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47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后，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也持续蓬勃高涨，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到了1948年上半年，在两条战线的打击下，国民党连续损兵折将，由优势转为劣势，面临着全面崩溃的境地。中国的政治格局继续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中国人民最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已为期不远了。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党的政策问题就成为决定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诚如毛泽东所说：“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1]

　　根据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为了进一步孤立反动集团，团结一切人民革命力量以争取和迎接革命的最后胜利，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包括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在内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二十三条，向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发出了为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的号召。“五一口号”与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合作愿望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与时代趋势，因此当即受到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无党派民主人士与海外华侨社团的热烈响应。

　　中共“五一口号”一发布，极大地鼓舞了艰苦斗争中的民进，民进立即表示坚决支持和热烈拥护。在其围绕“五一口号”二十三条及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所发表的一系列政论、评论及文献中，包括《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5月24日）、《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马叙伦，5月）、《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7月）等，民进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斗争方式等的认识和理解，达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对民主革命新的形势下自身的性质与任务的认识也有了升华。所有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民进对中国革命发展历史方位深刻理解与把握基础之上的，并具体地体现在民进对“五一口号”的认识与理解当中。概括地说，对于“五一口号”，民进有以下几方面的重要认知与把握：

　　第一，高度评价了“五一口号”二十三条的划时代意义与历史价值，指出：“‘五一’廿三条是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史的结晶，是今后中国政治运动舵向的指标，”[2] “是历史上重要的文献，转捩时局的曙钟”，[3]“中国的民主人士及民主党派要就是团结在这口号的周围，形成坚固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而奋斗，以奠定我们子子孙孙万世太平的始基。要不然，就要自暴自弃，甘为历史的车轮所碾碎。”[4]在此，民进第一次公开庄严宣布民进要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为推翻三座大山而奋斗。民进在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关头，最终完成了自身的历史性转折。

　　第二，认为“五一”口号二十三条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体，“不能割弃其余而强调其一”。[5]在《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一文中，马叙伦具体分析说，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是对新中国的政治设计，第八至第十七条揭示了新中国农业与工业政策纲领，这一切“已经指示了新中国形态建设的程序，和人民建立新国家基础的成分”。所以，“这次口号，实际上是对世界宣布了新中国将出现的姿态”。他进一步强调指出：“便叫世界的大政治家来给中国诊脉开方，实在不能有超出这个的方案”。[6]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充满着信心与渴望。事实上，“五一”口号二十三条向世人昭告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