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周建人的为学

　　周建人一生倾力治学，在哲学、生物、社会学、翻译等诸领域均有建树，尤其是哲学和生物学，更是浸润久长，见解卓越。

　　不过，虽然周建人名望高，著作多，但学历却很低。按照今天的说法，他只是个小学毕业生。他的这些成就，都是靠自学而来的。换句话说，他要比旁人付出更多的辛劳。

　　周建人的求学、为学之路颇为坎坷，个中曲折令人唏嘘。

　　周建人生于满清末代，这是新旧交替时期，也是新思想、新文化风起之时。按当时的习俗，小孩子的教育分两步走，略明事理的时候，就要开蒙了，就是要启发蒙昧，这一时期相当于今天送孩子上幼儿园，开始看图识字。第二步是从幼儿园出来后，就要上小学，这才进入真正的读书时代。

　　周建人的开蒙和读书都是在家乡完成的。

　　开蒙在旧式教育中是件大事，周建人开蒙时，他的祖父已经入狱两年了。一般人家孩子的开蒙，有约定俗成的课本，基本上就是什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读物。不过，周家的祖父有些特别，他在对孙子的教育上，没有因循旧制，选用的开蒙教材也别具一格，他用的开蒙教材是《鉴略》。这是一本简明的中国历史读本，可以使小孩子初步了解本民族的历史过程，没《三字经》实用，但比《三字经》深奥，起点高。这点倒显出周家的特殊来。

　　周家祖父的特殊教育，帮助周建人从小就打下了良好的国学根基，这对他日后的发展渐进大有裨益。

　　周建人9岁开始进入小学读书，学校的名字叫“会稽县学堂”，幸运的是这是一所新式学校，所学课程不全是“之乎者也”，而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已经有了今天学校的雏形。这种新式教育，对那个时代的孩子影响是巨大的，使他们有机会了解外面的世界，增长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的思维。在会稽县学堂几年的学习，是周建人受过的最系统的学历教育。

　　小学毕业后，他要考的中学是“绍兴府学堂”，这是绍兴的重点中学，也是周建人向往的地方。依照他的水平，考进这所学校是十拿九稳的。然而，此时的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

　　考试是在早上进行的。为了赶考，周建人很早就做好了准备，因为从他居所到考场，是有一段路要走的。就在他兴冲冲赶到考场时，他迟到了，“吱扭”一声，他眼睁睁地看着考场关闭了大门，他冲过去，想哀求监考官放他进去应考，可任他怎么求告，考场的大门再也没有打开。周建人欲哭无泪，那“吱扭”一声，也就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

　　因为迟到而进不了考场，这极少发生的事，却偏偏发生了，又偏偏让周建人赶上了。这可能就是命运吧！

　　不久，没有考上中学的周建人也萌生了外出求学的念头，希望能像两位哥哥一样，离开家乡，求学深造。然而，家庭的现实，让他再次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自己说：“我家弟兄三人，因老大、老二都到外面念书去了，我只好留在家里照顾年老的母亲。”这是一次无奈的选择，也是一次必须的牺牲。

　　造化弄人。在周氏三兄弟中，周建人学历最低，个子最矮，年少时时运不济，诸事不顺。周建人确实为此苦恼过，他直到晚年一直在抱憾两件事：一是他没有赶上绍兴府学堂的考试，读中学。二是没有能像两位兄长一样外出读书，读大学。

　　两件事对周建人的影响有多大，他自己有过讲述，他用绍兴话说：“一个人做事，千万不要 喔格 ， 喔格 一声，就会遗憾一世的。”

　　“喔格”是绍兴土话，一个叹词，似有无奈或懊悔之意。

　　一声“喔格”，有几多无奈，又有几多可惜。我们不敢想象，如果没有“喔格”，周建人的命运又会是怎样呢？

　　好在周家是书香门第，读书是家传。不会因为一次失误就轻易放弃读书的理想。过去，我们常说这家是书香门第，那家是读书世家，其实说的不是家庭的藏书有多少，而是说这家人有读书的传统和习惯。这种传统和习惯不是一时养成的，它是代代沿袭培养出来的，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浸入人的血脉，挥之不去。

　　被“喔格”了的周建人在无奈中选择了自学，他也只有这条出路了。

　　看到弟弟的遭遇，明了弟弟的心情，在外读书的鲁迅此时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写信给周建人，鼓励他一边工作，一边自学，他甚至还帮助弟弟选择了自学的方向 植物学。鲁迅认为学习别的科学，都需要一定的实验设备，自学是比较困难的。但植物随处都有，可以自己采集标本，进行分类研究，因而这种学科适合自习。他特意从日本购买一些植物学书籍，寄回老家，鼓励周建人自修。

　　周建人回忆说：“他先后寄给我四本书：一本是德国Strusborger等四人合著的《植物学》，这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第一本植物学，他寄给我的是英译本；另一本是英国人写的《野花时节》，是一本精装本，图文并茂，印刷得很精致；第三本是Jackson编的《植物学辞典》；第四本是《植物的故事》。还寄给我一架解剖显微镜。从此，我就开始学习起植物学来。后来自己也买了若干本书读起来，越读越感到有兴趣。”

　　鲁迅的鼓励和帮助带给周建人莫大的力量，此后，周建人一直沿着这条自学之路前行，他在家乡自学了植物学、英语，在北京自学了哲学，在上海期间又自学了德语。不断地阅读学习，不仅丰富了他的知识，而且开拓了他的视野，改变了他的世界观，使他具备了更广阔的胸怀和见识。因而，像妇女解放、民主人权、科学发展等等，那个时代最新的思想和意识，才能在他的心底扎根，并成为他关注的事业。

　　其实，在我们身边从来不缺自学成才的榜样，华罗庚、梁漱溟、叶圣陶、沈从文，这些人和周建人一样，都是只读过小学或中学，但都有所作为，发光发热。他们身上有着共同的特点，不畏难，能坚持，敢创新。

　　唐代杜荀鹤诗云：

　　窗竹影摇书案上，

　　野泉声入砚池中。

　　少年辛苦终事成，

　　莫向光明惰寸功。

　　这是自学者的写意，也是一个忠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自学之路是孤独而清苦的，周建人依靠自己的努力，开创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他在生物学、文学、翻译、哲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作为，而且，还都是开创性的贡献。

　　1934年，由陈望道主编的小品文半月刊《太白》，首先使用了一个新的文体名称“科学小品”，小品的内容主要是介绍一些科学常识。此后，这类科普文章统称为“科学小品”，这个词一直沿用至今。

　　周建人就是科学小品的创始者。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周建人利用他掌握的生物、植物学知识，开始为一些报刊撰写科普文章，传播科学文化。他的科普文章中，有普及自然科学知识的，如《熊猫是怎样的一种动物》《遗传和变异》《谈谈龙和蛟》；更多的是宣传科学思想、科学意识的，如《战争·科学与民主》《论人民应该多说话》《科学信仰与迷信》等。这些小文章属于那种看起来简单，写起来复杂的东西，它要求作者既要有专业知识，又要有精练通俗的文笔。一般来讲，所谓的大家不屑为，而小家又为不了。因而，这些文章一亮相，就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人们把它亲切地称为“科学小品”。

　　当年《自然界》的译作者，老一辈著名科普作家贾祖璋在上世纪80年代回忆说：“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主编《自然界》时，就开辟 趣味科学 栏，专载内容比较生动的生物方面的文章。 趣味科学 可以说是 科学小品 或 科普文章 的原始名称。”

　　在风花雪夜的上海滩，和一些人的无病呻吟大不同，周建人倡导的“科学中国化，中国科学化，社会民主化”思想，带有很强的针对性，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封建遗毒深重的社会。他创作的这些小品文，不论从传播的内容来看，还是从传播的效果来看，似乎和他哥哥鲁迅的杂文一样，也称得上是投枪和匕首，也是启迪大众，蠲除蒙昧的良药。即使放在今天，读起来还是让人耳目一新，充满科学的魅力。

　　周蕖说父亲周建人：“他治学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生物，二是哲学。”

　　哲学是智者的学问，哲学的思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整理周建人的思想路线时，我们发现，从最初的进化论，到后来的人本主义、社会主义，周建人的思想不断地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他在与时俱进。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反对封建意识，追求民主科学一直占据着他思想的核心，尽管他历尽各种政治风波，沉浮于各种思想旋涡，这一点始终未变。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也进入了一个全面反思的阶段，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民族堕入蒙昧？

　　在1978年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叶剑英元帅大声疾呼：四人帮“是封建法西斯分子”，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这个讲话，有意无意间被淹没在纸屑中了，很少提及。其实，仔细瞧瞧叶帅的定性，你会恍然大悟，他在说“四人帮”是“封建法西斯分子”。

　　1980年5月24日，党内元老李维汉对邓小平说：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里反应相当严重，需要彻底清算，否则，很难保证“文化大革命”不再发生。这段话，同样语重心长。

　　邓小平也不含糊。他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讲话的第四部分，着重论述的就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

　　对于中国人来讲，不论何时何地，思想的解放、对民主和科学的追求，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解放思想，是要付出代价的。周建人早年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过人类社会在发展进化过程中自身的进化，可是切中肯綮，入木三分，他认为：

　　人在社会生活中，确于无意之间急进的，好改革的，容易被淘汰；又真勇者难得长寿，道德商人不易致富一类的话，也不是违反事实的。那么，有利于社会的人，有比较不适于生存的倾向是真实存在的。其结果于是成为：因袭的，服从权威的，狡诈的，圆滑的适于生存！

　　中国人做了许多年代专制帝王手下的百姓且不说，又几次的被征服，几次被大杀戮，留存到今日的人自然是最精选的无疑。就智识阶级而论，多数是极稳健，多方面适应的。又许多是极善趋奉和有策略的，还有“东倒吃羊头，西倒吃猪头”的。

　　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脆弱的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这段话套在周建人的身上，颇为合适。此时的周建人已经年过九旬，双眼基本失明，听力也差，手也发抖，几乎写不成什么文章了。

　　但他还是站了出来。

　　他努力用颤抖的手给《北京晚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写文章，主讲反对封建思想，崇尚科学，鼓励要进行思想革命。在他参与的各项活动中，思想解放是他逢会必讲的话题。他还特意请杭州西泠印社的同志帮他刻了几枚印章，上面刻着“爱真理”、“明辨是非”、“解放思想”、“独立思考”。这几枚小小的印章，直到他去世，一直带在身边，形同座右铭。在周建人看来，思想解放是当今中国的头等大事，是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是提振民族精神的关键，这是他的肺腑之言。这一点，他和党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惊人的一致。

　　改革开放初期，各种所谓的特异功能风行一时，周建人对这套封建的把戏很是反感，从不接受，他曾和叶圣陶一起站出来批判耳朵识字的荒谬。他一再交代家人说：“我死了以后，如果科研需要的话，可以解剖，什么都可以给，剩下的东西烧掉就行。”

　　有意思的是，晚年的周建人还惦记着另外一件事，就是重译《共产党宣言》。他一直觉得原来的翻译不准确，他在《译文琐记》一文中说：“第一版时叫《共产党宣言》，但在1882年恩格斯为俄文版写序言时，马克思、恩格斯把它称为《共产主义宣言》。 因此译本应该以马克思、恩格斯自己改过的书名为宜。”

　　重译《共产党宣言》成了他自己给自己定下的任务，没有人督促他，但他却孜孜矻矻，从不懈怠。一有时间，他就拿个放大镜看，看英文版、德文版、中文版，反复对照，在书上密密麻麻写上注释和注解，因为眼睛看不清了，写的字常常混在一起，两笔一行，一塌糊涂，别人既看不清，也看不懂。

　　周建人的女婿顾明远回忆说：“很多地方都是我在帮他整理，一直到他去世之前，他都在看，不断地在写，这本书我还留着，是他一个未竟的事业。”

　　顾明远拿出了周建人的手稿，上面果然写满了各式的语词和标注，这是一位几乎双目失明老人的笔迹，虽然有的字叠床架屋般地摞在一起，有的字迹扭曲变形，但其认真执著之态，仿佛跃然纸上

　　于是乎，在我们的眼前，依稀看到了一位老者，俯身爬在桌前，拿着一个放大镜，吃力地看着、写着，这是周建人留给我印象中的影像，有时，他的形象还会和记忆中的人物混淆在一起，大概就是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共有的形象。消瘦、戴眼镜、俯身、执著地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