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周建人的为人

　　我在查阅周建人的材料时，遇到些困难。

　　周建人长期担任国家领导人，又是名家名人，但是迄今为止，关于他的传记和研究书籍也只有两本，一本是重庆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周建人评传》，另一本是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周建人文选》。这两本书，前一本由周建人家乡绍兴师专的谢德铣先生撰写，后一本是由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宣传部编辑的。至于其他的材料，只是零星散见于一些报刊，翻检出来的，都是周建人讲述别人的故事，没有周建人关于自己经历和事实的陈述，这让人非常可惜。

　　文字不多，图片也不多，我翻阅了一些周建人的图片，发现他总是很严肃地端坐着，表情冷峻，脸上线条很硬，鲜有笑容。不知是他固有的神情，还是编选者的故意。总之，看上去周建人很是孤傲，一种生而俱来的孤傲。

　　追索周建人的性格特点，还必须回到他少年时的家庭。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家庭给予的是基础的底色，长大后，虽会有千变万化，但是一旦风浇雨注，洗去铅华，看到的还是原本的底色。

　　古人讲，人生有三大喜事，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他乡遇故知。同样，还有三件不幸的事：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这三件不幸事，对人的影响都是极大的。

　　不幸的是，周建人赶上了一件。祖父入狱时，周建人5岁，父亲去世时，他8岁，正是需要长辈教导关心的年龄，然而，“无父何怙”？在传统的家庭，父亲是一家之主和主要的经济来源，一旦失去，这个家庭会立即陷入困顿，失去栋梁的房子，除了倒塌，别无选择。

　　好在周家是个大家庭，有亲戚襄助，不至于衣食无着，但是精神和心灵上的负担，就不被外人所知了。再说，那个年代，没有人会想到这种变故对孩子的影响，但是烙印肯定会打在他的心上。

　　接下来的影响很具体，两个哥哥要在外求学，要求他留在家里照顾母亲。接下来，周建人17岁时当了教书先生，开始尝试着自立，要挣钱养活自己，兼顾家庭。一个月后，发了第一笔薪水，周建人把刚领到的8块钱拿回家，交给了母亲。没有人强迫他这样，但是他必须要承担这种责任。

　　学会自立、养家，这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而过早地承担家庭生活的重担，也是一个孩子早熟的标志。

　　周建人给人的印象，是忠厚长者、徇徇儒者，为人平和低调，不事张扬，有长者之风。但每一个人的性格都是多面的，是立体的，远不是表象那么简单。在60岁前，周建人一直在为生活打拼，做编辑、写文章、当教师，挣钱养家。他要做的是证明自己的能力，独立地生活，独立地面对一切挑战。当年他随母赴京，走得很坚决。在京生活的不如意，因为家庭不和，他抛妇弃子，只身离京赴沪，也没有犹豫。解放前，他携妻带女，冒险离开上海到解放区，走得还是很果断。这一切，都显示了他不凡的个性。

　　对于周建人的性格，家人的说法，可能更准确。

　　女儿周蕖评价父亲说：“他的性格很硬。”女婿顾明远说：“他比较倔的，不愿意做的他绝对不做。”

　　顾明远特意提到：他们老两口说干就干，说要做什么事马上就做，不拖拖拉拉。比如，让我去查个什么资料，跟我说的很客气，不着急、不着急。可第二天就问我了，你查了没有？

　　有硬的一面，肯定就有软的一面。周建人与人相处，很在意他人的感受，处处在为别人着想。他常常喜欢和普通的老百姓交往，却很少见到他与官场的人来往。他的记性也特别好，与他交往过的人见面不忘。1957年他曾出访过尼泊尔，这也是他平生唯一一次出国访问，与他同行的有几位年轻演员，许多年后，他还常常提到他们的名字。晚年他曾到访过湖南韶山，在那里交谈过的老乡，他也一直记得他们的名字。

　　在北京他住的是四合院，为了安全，有关部门就在墙上架设了铁丝网，他搬进去后，就让人拆了。因为是平房，自己要烧锅炉，烧锅炉的鼓风机声音很大，有些吵。隔壁的邻居有意见，后来他听说了，就把鼓风机搬到靠近自己房间的一边，搬完以后隔壁邻居好了，却吵了自己。后来北京消声器厂的几个年轻人听说了这事情，就琢磨着搞了个小发明，专门要给他做了个消声器安在锅炉上，但被他拒绝了。为此他还写了一篇小文章，感谢这些年轻人。

　　新中国成立后，周建人往来较多地是叶圣陶、茅盾、杨之华等几位老朋友，他们之间常有走动。他把叶圣陶看作挚友，他说：“这位老同志是我结交的朋友中最好的一位”。周建人怕老友们不便，有事经常是自己主动去看望。友人登门，他也是早早迎候，唯恐失礼。晚年常常有家乡的人来看望他，如扮演孙悟空的六龄童、六小龄童等。在他的朋友圈中，大家没有利益纠葛，都是君子之交。

　　家人说：他不喜欢交往，可能年纪大了，精力也不行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眼睛不好，耳朵也聋，跟人交往很困难，人家说话他听不太清楚，看人他也看不清楚，所以就不愿跟人来往。大多数时间他都是默默地坐着，听听新闻广播，或让秘书读读报纸，或在院子里走走。家人回忆说：很少听到他谈到个人什么事，谈到对某人怎么评价了，没有，很少很少听到这个。

　　1972年，陈毅元帅去世了。周建人很是伤心，他很尊重陈毅。抗战时期，周建人在上海失业了，他想到解放区去，但是他有肺病，行动不甚方便。陈毅得知后，专门派人送来1000块钱，让他养病，劝他说，解放区条件艰苦，不利于养病，还是在上海为好。对于陈毅的义举，周建人一直心怀感激。然而，举行陈毅追悼会的时候，有关部门以为周建人尚在杭州，便没有通知他参加，使他丧失了与元帅最后告别的机会，这让他很是恼火，他一路追问，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直至办公厅的同志当面道歉才罢。为了弥补遗憾之情，他又专门到医院，看望了陈毅的夫人张茜，这才稍安。

　　周建人和嫂子许广平、侄子周海婴早年也有来往。他比许广平大几岁，因此他对许广平直呼其名，周海婴则叫他“三爹”。而他的几个女儿则按照上海人的习惯，管许广平叫“妈妈”。

　　我问顾明远：“在北京，周海婴经常去看他吗？”

　　顾明远回答说：“过年、过节会来的。”

　　我再问：“和周作人的家里有来往吗？”

　　顾明远说：“没有，一直没有来往，子女也不来往。他本来对周作人的一个儿子周丰一挺好的，也有一些来往。周丰一原来在北京图书馆工作，但是，反右时当了右派，他也不再来找他了，也就断了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