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上大学！”这是1978年里最令人激动的事情。

　　 初春，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迈进大学校园。
 
　　季夏，全国590万青年又激动地走上考场。
 
　　深秋，我梦寐以求但曾是绝望了的“大学梦”竟然变成了现实！
 
　　“上大学”，这是我自读书起就立下的一个志向。
 
　　听母亲讲，还是咿呀学语的我，就很喜欢“读书”，时常一个人坐在小凳上拿着书像大人那样煞有介事地“念”过不停。稍长，每当哥姐去学校，我都会跟在他们屁股后面闹着也要去读书，刚过6岁，母亲被缠得没了办法，只好带我去学校试试，但报名的老师説还没到入学年龄，不给报，我当时就哭了起来，母亲只好连哄带拉地把我弄回家。到家时，正好盛满水的大木盆放在门边，我一气之下便跳进盆里，溅了母亲一身的水，引得路人捧腹大笑，事后母亲和哥姐还不时拿此事取笑于我。
 
　　读书后，我在小学和初中都曾担任班里的学习委员，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老师们经常表扬我，甚至在讲课时也常以我为例。每到期末，我都会从学校里拿回这样那样的奖状，同学们羡慕我，母亲夸奖我，我也暗地里把考上大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但是，从上世纪60年代起，“唯成分论” 开始出现并在社会中流行。凡那个年代的人都不会忘记，当时个人履历表格中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栏目，即“家庭成分”。那时，读书、参加工作都得讲“个人出身”，看“家庭成分”，不管干什么都要经过严厉的“政审”（即“政治审查”），这是影响着一个人发展前途的最重要因素。我的“家庭成分”是“小商”，这原本不算是太高的成分，最多也就与农村里的“中农”相当，就按那个年代的説法，也应该属于“团结”的对象。但在当时有的人眼里，它很可能就成了一个问题，我初中毕业正是因此而未能进入高中。
 
　　1964年“中考”后的那个夏天，我成天把自己关在家里，害怕看到老师和同学，出门上街都低着头。每当家里只有我一人时，我就会情不自禁地看着墙上的奖状发呆。母亲和哥姐尽力开导我，他们有意与我玩笑，但都很难让我开心，母亲常常为此落泪。当年底，我便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离开南充市，到苍溪县一个偏远的大山里当上了“新型农民”。即便如此，我还是把各种词典和课本，连同我上学时所获得的全部奖状都带到了农村，心仍存着一丝上学读书的希望。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不久亦停课闹革命。其后，大山里开始躁动起来，我“上学读书”的想法在震天响的革命口号声中也随之淡出。1972年，全国大中专学校开始实行“群众推荐”的招生制度，它又曾一度激起我上学的欲望。然而，尽管我在农村表现不错，但由于既不是工人家庭出身，又非“贫下中农”子弟，更无“后门”可开，自然与读书无缘。当年底，渡口煤炭指挥部（即现在的攀枝花煤炭矿务局）到苍溪招收工人，我便随招工的师傅到矿山成了一名井下采煤工。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动乱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由于“文革”开始的当年全国就停止了高考，虽然1972年后有一部分“工农兵”上了大学，但人数并不多，这就造成了“文革”后中国人才的匮乏，尤其像我们这种地处大山的煤矿子弟校更是教师奇缺。我虽然也只是个初中毕业生，但在矿工中还算是个能写会画之人，于是被调到子弟校教书。
 
　　1977年初，我国面临的是一个政治僵化、经济解体、教育断层的百废待兴局面。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此次会议以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为全面改革的突破口，变“文革”中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招生办法为“文革”前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放宽了年龄和职业要求，并决定在当年底就举行“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大学招生制度改革，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教育事业最重要的一次事件，它震动了整个教育界，牵动着亿万家庭，在我们矿山青年中也引起强烈反响。
 
　　12月，我们子弟校的两名教师同全国570万考生一起满怀热情走进了他们离别多年的考场。这时的我，与全国许许多多被耽误了的青年一样又看到读书的希望。但在当时，招生学校对于考生仍然要进行“政治审查”，而且“左”的思想并未消除，我仍然顾虑重重，加之复习准备得也不充分，所以当年没有报考。
 
　　1978年4月，振奋人心的消息不断传来，它使我参加高考的信心倍增。
 
　　6日，《人民日报》报道，教育部决定当年高考在上一年各省命题的基础上，由全国统一命题，夏季再次招生。为了指导各类考生复习应考，教育部还组织编写了《一九七八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复习大纲》。“通知”要求，“各单位根据生产、工作情况，为考生创造必要的条件，积极热情地组织和支持考生进行复习”。
 
　　20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搞好复习，迎接一九七八年高考”的短评。文章针对当时出现的问题，要求各级领导“要注意听取广大青年的意见和要求，给他们一定的时间复习功课，统筹安排好他们的工作、生产、复习和休息，提醒他们注意劳逸结合。对青年的复习问题不理不问，漠然置之是不对的。冷嘲热讽、甚至采取各种不正当的手段阻拦考生复习功课，更是不对的。”
 
　　几天后，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现在离高考的时间不远了，你有啥打算？”
 
　　我笑了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当时，我们校正缺师资，而且已有两位教师刚离开学校进入大学。我担心校领导会对我参加高考有意见，因此从未公开过我的想法。其实，他们对于我的经历和我正在复习备考的情况早已是心知肚明。
 
　　“你别不好意思，我们知道你已经准备多时了”，校长笑着説。
 
　　“校长，我……”
 
　　“你听我説”，他用手势打断了我的声明，“参加高考是件好事，中央也一再要求各单位应支持青年报考，这是国家的政策，目前我们学校虽然缺少教师，但国家更需人才，你如能上大学，也是我们学校的光荣啊”。
 
　　“谢谢校长！”我开始激动起来。
 
　　“你放心复习吧，有啥困难尽管説”。
 
　　“谢谢！没啥困难，我决不会耽误教学”，我感动得不知説甚么好。
 
　　此后，学校的一些杂事再也没有通知我去做了。
 
　　26日，《人民日报》又披露了春季录取中的“竺稼事件”，并配发评论员文章——《高考政审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政策》。
 
　　竺稼，原河南郑州二中的一名15岁考生，他原被西安外语学院录取，因其祖父在20多年前被镇压，他开学去学院报到时却被退回。竺稼认为这不符合党的政策，遂写信给教育部，要求帮助解决，后经过调查，最后被收入郑州大学外语系学习。
 
　　关于“政审”问题，小平同志早在1977年9月19日与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时就曾指出：高考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此次评论员文章再次强调：高考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这是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但“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没有肃清，有些单位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仍然是心有余悸，没有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父母的历史问题不应影响子女和家属的指示。他们对考生的政治审查，不是主要看考生本人的政治表现，而是主要看家庭、看亲属的政治历史问题；他们不去认真调查分析这些人和事对考生本人有无联系和影响，就武断地作出不能入学的结论，这种片面的、不负责任的做法，是极端有害的，严重干扰了党的政策的落实”，“应当引起各级党委的重视”。
 
　　“高考政审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政策”，进一步摈弃了出身、血统、关系、户口等不公平因素而采取能力、学识、自身素质等考生的个人因素，重塑了社会的公正，因此它受到广大考生和家长的衷心拥护，也坚定了我当年报考大学的决心。
 
　　27日，《人民日报》再次带来喜讯，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和增设55所普通高等院校。
 
　　国家为了广延人才，当年考生的年龄仍然放宽到30岁，并取消了其他限制。当时还有一项特殊规定，即大龄青年，工龄到一定年限的可以带工资读书。我正好符合这项规定的条件，这一政策解除了像我这样的大龄青年，特别是那些已经结婚生子、拖家带口的莘莘学子的后顾之忧。这年，我刚好30岁，这是我苦盼了十多年很可能也就是最后一次读书的机会。我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以最快的时间自学完高中的相关课程，参加夏天的高考。
 
　　那时，我和矿里的几位“老三届”大龄青年欢欣鼓舞，互相鼓励。由于复习资料太少，大家下班后就聚在一起集体学习。为学习地理，我从学校借来一个地球仪，寝室的墙上也挂满各种地图。历史年代不好记，我们便编成“顺口溜”。星期天，我们或相互问答，或共同商讨数学难题。那时我人年轻，精力旺盛，晚上常常半夜入睡，有时甚至是通宵达旦。
 
　　7月20日，这是当年全国统一高考的时间。
 
　　当时，渡口煤炭指挥部的高考考场设在指挥部所在地陶家渡的一所学校里，那离我所在的大宝鼎矿的驻地还有几十里路程。为了不影响考试，我们在19日下午就到了指挥部招待所里住宿，这里到考场只需走十多分钟。高考期间，我们每天很早起床，都想趁考前再记几个概念或数学公式。中午为了不影响下午的考试，大家就在考场附近的饭馆里胡乱吃点东西，尽量多挤出时间再看看书。当三天的考试结束回到矿里时，我们早已是筋疲力尽。
 
　　这次高考，我各科均及格且总分超出建档线60多分。国家为了保证学校对教师的需求，当年规定在填报志愿时，属学校教师的考生只能报考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