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凌晨三时三十七分，我们长期共事的老战友徐伯昕同志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民进同志无不感到万分悲痛。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党员，出版界失去了一个杰出的老前辈，爱国统一战线失去了一个忠诚的战士，中国民主促进会失去了一个卓越的领导人，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伯昕同志是我国革命文化出版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早在抗日战争以前，他同邹韬奋同志一起创办生活书店，负责书店的经营管理，是韬奋的亲密战友，为发行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想，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国民党统治区，伯昕同志长期以书店“老板"的公开身份，团结文化出版界的知识分子，进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一九四五年，他被选为中国人民救国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和民主建国会监事，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一九四三年，他从内地秘密回到上海。日本投降后，为实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与郑振铎等同志创办《民主》周刊，并与在上海的进步知识分子紧密联系，共同战斗，推动他们在《民主》、《周报》等革命刊物上发表文章，反对内战独裁，鼓吹民主和平。后来伯昕同志又与马叙伦、王绍鏊等同志一起筹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成为民进的创始人之一。
一九四七年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全面内战，在上海实行自色恐怖，解散社会人民团体，迫害爱国民主人士。同年七月，伯昕同志奉命将生活书店的中心转移到香港，并在香港参加筹建三联书店(读书，、新知、生活书店)总管理处，被选为总经理。同时与去港的民进同志一起筹建民进港九分会，继续进行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斗争。马叙伦、王绍鏊离开香港后，由伯昕同意具体负责港九分会的领导工作，直到他前来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伯昕同志从香港来到北京，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并以民进代表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其后连任历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至六届常务委员、二届二次会议后兼任副秘书长，还当选为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建国初期，伯昕同志担任出版总署办公厅副主任、发行局局长兼新华书店总经理等职，为发展新中国的文化出版事业辛勤工作。同时，又兼顾人民政协和民进的工作。以后，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全国政协和民进的工作上，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活跃人民政协和民进的工作，呕心沥血，奋斗不懈。
伯昕同志是党的统一战线的忠诚战士。他常常勉励民进同志要学习周恩来同志那种广阔胸怀、远大眼光、革命气魄，以及平等待人、严于律己和善于团结同志的高贵品德和优良作风，做好统战工作。他自己就是以周恩来同志为榜样努力去实践的。
民主党派恢复活动以后，伯昕同志担任民进中央的常务副主席，主持民进中央的日常工作。我们长期与伯昕同志的交往接触中，深深感到他具有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他身上有很多优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尤其是下面几点，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伯昕同志能够正确地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的精神，坚定地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及时传达党中央的有关指示，沟通情况，使民进的工作在集体领导下，能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前进，不断开创新局面。他思想解放，头脑冷静，考虑问题深谋远虑，果断敢干，富于创新精神。他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近几年来他亲自抓民进的工作计划，强调民主党派要扎扎实实地做些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好事，要少而精，讲求实效。回想一九七九年初，民主党派恢复活动不久，当时统一战线在十年动乱期间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搞得七零八落，民主党派成员的心曲灵受到严重创伤，思想认识比较混乱，民主党派面临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是年三月，伯昕同志主持召开了民进全国工作座谈会，并作了重要的讲话。他指出新时期民进的工作重点，应转移到为四化建设服务上来，政治思想工作要结合业务实践，开展各种专业性活动。他提出“胸怀四化，思想领先，深入实际，昂首向前”四句话作为那时候的工作方针，要求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团结起来向前看，善于学习，勤于思考，敢于探索，勇于创新，阔步前进。他的这次讲话，对推进民进工作有很大指导意义。一九八零年，伯昕同志提出要抓两件大事，一是对教育工作献计献策，二是开全国性的经验交流会，这两件事对调动会员群众的积极性，促进各地民进组织工作的进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九八一年，伯昕同志又提出要对文化出版工作献计献策，并主张要发挥民进的优势，组织一些特级教师、专家、学者到西北去讲学交流经验，帮助教育落后的边远地方的中小学教师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同样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现在看来，这实际就是智力支边的前奏。一九八二年，他又积极推动和支持民进各地方组织广开学路，多方办学。他一向主张在新时期做民主党派工作要一心为四化，大胆设想，大胆工作，做到三个坚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要善于抓问题，抓建议，抓典型，抓成果，还要强调进行调查研究，强调总结经验，强调有始有终，强调当无名英雄，强调团结协商。他还亲自起草民进工作的五年规划。伯昕同志就是这样把党的优良传统，联系民进实际，提出了一整套的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的主张。他的求实创新精神，使民进同志很受启发教育。他批阅文件，从不只画圈圈，而是用蝇头小楷，写得密密麻麻，作出具体的指示，还经常检查工作的落实情况，这种工作细心一丝不苟的精神，给大家作出了表率。可以说，民进工作能够不断开创新局面，伯昕同志确是倾注了全部心血的。
第二，伯昕同志十分关心知识分子和广大中小学教师的疾苦。在近几年的历次会议讲话和日常工作中，他总是强调要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作为民进的-项重要任务来抓紧抓好。一九八O年初，他看到胡耀邦同志在政协简报上对落实政策的一段批语，就马上拿到民进在会刊上转载，组织大家学习贯彻。他要求对于能够为知识分子解决的问题，一定要抓住不放，一竿子到底，务必抓出结果来。他认为民进虽是协助有关部门进行落实政策的工作，但不能仅仅停留在反映问题上，而是要提出具体的建议，经常去了解和催询，尽力做到件件有着落交代，务须对会员负责。他不但对组织部门作具体的指示，而且还亲自去奔走，例如为了落实几位在京民进常委的政策，他多次跑统战部，找有关部门负责人，并个别访问本人，表现出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极端热情的高尚品德。
对广大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不受重视，工作生活条件差，伯昕同志也时刻挂在心上。他提出民进组织要急会员之所急，想会员之所想，做会员的贴心人。民进中央机关应成为会员的服务站、后勤部，实实在在地为会员办几件好事。民进中央举办的流通图书馆，就是在伯昕同志的倡导下，为了帮助解决中小学教师会员寻找教学资料和购买图书的困难创办起来的。这个图书馆几年来办得很有成效，深受会内外教师的好评。在历次政协会议上，伯昕同志曾多次为提高教师地位，增加教育经费，改善教师待遇呼吁。他常说民进要敢于代表会员的合法利益，替广大中小学教师说话。一九八二年举行五届政协五次会议时，伯昕同志因病未能出席，但他还是写了三份有关中小学教育问题的提案。在他的倡议下，近几年民进中央还多次与政协教育组和中国教育工会一起举办活动，如请教育部领导和专家作报告，办讲座，搞专题调查，在重大节日组织联欢活动，所有这些都是为广大中小学教师办的好事。
第三，伯昕同志十分注重解决民进领导班子的老化问题，爱护和培养中青年干部。伯昕同志具有战略的眼光，早在几年前，他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例如为了物色民进中央比较年富力强的领导干部，他亲自选择对象奔走联系，花了很大的力气。而自己并不计较名誉地位。民进“五大”再次选他为副主席，他思想上从不同意，他在医院对人说，自己年近八旬，应该退居二线，当个顾问就行了。他对机关干部从政治到生活都关怀备至。前两年机关新调来的一些中青年干部，他提出要放手使用，大胆提拔，在实际中培养提高。他平易近人，在身体较好时，经常来机关办公，接触群众，找人谈心，传授工作经验，虚心听取意见。为了解决一个女干部的夫妻长期两地分居问题，他亲自向有关方面联系，使他们一家得到团聚。对要求入党的干部，他一面要求机关党支部注意帮助他们的思想进步，一面亲自找这些同志谈心鼓励教育。他还为解决机关干部的宿舍问题，亲自过问，向政协交涉。连对机关干部的文体活动也想得十分周到。机关干部反映他待人真诚，毫无官架子，都认为他是一位和蔼可亲，令人尊敬的长者。一九七九年秋天，他兴致勃勃地同机关干部一起游香山赏红叶，沿途与大家亲切攀谈，问长问短，与群众打成一片。就是在病重住院期间，当机关派一些青年同志值班照料时，他犹以长者身份，语重心长地嘱咐大家要认识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努力学习，充实自己，团结一致做好党派工作，使听者无不感动。他曾经说过：“我是民进的常务副主席，如果我不能在民进培养出一批好的干部，这是我的耻辱。”他用人坚持按组织原则办事，不开后门，主张择优录用，从来不介绍亲友安排到机关来，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高度原则性。
第四，伯昕同志善于团结同志，发现人才，并且很尊重党外人士。他经常要求民进干部做工作一定要有统战观点，特别是共产党员决不能指手划脚，自以为是，要虚心听取党外同志的意见。他与社会上各界人士有广泛的联系。十分注意发现人才和推荐人才。有些非党知识分子就是经他的推荐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和担任民进部门负责人的。
即使很细小的地方，伯昕同志也很注意。记得有一次报上发表民进会议的消息，他看到报道的民进领导人只有几位党员同志的名字，就对工作同志说，民主党派的会议消息，应当多报道党外同志的名字，为什么只登几位党员领导人呢？很多重要会议或政治活动，他总是尽量要非党的领导人多出面，虽然他既是共产党员又是民进会员，但不愿自己出头露面。开会要他讲话，他也总是说以参加会议的一员身份发言，从不以领导人自居，表现出他的谦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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