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周建人与毛泽东的交往

　　周建人对毛泽东心仪已久，神交已久，而毛泽东也早听周恩来、冯雪峰等人介绍过这位鲁迅的胞弟。但两人的第一次见面交谈，却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

　　1949年元旦，周建人在解放区度过了第一个新年，就在这天夜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设宴，招待来自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头面人物。周建人偕夫人王蕴如应邀出席，当介绍到“这位就是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先生”时，毛泽东高兴地和他热烈握手，对他突破重重封锁前来解放区工作表示热烈欢迎。这次见面时间虽不长，但毛泽东那宽广的胸怀，尊老重贤的态度以及朴素的穿着，给周建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初拟安排周建人担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但当他了解到周建人熟悉出版工作后，决定任命他为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协助胡愈之署长主持新中国的出版事业。周建人对毛的这一安排十分满意，在写给表弟郦辛农的信中表示“中央委我的责任是重大的”。

　　1950年6月，周建人出席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他和毛泽东一起在保卫世界和平宣言上签了名。历史为我们留下了两人站在一起签名的珍贵镜头。

　　1951年2月，经毛泽东同意，周建人兼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为谭震林）。

　　1954年9月，周建人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上，他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发表了许多切实中肯的意见，得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高层的赞赏。12月，他出席了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并被选为常务委员。从此以后，周建人参加了中共所领导的各项重大的政治活动。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1954年10月，国务院任命周建人为高教育副部长。他为努力改进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致力于培养大学生的勤奋学风和踏实的科学态度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当时有一股风：农业大学要统统办到乡下去。周建人经过调查研究以后，认为还是建立在交通方便、文化集中、信息灵通的地方适宜，在他的坚持下，北京农业大学终于留在了京郊，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选择是正确的。在他担任中央出版总署副署长时，专门邀请绍兴专员马青到他家作客，就绍兴如何利用鉴湖发展酿造业，利用湖面发展多种经营的问题，谈了他的许多很好的设想。在他兼任浙江省政府副主席时，特别重视我国民间传统工艺产品的开发与研究。浙江龙泉青瓷的恢复和重放异彩，就是和他的全力抢救分不开的。

　　1957年反右斗争时，浙江省省长沙文汉成为“右派”，不宜再担任领导，经毛泽东提名，中央拟提名周建人为浙江省省长。周建人闻讯后，以自己是一介书生，不懂政治，请辞再三，但毛泽东一再坚持，作为党员的他，只好服从中央的安排。时值反右斗争结束，“三面红旗”席卷全国，共产风、浮夸风泛滥之时，到了60年代初，更是天灾人祸不断，许多人怕挨整不敢站出来讲话，也不敢大胆工作。而周建人却说：“一个国家干部做工作，心里要有党，有人民，不计较个人得失，工作才做得好”。他清廉严明，办事公道，平易近人。数次为老百姓纠正冤假错案，关键时刻，曾直接上书毛主席，要求采取切实措施，阻止侵犯人权的事不断发生。毛泽东每次来杭接见外宾时，总要周建人陪同。对毛泽东在杭州的一举一动，党内有人非常关注，曾秘密在毛的房间里安装窃听器监听，周建人知道后，立即向中央举报，受到中央的表扬。

　　周建人是生物学家、科普作家，又是翻译家和鲁迅研究专家。他是我国最早翻译达尔文《物种起源》的人，参加过《辞源》的修订工作，又编译出版过《新哲学辞典》。毛泽东对周建人的才学十分赏识，认为象周建人这样既懂自然科学又懂社会科学的领导在中共党内并不多见。尤其是周建人写的哲学笔记，很受毛泽东的喜欢，每次见面，毛泽东总是说：建老，你的哲学文章写得很不错呀，以后要多写这样的文章。而周建人对毛泽东思想也深有研究，曾经担任过民进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委员会的副主任，发表过不少学习毛选的心得体会。周建人对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想的热爱在文革中到达了无限崇拜乃至迷信的程度。在和浙江同志的谈话中，一再强调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要紧跟紧跟再紧跟，以致于犯了一些不可避免的时代性错误，正如柯灵先生所言：乔峰老人身上没有复杂的政治细胞，他对党非常驯顺，因此个人迷信对他的影响特别深。一位长期参与党内高层领导的同志谈到：原以为请一位文化素养高的知名人士主持本籍省政是适宜的，结果却反而造成乔峰老人和党的距离。这位老领导概乎言之：“他太单纯了。”而蕴如夫人则说：“他是个好党员，党员都要像他，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