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解放前长期从事生物学的研究和编辑工作，也介绍过达尔文的学说和写些科普读物。所以近来有些同志总想让我谈谈当时学科学的情况。

　　我家弟兄三人，因老大老二都到外面念书去了，我只好留在家里照顾年老的母亲。但是，学习却是我的强烈愿望，没有机会读大学，只好自己学习。那时鲁迅在日本，鼓励我自学植物学。因为他说，学习别的科学，都需要一定的实验设备，自学是比较困难的。但植物随处都有，可以自己采集标本，进行分类研究。他先后寄给我四本书：一本是德国Strusborger等四人合著的《植物学》，这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第一本植物学，他寄给我的是英译本；另一本是英国人（著者名字已忘了）写的《野花时节》，是一本精装本，图文并茂，印刷得很精致；第三本是Jackson编的《植物学辞典》；第四本是《植物的故事》。还寄给我一架解剖显微镜。从此，我就开始学习起植物学来。后来自己也买了若干本书读起来，越读越感到有兴趣。记得《植物学》书上开卷不远有一个图，印着六种细菌，有圆形的，有长形的。注明是人口腔中带有的细菌，但不是病菌，是没有害处的。我于是就用清水漱口刷牙，然后用牙签从牙缝中刮了点东西放在玻璃片上，放到显微镜下去观察，发现有同样的六种细菌。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德国人口腔中有的细菌，中国人口腔中也会有，于是更引起我学习生物学的兴趣。

　　以后，我又读达尔文的著作，看到他的自传。他在自传中说，小时候，他的老师和父亲都认为他是一个很平庸的孩子，远在普通的智力水平以下。但是他说，他有强烈的和多样的兴趣，非常热爱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并且喜欢去理解任何复杂问题和事物。也就是说，他的智力并不出众，但他有自己的爱好，并且有毅力。他小时候就喜欢生物，收集标本。有一次，他剥开一块老树皮，发现了两只罕见的甲虫。他一只手捉住一个，正在这时候忽然又发现了第三只新种类的甲虫。他不忍把它放走，于是把右手里的那只砰的一下放入嘴中。但那只甲虫排出了一种极辛辣的液体，烧痛了他的舌头，他不得不把甲虫吐出来，第三只甲虫也没有来得及捉到。他大学毕业以后，也就是在他二十二岁时，就参加了贝格尔号舰的环球航行。用了将近五年的时间周游了世界各洲，收集了许多化石标本，为他以后许多科学论文和名著《物种起源》准备了充足的材料。为了研究和写作，他离开了繁华的伦敦，搬到一个叫唐恩的乡村居住，直到他逝世。他在自传最后写道：“作为一个科学家来说，我的成功，不管有多大，我认为是决定于我的复杂的和种种不同的精神能力和精神状态的。关于这些智力，最主要的是：爱科学——在长期思索任何问题上的无限耐心——在观察和搜集事实上的勤勉——相当的发明能力和常识。凭着这点平庸的能力，我竟会在某些重要之点上相当地影响了科学家们的信仰。”达尔文死于1882年4月19日，终年七十三岁。他在临终的前夜，似乎看到了死期的来临，他对子女说，“我一点也不怕死。”他觉得把一生献给了科学，能做的事都做了，死无憾事。

　　达尔文对科学的伟大贡献，他的学说和他谦虚朴实的自传，都深深地感动了我，这就是我早年为什么学起生物学来的一个原因。

　　学习科学是为了揭开自然界的奥秘，使科学造福于人类。达尔文的进化论曾经是科学史上的一次革命，极大地推动了19世纪科学的发展。马克思高度评价达尔文的学说，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上指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包含我们的理论的自然科学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出版以后，曾寄给达尔文一部。达尔文在写给马克思的回信中说，这部书我一定要读，我们工作的性质不同，但目的是一个，都是为了人类的幸福（记得大意如此，可惜手头没有找到原文）。

　　有些青年人问我：“你搞自然科学的，你在解放前怎么还翻译了马列主义的著作？”上面的一段话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搞自然科学和搞马列主义目的是相同的。

　　在当时的社会，许多知识分子都感到要使中国富强起来，就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可是，社会本身有许多病症，总觉得还没有找出来。因此我就想，学自然科学的人，也得关心社会科学。1919年我到北京来，就曾经到北大去旁听哲学和社会学，听胡适讲欧洲哲学史，讲杜威。听了一学期，总觉得离中国的问题很远，就不想再听下去了。但并非对哲学、社会学没有兴趣了，相反，我的兴趣更浓了。后来到上海进了商务印书馆，当一名生物学编辑。在那里，我认识了沈雁冰、杨贤江等共产党人，以后不久又认识了瞿秋白、侯绍裘等革命同志。和他们的接触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特别是秋白，学识渊博，他常对我说，要看马列的书。于是我就读起马列的书来，并且从中找到了可以造福于人类的革命真理。这就是一个科学工作者信仰马列主义的过程。

　　今年我已经九十四岁了，记忆力已不好。过去事情的细节已记不很清楚。总的轮廓就是上面说的那些，把它告诉青年们。并且应当说，我的能力很薄弱，工作做得很少，但我已完成了历史赋予我的使命。今天，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号召我们团结起来，为把我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我仍将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但所能做的工作更少了。今后的使命落在现在青年的身上。希望青年们能像达尔文从事科学那样，富有探究真理的精神能力和精神状态。这样，不管各人的能力有大小，总会做出造福于人类的成绩来。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青年前途是光明的，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82年4月

　　摘自《花鸟虫鱼及其他》，周建人科学小品选，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