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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捩时局的曙钟”

——“五一口号”与民进对中国革命发展历史方位的深刻理解和把握

发布时间:2018-04-19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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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再次旗帜鲜明地阐述了对“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的看法及态度,指出:“光明与黑暗,生存与死灭,中国没有任何第三种路径可循进的。”[7]在民进总部迁移到解放区不久,马叙伦领导民进召开了进入解放区后的第一次正式理事会议。他认为,“新民主主义是全国人民在现阶段一致要求实行的主义”,确定“本会当尽力与中共及其他党派……一致努力促其迅速实现”,为今后的指导方针。会后,马叙伦与来到解放区的王绍鏊、许广平联名发表告本会同志书,向全国各地的民进会员讲清形势,动员大家与蒋家王朝作最后的斗争。文中特别提醒会员警惕反动派拉拢民主人士的阴谋,指出,“在今日革命目标之下,言‘进行调解’者,即为反民主之行动;走‘中间路线’者,便是真和平之罪人”;“革命与反革命,民主与反民主之间,鸿沟画界,绝无调和之可能”,要求全体会员走彻底革命的道路,并希望他们在各地联合各阶层民主人士,“共同击灭为美帝奴才卖国殃民之反动集团与其首领蒋介石”。[8]民进一如既往地对“中间路线”持批判态度,并在这个过程当中,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合理性及在未来胜利的必然性,提高了政治觉悟,逐渐接受了以新民主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从而将自己一般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提到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高度。这一政治新共识的形成与凝聚是建立在民进对中国革命发展大势正确把握、对自身历史发展道路高度自觉的基础之上。

  第四,“五一”口号二十三条是行动口号,不是宣传口号。这是革命形势发展的趋势,也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因此,“实现口号的价值,不仅在于坐而设计,而更在于各自岗位以坚决的行动来配合。”[9] 在这一点上,民进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一致的。

  基于这种认知与理解,所以中共“五一”号召发布后,民进开始同时承担在第二条战线上同国民党政权进行斗争和与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亲密合作、积极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双重任务,以极大的热情与实际行动迎接全国解放。首先,为实现“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马叙伦在《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一文中,将新政协与1946年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作了深入的比较,揭示了两者之间本质上的差别。他指出:“上次的政协,是民主和反民主、伪民主的集团妥协的。这次的政协,是民主方面的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自己互相商量‘国是’,取得一个协议,只是‘和衷共济’而不是妥协的。这是性的不同。上次政协是反民主的反动集团做主体,而伪民主也参加了的,这次是民主阵线的各方面自己的集合体,而中国共产党是当然的领导者。这是质的不同。”因此,“这一个政协,不是继续上次的政协,他的性质完全和上次的政协不同。”[10]在此基础上,马叙伦进一步指出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深远意义与影响。他说。新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要讨论出一个政治纲领,成立一个协议,“来供给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联合政府的采纳。这是实现新中国的初步重要工作,同时他还要负担起人民代表大会怎样组织怎样召集的一件繁重工作。”所以,“新中国的基础是要建立在这一个会议上的。”[11]事实上,1949年9月21日-9月30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就完成了这个的历史使命,这次会议产生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马叙伦的《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一文,简要地阐明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任务,从思想上理论上统一了广大民进会员的认识。这一看法同样得到了在港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一致认同。[12]

  其次,民进在港理事集中讨论了新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召集人及代表资格等具体问题,一致认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地点应在解放区,召集人“当然由中共担任”,并建议“可由各党派授权中共召集之形式出之”;对于代表资格,提议不论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或社会贤达,都必须以其对现阶段民主运动的实际态度和贡献为原则。后来,这些主张在各党派星期座谈会上得到了各党派代表的一致赞同,并成为各党派的共同意见。[13]

作者:肖承罡     责任编辑:张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