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共产党走”是爷爷奋斗一生得出的结论，是发自心灵的声音。他不是共产党员，在追求真理和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虽然某个时期在某个问题上的认识与共产党有所不同，但他始终与共产党人保持着联系，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知心朋友。爷爷的信仰诚如他自己所言“言行要利于社会，依己之所信而行，得祸也在所不计”。在早年，爷爷就是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在北大的朋友，他们一起领导了著名的“索薪”运动，并且流血奋斗在一起。他曾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李大钊和陈独秀躲过反动军警的逮捕。在李大钊这位杰出的共产党领袖牺牲后，他洒泪写下 “唯物史观论较新，李君物望冠人伦；纵教柴市成仁去，无限青年从理真”的著名诗篇。“四一二”政变后，他利用自己在政界的影响，营救了不少共产党员。“西安事变”前后，为了阻止对红军的围剿，打破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他受共产党人的委托两次入川劝说四川军阀刘湘采取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立场，减少了川军对红军和张学良部队的威胁。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相继发生，爷爷贫病交迫，困居上海，更名邹华孙，明志做中华子孙，决不为日本人做事，决不当汉奸，坚决拒绝了日本人通过陈公博（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等对他进行的高官利诱。爷爷接受抗战胜利以后共产党在两种命运决战中的主张，和王绍鏊（中共地下党员）及其他一批民主人士一起团结了上海的文化教育界、新闻出版界的爱国民主力量，组成了拥护共产党政治主张的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1948年，中共发表“五一口号”，建议召开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以加速推翻南京卖国独裁统治，实现人民民主联合政府。爷爷立即撰文，兴奋地欢呼“太阳就要出来了”，“我们的全面胜利快到面前了，我们该准备我们的新中国和世界见面了”。他和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立即通电响应，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投入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洪流中，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重大的贡献。

　　在艰苦的斗争中，爷爷与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与中国共产党做到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中国共产党同样视他为知心的朋友，给予他力量与关怀，给予他信任与支持。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推选马叙伦、阎宝航、包达三等同志为上海人民代表，另有两名学生代表去南京呼吁和平。当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国民党派遣的特务暴徒大打出手，爷爷等多位代表身负重伤，躺倒在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深夜赶到医院慰问。周恩来久久停留在爷爷的病床前了解伤情，神情严肃地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爷爷深受感动并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不久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从延安致电慰问。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等也纷纷发表社论、文章，强烈抗议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并慰问受伤代表。通过这一事件，更加坚定了爷爷及各界人士团结一致加强斗争的决心。1946年7月，国民党当局相继杀害了李公朴和闻一多。一时间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爱国民主力量的迫害。根据斗争需要，爷爷由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到了香港。临去香港前，他诗赠我的爸爸马龙章（幼子），示意其要到工农中，到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去。诗云：爝火偏争赤日明，鸺鶹当昼似妖声。每闻盗跖谈仁义，为学夷吾止甲兵。万里磷燃疑纵火，千家巷哭欲崩城。逃秦只是书生事，大业终期在耦耕。

　　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为及早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8年8月起，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爷爷与沈钧儒、李济深、郭沫若、茅盾夫妇、陈其尤、许广平母子等民主人士陆续秘密进入东北解放区后协商开展筹备工作。爷爷曾指示我的二伯父马克强（长子），要求他利用在国民政府财政部供职的便利，截下一批未运到台湾的钱币，交给新中国。北上后，他又指示二伯父将分散在美国、缅甸、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其他子女全部召回，准备参加新中国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