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昕同志同我们永诀了!可是他的高尚品质、优良作风和创新精神，却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我同伯昕同志相识是在三十年代初期，那时他是生活书店的“老板"，我因参加《世界知识》的创办和撰稿工作，同生活书店的几位领导人都有交往。有一个时期，他还同我在上海旧法租界万宜坊比邻而居。但由于各人工作性质不同，我们相交还不是很深的。解放后不久，我参加了民进组织，在他的领导下做了些工作；同时在我担任全国政协国际问题组副组长时，他以政协副秘书长的身份经常一起商量国际问题组的工作安排和活动，因此 我们间的接触更多，彼此也更相识了，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后，我们之间交往更密，建立了更深厚的战斗友谊。今天故人一旦永别，哀思如潮，不禁滚滚涌来。
伯昕同志早年从事文化出版工作，宣传进步思想和马列主义，是一位精明干练的革命出版家；后期从事党的统战工作，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是一位善于做民主党派工作的统战专家。这后一称号听起来有些新颖，但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统战工作实是一门大学问，是新的政治科学中的重要内容。伯昕同志后半生的心血都倾注在这一方面，作出了显著的成就。特别是“四人帮”被打倒后，他同许多同志一样，清理了过去统战工作中某些“左”倾思想的影响，在认识上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在工作上有了出色的成就。我想这个新颖的称号，伯昕同志是完全受之无愧的。
我不想在这里来全面描述伯昕同志在这方面的特长和优点，只说一说近年来交往中感受最深的两点印象。
首先伯昕同志善于团结人，专搞“五湖四海"。他胸怀坦荡，除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外，没有什么个人考虑。党的统战政策的最大目标，就是要组织浩浩荡荡的大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投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这就需要搞“五湖四海"，绝不能关起门来，把门半开半掩也不行，而要把门敞开，尽可能多地吸收合乎要求的力量参加斗争的行列。伯昕同志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做得很突出的。
据我所知，民进会员中不少知名人士，其中包括有些中央领导同志，多是经伯昕同志联系、推荐、介绍和邀请而参加组织的。在“文化大革命”前，他曾多次同一位全国知名人士联系参加民进组织，后来终于如愿以偿。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来不及安排领导职务。“四人帮”被打倒后，民主党派恢复了活动，他就立刻同这些知名人士联系，同意担任民进中央领导职务，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去年他卧病之前，还同同志们酝酿联系一位著名学者参加民进的领导工作，后因这位同志已经入党而作罢。
伯昕同志非常重视同党外同志搞好合作共事关系。他对人诚 恳，肝胆相照。遇有重大事情，不仅同他们坦率相商，而且非常尊重他们的意见。他经常同党外人士谈心，交朋友，帮助解决问题。在他身体较好时期，我知道他每隔一个时期，总要去访问一些党外领导同志，向他们沟通有关情况，交流思想，由于他对人相见以诚，双方都可做到畅所欲言。
伯昕同志非常重视人才，并善于识剔人才，发现人才，对他们充分信任，推荐提拔他们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发挥所长。很多同志知道，在他卧病之前，冲破种种阻力，克服各种困难，多方设法，调任一位会员同志到中央担任领导工作。他曾告诉我，还想调任一些同志参加中央机关各级的领导工作，也欢迎年轻大学毕业生参加机关工作。由于各种原因，可惜没有完全实现。
伯昕同志在领导民进工作中还非常注意民主党派的工作主要由民主人士来做的原则。在目前民进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成员中，非党同志占极大的比重，参加领导层的少数党员同志，多是发起创办民进的“元老"，这是历史造成的。当然，在民进各级领导中，目前还没有如伯昕所希望的那样，基本做到由民主人士来担任留务，这是有待于以后努力改变的。记得在提名参加全国人大 和全国政协的候选人时，伯昕同志也很注意尽量多提党外人士，以便广泛地团结各方的人才。
伯昕同志目光远大，胸襟宽阔，虚怀若谷，可说是宰相肚里好撑船。他求贤若渴，能够容纳来自五湖四海的贤人。为什么能做到这点?我想这是由于他勤于学习，深刻理解党的统战政策的伟大威力，没有个人考虑，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党的利益。
其次想说的，是伯昕同志在开创民主党派工作新局面中的大胆创新精神。“四人帮"垮台后，统一战线经过拨乱反正，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新形势。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开创民主党派工作的新局面，是每个民主党派工作者急需探索和研究的新课题。伯昕同志在这方面能够紧跟形势的发展，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不断闯出新路子，取得了出色的成就。
党的三中全会后，民主党派恢复活动后不久，大家对民主党派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展工作问题，心中无数。一九七九年初，民进中央召开了全国工作座谈会，伯昕同志作了一次总结性的发言，他事先亲自拟好了提纲，非常虚心地征求我提出修改补充意见。他在发言中指出新时期的民进工作重点应转移到为四化建设服务中来，最后提出“胸怀四化，思想领先，深入实际，昂首向前”四句话作为当前的工作方针。在当时，对民主党派工作如何开展在思想上还不十分清楚的时候，他的这篇发言是很有启发性的。据我当时理解，“昂首向前”，就是要站得高，看得远，顾全大局，面向未来，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开创民主党派工作的新局面。一九七九年年底召开的民进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大踏步地开展了一系列新的工作。
一九八0年至一九八一年间，伯昕同志竭力支持全会发动广大会员为四化献计献策的群众运动，最后综合归纳，写成两份意见书，送呈中共中央书记处参考。一份是关于教育改革的，一份是关于出版工作改革的，都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和好评。
一九八0年年底，民进中央首先召开了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交流经验，表彰先进人物和事迹，使大家学有榜样，干有方向，进一步发挥大家积极性，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这次会议的影响非常大，许多兄弟党派后来也召开了经验交流会。
面向社会，办校讲学，智力支边，这是民主党派工作的新领域，民进在这方面是先走一步的。一九八一年夏天，在伯昕同志倡议和坚持下，民进中央邀请了五位优秀教育工作者到西北数省讲学，交流教学经验，效果很好，受到当地教育界的极大欢迎。民进以后就大力开展支边的工作，其他兄弟党派也相继展开这方面的工作，做出了更大的成绩。一九八二年，伯昕同志又积极推动和支持民进各地方组织开办各种式样的学校、补习班、培训班等，努力培育新人。
在为会员服务，帮助会员更好地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方面，在伯昕同志的倡议下，民进中央组织也做了有益的活动。一是民进中央创办了一个流通图书馆，主要帮助中小学教师会员解决寻找教材的困难。这个流通图书馆很受会员、特别是教师会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欢迎。二是民进中央每年组织各地中小学会员于暑来京参观活动，一方面游览参观，一方面交流教学经验，使这些没有到过首都的外地会员获得思想和知识的双丰收，影响极大。自一九八一年试办以来，每年举行一次，深受广大会员的欢迎。
上面所列举的一些工作和活动，对民主党派来说，都是新鲜事物。这些卓有成效的新工作，大都是伯昕同志首先倡议的，或者是得到他的大力支持的。他之所以能及时提出这些新建议，我想主要原因是他能深入研究和理解新时期党的统战政策，根据形势的发展，分析新出现的情况，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大胆创新，从而开创出新局面。在他这样做的时候，并不是没有遇到过这样那样的阻力和困难(就我来说，有时对某些问题在开始时思想上也有所保留)，但他总是坚持说服，甚至如他自己所说的，要作必要的“斗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结果证明真理在他的一边。
上述两点仅是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伯昕同志在他的后半生，把全部心血倾注在统战事业和民主党派工作上，在开创统战工作和民进工作的新局面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卧病住院期间，我每次去探视时，原来只想问问病情，劝他好好治病疗养，但他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和民进会务，总要同我谈许多工作上的问题。在五代大会召开前夕，他还特地找我谈了一次对工作的意见。会后我很久没有去看他，怕影响他的养病。到春节以后一次去看他时，我说很久没来看你了，他却接着说：“情况我都知道，你做得对。”我听后真实感愧交集。他还精神颇好地谈了些意见和想法。这次见面后我因自己身体欠佳，没有再去看他，想不到这次见面竟成永别。党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民进失去了一位卓越的领导者，我则失去了一位可尊敬的良师益友。但伯昕同志的音容笑貌是永远不会从我的记忆中消失的。
一九八四年四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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