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周建人和周恩来之间的友谊

　　周恩来对周建人一向怀有很深的感情，不但把他看成是本家值得敬重的长辈，更把他看作是足可信赖的同志和战友。

　　早在30年代，身在陕北的周恩来在密切注视和关心在上海的鲁迅先生的同时，也关心和注意着周建人的情况。1936年4月，中共中央特派员冯雪峰受周恩来与张闻天的委托到上海看望鲁迅，不久就和周建人住在一起，冯雪峰携带一部无线电台，随时与陕北保持联系，使周恩来及时掌握周氏昆仲的情况。

　　抗战爆发后，上海沦为孤岛，周建人的处境十分困难，但始终坚持民族气节，不为汉奸买办的报刊写文章，同时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与自然科学的翻译工作，与周作人认敌为友的卖国行径形成鲜明对照。周恩来对周建人的爱国举动十分赞赏，在周建人一家的生活处于最困难的时刻，苏北的新四军派人给周建人送去1000元钱。

　　1945年12月30日，周建人与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等在上海联合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周建人加入民进一事，事先得到中共上海党组织的充分支持。1969年3月，周恩来在接见浙江省赴京汇报团时明确指出：“周建人是党员，又是民进，他是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加入共产党的，是党要他去民进的，他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1946年6月23日，上海150多个人民团体发动近十万群众集会，欢送以马叙伦为首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赴南京请愿。会后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作为民进领导之一的周建人始终处在一线指挥的位置，一直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而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则是这场反内战行动的二线指挥。这段时间，周恩来往返奔波于南京与上海之间，不但洞悉时态的发展，而且亲自批准了这场示威游行计划。

　　1948年4月，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里，周建人由他的老战友、老党员艾寒松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按党章规定，入党需要两位党员介绍，入党后须有预备期。但周建人入党时只有一位党员介绍，也无预备期。这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根据党对周建人的了解与信任，经毛泽东、周恩来同意，由中共中央特批的。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为有利于在国统区的活动和斗争，周建人一直没有公开过自己的党员身份，连他的妻子与女儿也不知道。

　　1948年10月15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周建人一家由艾寒松夫妇陪同，悄然离开上海，乘船北上到达天津，然后，又转辗到了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受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干部和解放区军民的热烈欢迎。1949年元旦，中共中央在西柏坡设宴，招待来到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周建人偕夫人应邀出席，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热烈握手，互致问候。3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进入北平，周建人与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一起，到西苑机场热烈欢迎。同年6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周建人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首席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9月21日，又以中国民主促进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人民政府的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于10月1日应邀参加了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周建人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高教部副部长、浙江省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与周恩来有了更多的接触。

　　1956年1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周建人作为党内杰出的科学家对此深表赞同。

　　同年9月，周恩来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里指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的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卫生部门应协同有关方面对于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周建人非常赞同总理的这一主张。在1957年3月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周建人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详细阐述了计划生育的好处。此外，他还在其他一系列的文章中大力宣传他的这一观点。

　　这一年，周建人还以浙江省人民代表的身份和另外几位代表到绍兴视察文物保护工作，当他看到周恩来祖居“百岁堂”成为危房时，立即领街提议整修百岁堂。1960年，省里拨来专款，修好了台门斗和大厅。后来，周恩来知道了这件事，说不能为个人的事情花国家的钱，还特地派人来查询，但当周恩来知道这是周建人提议整修的，只好表示：既然修了，就应该把它利用起来。

　　1958年10月，经周恩来推荐，毛泽东亲自提名周建人出任浙江省省长。此后，每逢总理陪外宾来杭，总是由周建人陪同参观游览，前后达13年之久。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杭州部分中学生中的红卫兵扬言要砸烂灵隐寺，灵隐寺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古刹，已有1600多年历史，其云林禅寺重檐三叠，是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杰出成就。周建人接到文物部门报告有人要冲进灵隐，毁掉寺庙与石刻时，立即向周恩来报告，省军管会得到总理要保护好灵隐寺的明确指示后，立即组织浙大学生和杭州钢铁厂工人联合守卫（后来采取“封闭”措施）使这一千年古寺幸免于难。

　　1966年冬，周建人突患眼出血，极需休养，而杭城风雷激荡已不适宜养病，周恩来知道后，立即指示把周建人接往北京居住。

　　1968年3月，浙江省革委会成立，经周恩来提名，周建人被结合到浙江省革委会任副主任，在任职期间，周建人利用他的影响阻止了造反派对绍兴大禹陵和东湖风景区的毁灭性破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他独特的作用。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急剧发展，接踵而来的无数事实使周建人越来越不理解，他努力反思，有许多夜晚睡不着觉，饭量也越来越少，他多次写信给周恩来，倾吐内心的不安和痛苦。1970年秋，他再次提出回北京的请求，终于得到周恩来的批准。1973年1月，周建人一家离开浙江，迁居北京护国寺23号，专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周建人比周恩大10岁，在周恩来的心目中，周建人一直是他本家的长辈。据原周建人办公室主任冯仰澄回忆，1969年，周恩来曾当面对周建人说：建老，我家谱查过哉，论辈份，我要叫你阿叔……。周建人忙说，您是总理，不敢当。

　　周建人对周恩来十分信赖，每逢大事，需要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报告，周建人总是通过总理转告。

　　1976年1月6日，周恩来不幸去世，周建人获悉这一噩耗时，不顾八八高龄，身体有病，坚持前往北京医院参加告别仪式，当他站在灵床前，面对骨瘦如柴的周恩来时，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掏出手帕痛哭起来。包括笔者在内的全国亿万电视观众都目睹了这一揪人心肺的场面，这和江青公然在总理遗体前傲立不脱帽子的丑态形成强烈的对照。

　　1984年7月29日，96岁的周建人与世长辞，周恩来夫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邓颖超大姐和国家主席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一起亲自到八宝山向建老的遗体告别并敬献了花圈，与总理一样，周建人的骨灰全部撒在祖国的江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