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老，您去了，您毕生从事革命文化事业，从事统一战线工作，为党鞠躬尽瘁，为民进呕心沥血，尽了您最后的一分力量，终于离我们而去了。说您去得太匆忙吗，这不对，你躺在病床上还同病魔和身上的痛楚搏斗了将近一年。说您去得不匆忙吗，这也不对，您在临终前的最后几天里，还念念不忘祖国的四化大业，时时思念着如何开创民进工作的新局面；您还有多少深谋远虑的话要说，还有多少为党、为民进尽劳的事情想做。但毕竟天不假年，这些，您都不能不放下了。您是怀着力不从愿的心情离去的，您是会认为离去得太匆忙了一些的。党和民进的组织不能不痛惜失去了您这样一位老成持重的优秀战士，民进的全体会员也不能不痛悼失去了您这样一位卓越的领导人。
我一九五一年参加民进组织。入会不久，就听到在解放前同您在一起的一位同志，谈起您在上海文化界反美、反蒋斗争中英勇机智的革命事迹。在我还没有见过您的时候，您的形象就已深深印入我的脑中了。五十年代初期，我第二次参加民进的大会，就默默地在各位领导中寻找您，我看到了，看到的就是您这样一位循循善诱、亲切对待与会成员的长者。那时，我三十五、六岁，您已经是年近五十的人了，在我的心目中，您是长者，是我们民进的老领导。您也确是有长者风，也确是辛勤地参予着民进的领导工作。以后，每次开大会都见到您，还是那末循循善诱，还是那末亲切待人，只是看到您好象比以前消瘦一些了，一抬手，一举足，看来都是比较软弱的，但是您精神奋发，谈话喁喁不倦，您在帮助人，鼓励人；别人在受到您的谈话和您的行动的教育。
后来，我同会中央的同志接触逐渐增多了。在六十年代，在十年动乱之前，我也有机会直接同您谈话了。您的谈话总是引导我，鼓励我。指出我应该如何认识一些问题，指出我应该注意的地方。当时，我已经是年过四十、身为大学教务长的人了，但在您的面前，好象还是一个幼小者，您还是循循善诱，以你的言行使我，也使别人受到教育的长者。
十年动乱之后，我会恢复了活动，我更多地看到了您的行动和听到了您为振兴我会．开创我会工作新局面的种种高瞻远瞩的意见。我亲身听您说，我们帮助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一抓到底，抓住不放，我们要事事处处注意提高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水平和业务水平。我也亲身听到您说，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前程远大，大有可为，要大力开展会的工作，开拓会的工作新套套，要在工作中发现人才，培育人才，提高新的人才的声望，同时也要在会员中物色人才来充实我们会的各级组织的干部队伍。您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您心里只有党的事业，统一战线的事业和民进的事业。您为党的事业爱护知识分子，一心扑在知识分子身上，把党的声音和党的温暖带给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事业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为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而费尽了心血。
在您临终前的四个多月里，您卧病在床，我多次去探望您。虽然您比以前瘦弱了，病痛缠身，但您的精神还是那末坚强。您在那几个月里，从不同我谈及您个人的事情，也很少谈到疾病的情况。您以微弱的声调喁喁而谈，谈的还是会务。您谈论着要如何开创会的工作的新局面，如何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如何要任贤与能，培养和提高年轻一代的干部，如何要在会的工作中发扬民主，多进行协商，加强团结等等。在您临终的两天之前，我最后一次去看望您，您已经赢弱得只是嘴唇微动，说不出话来了。您紧紧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我理解，您还有多少话要说，还有多少事要嘱咐我，还多么要责成我为党和民进的事业戮力工作。但当时，我还没有料想到这竟是永诀的握别。在我送您的灵车沿着长安大街西去的时候，我心中悲怆地默念着，十里长街呀，十里长街，我送得灵车去，再不能迎得伯老归呵。
我入会三十二年了。三十多年来，我受到党和会组织的培养和 教育。我们的会是党所缔造和党所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民进的教育也就是党的教育。如果我现在还能为党和民进做一些工作，这是党和民进组织对我教育的结果。党和民进组织中直接教育我者，可以说是数以千计的，但伯老，您是突出的一位。您忠诚于党，毕生为党，您出生入死、肝胆涂地为党的统一战线、为民进奋斗不息，您的循循善诱、催人前进的言谈，您富有革命气质的行动，闪发着一个优秀的共产主义者的光辉，处处是我们为统一战线工作的人们，我们民进会员的楷模。您的高大形象和您的革命精神将永留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将永远学习您，踏着您光辉的行迹前进。
一九八四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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