜明、底蕴深厚的光荣传统。随着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民进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指引下，结合自身实际和形势发展需要，团结和带领广大会员，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和政治责任感，认真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服务活动，为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我国多党合作事业的创新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指明了前进方向。通过学习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和作用，充分认识中国特色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巨大优越性，自觉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各民主党派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这一科学论断，明晰了民主党派的政党性质，为正确认识参政党的政治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决定了包括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各民主党派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在政治上与中国共产党具有广泛的一致性，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和盟友。为我国多党合作理论和实践注入了新的内涵，提供了新的指南。

　　长期以来，民进之所以能够全心全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久经风雨而不改初心，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类似的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70多年一路走来，是“初心”引领了全体民进会员投身社会主义事业，也是“初心”让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奋勇前行，因为这是民进发展历程中形成的最基本的经验和最重要的优良传统，是民进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

　　秉承“为执政党助力，为国家尽责，为人民服务”的使命担当，民进邵阳市委团结带领全体会员，凝聚政治共识，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围绕中共邵阳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建言献策，积极投身经济建设、社会发展进步，文化教育事业中。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今天，时代变了，条件变了，但我们民进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民进各级组织始终把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凝聚政治共识作为头等大事，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作为工作主线。

　　作为一名民进会员，应当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特色思想指引下，继续携手前行，传承好民进先贤的政治信念，弘扬民进的优良传统，自觉践行“三同”理念（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把中共十九大精神贯穿于各项工作中。切实履行好参政党职能，认真开展社会服务，发挥民进优势和特色，更加主动地投身于建设邵阳、发展邵阳、服务邵阳的具体实践中，为推动邵阳跨越式发展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系民进邵阳学院支部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