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62年的历程是一部我们引以自豪的历史。这是因为，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振兴的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史诗，而民进会史则是这一宏大史诗中的一个篇章。其次，我们的前辈们带领着广大会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阶段，都准确地把握了历史的规律，顺应时代的发展，披肝沥胆，竭忠尽智，为中华民族做了很多好事，中共中央和全社会都给我们以很高评价，我们也为此而备感自豪。回顾历史，我们重温民进前辈们坚实的足迹，会使我们自励自强，把我会光荣传统接过来，传下去。

                                             ——《加强会史教育 发扬优良传统》（许嘉璐•1999年）

    一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立

    中国民主促进会于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当时有会员40多人，在成立大会签到名单上签到的有26人（其中一人为代签）。

    民进的成立，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马叙伦所联系的上海文化界人士，另一部分是王绍鏊所联系的上海工商界人士。这两部分人在敌伪的统治下，与中国共产党人一起，坚持抗日救亡斗争；抗战胜利后，又积极投入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爱国民主运动。

    马叙伦等一部分人经常在联华银行（现西藏南路26号）聚会座谈，共商国是。王绍鏊等一部分人每星期一次在北京西路广和居饭馆楼上集会座谈，分析形势，揭露国民党当局的腐败。经由谢仁冰的牵线，这两部分人联合在一起，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这个组织是以促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为宗旨，因而取名“中国民主促进会”。

    民进成立后参与的第一个大的活动是发起和组织了“六•二三”上海人民反内战大会（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的这次反内战、要和平的民主运动，是由民进、民建及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组织组织发起的，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局的领导下进行的。6月23日，“上海人民反内战和平请愿团”到南京请愿，马叙伦任团长，雷洁琼为八人请愿团成员之一并在大会上讲了话。请愿团到达南京的下关车站，遭到国民党军政当局组织指使的暴徒的殴打而受伤，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南京下关事件”。

    “六•二三”下关事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教育了人民群众，也教育了民进的成员，打破了他们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因而，“六•二三”下关事件后，民进组织和成员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民进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在“六•二三”反内战和下关事件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场斗争增强了民进组织和成员的斗志和决心，民进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截至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全国有民进会员100人左右。

    二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长

    民进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50年）

    民进“一大”召开时，全国有会员150多人（其中上海100人，广州40人）。

    1949年前民进组织先后召开了五次会员大会，随着会员人数的增加，上海、香港、广州、北京都有成员，按原《会章》的规定召开全体会员大会已不适时宜，决定以全国代表大会代替全体会员大会。

    1950年4月15日，民进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有43人。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第三届中央理事会。（之前曾通过会员大会产生过两届理事会）

    “一大”总结了民进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工作和经验，明确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民进的地位、任务和作用。

    原《章程》中规定了民进“在民主政权完成后，通过大会宣布结束”，所以这次大会首先讨论了要不要结束的问题。当时救国会已宣告解散，中共中央知道后，认为民主党派不要解散为好。周总理说，中国不同于别国，许多党派同时存在，可以一起努力把国家建设好。当时，会内有一些同志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已经实现，民进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可以解散了。会议经过讨论，通过决议，民进继续存在。“一大”之后，民进参加了国家开展的三大运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以及思想改造运动。

    第三届理事会由25名理事、8名候补理事组成，马叙伦为中央理事会主席，王绍鏊为副主席，许广平为中央理事会秘书长。

    民进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

    民进“二大”召开时，全国会员人数为2816人。有6个分会和7个分会筹委会，300多个基层组织。出席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有正式代表216人，列席56人。

    1956年“三大改造”（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同年8月，民进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二大”检查和总结了过去六年的工作，提出了“一切为了社会主义，更多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任务。

    1956年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毛泽东说，“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

    “二大”是一次充分发扬民主的大会，是动员全会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大会。会后按照发展与巩固相结合的方针，建立了一些新的地方组织，吸收了一批新会员。

    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由62名中央委员和28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马叙伦当选为民进中央主席，王绍鏊等5人为副主席。

    民进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58年）

    民进“三大”召开时，全国会员人数为7449人。

    会议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召开的：1957年7月，民进会员人数已达到8389人。但是在1957年开展的“反右”斗争中，全国受牵连的民进会员有1100多人（占全会总人数八分之一），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933人（占全会总数的12%），有800多人被开除出会，加上之后停止吸收会员、自然减员，到“三大”时，会员总数减至7449人。这是民进组织遭遇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1957年全国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使民主党派被戴上“资产阶级政党”的帽子。一大批民主党派人士被错划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悲剧。

    1958年8月，民进中央常委会决定于1958年11月提前召开民进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出席大会的代表有313人，其中正式代表235人。

    受到当时形势的影响，会议“总结了反右斗争的收获和经验教训”，“讨论和决定了今后根本改造规划”，改选了中央领导机构。

    在当时“左”的思潮的影响下，这次大会“确认”了民进“绝大多数成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

    大会要求民进成员进行思想改造，强调各级组织和个人都要制订改造规划。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76名中央委员、29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第五届中央委员会。马叙伦为中央主席。

    1957年7月“反右”后至1966年7月“文革”动乱前的九年时间里，民进基本上停止了发展成员，民进会员人数由8389人减至7245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彪、江青等疯狂破坏党的统一战线，摧残各民主党派，残酷迫害民进会员，使会中央和地方组织工作中断，不少地方组织被砸，办公地点被占，档案丢失，专职干部离散或被迫到干校劳动，造成一次空前的大灾难。

    “文革”中，民主党派成员，包括民进很多成员遭到了残酷迫害，这是民进组织遭遇的第二次重大挫折。

    各民主党派在“文革”十年时间里停止了组织发展，加上1957年“反右斗争”到文革前的九年，实际上民主党派有十九年没有发展新成员。

    民进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79年）

    民进“四大”召开时，全国会员人数为6483人。

    当时，全国会员平均年龄很高，达到61岁。

    1976年10月，十年“文革”结束。1979年10月11日，民进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是在距“三大”二十一年之后召开的。这期间我们国家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民进组织也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民进成员在新形势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积极性高涨，民进“四大”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召开的。

    大会提出，团结全体民进会员，协助党和政府落实政策，调动会员积极性，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会议后，民进进入恢复时期，主要做了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