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昕同志去了，他安详地、静悄悄地去了。他一生勤奋，为我国建立新的出版事业，为这个事业的发展壮大，为在出版界知识分子中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尽心竭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回顾一生，他不会有什么遗憾。而我们活着的人将永远怀念他。
徐伯昕同志是新出版事业的老前辈，是我的良师益友。一九三九年我在衡阳参加生活书店工作时，还只是一个刚刚跨进出版队伍的新兵，而伯昕同志在重庆生活书店总管理处主持工作。那时候，我只能从重庆来人，或者从生活书店的油印刊物《店务通讯》中知道他，学习他，向他遥致敬意。在他直接领导之下，面对面的得到他的教益，是在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
伯昕同志早就预见到日本侵略者最终失败的结局，及早筹划着生活书店的重整旗鼓。他安排一些老同事用各种职业作掩护，团结在他周围，储存了许多纸型与稿件，其中多数是当时隐居在上海的译者的译稿。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之后，很快就在吕班路(现为重庆南路)路口租下一家双开间的铺面，打出生活书店的招牌，开张营业，成为上海抗战胜利后最早出的构一个革命文化堡垒。当国民党的接收大员纷纷从天上飞来忙于“劫收”时，生活书店已经在上海扎根了。
当时最最紧迫的是面向几百万上海市民和江浙一带的广大人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出版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以揭露长期以来敌伪和国民党的反动欺骗宣传，丰富上海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伯昕同志一面和马叙伦、郑振铎等创办《民主》周刊，高举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旗帜，一面抢印解放区的书籍。伯昕同志根据一九四二年周恩来同志在重庆对书店工作的指示，运用他长期和国民党斗争的经验，一开头就用几个出版社的名义出书，按书籍内容分为一、二、三线。如《民主》周刊和原来生活版的书，由生活书店出版；外国文学名著，如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亚尔培·萨伐龙》等，用骆驼书店名义出版，沙汀的《记贺龙》，茅盾的《腐蚀》，则用知识出版社名义出版，另派许觉民同志与倾向革命的民主人士韩近庸合办华夏书店，出版一些政治性很强的书籍，还化名拂晓社、丘引社等出版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时改名为《论文艺工作》)等。
出版工作全面铺开之后，资金的短缺成为严重问题。我每次向伯昕同志说“明天要买纸”时，他总是笑嘻嘻地答允去想办祛，并叮嘱我要付多少天以后的期票(延期兑现的支票)。其实，我知道没有钱，所以，总是印一本书买一本书的纸，而他永远不肯让我失望。当时生活书店在上海仅有的一点资金，远远不能应付当时的局面，所以不得不经常向银行贷款，这都是伯昕同志亲自奔走的。只有一次，我知道他有钱，那就是地下党资助了十根金条的时候。
伯昕同志十分注意加速资金周转和降低成本。在决定出版傅雷先生的旧译《约翰·克里斯朵夫》时，按他的主意，先用商务印书馆的旧纸型印了一版。在当时排校力量不足、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使用旧纸型让四大卷书提前几个月出版，对于加速资金周转和降低成本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伯昕同志当时有很多重要的社会活动，如筹建民主促进会，组织反内战反饥饿的十万人大游行等，他都全力以赴。但是，他从来没有放松一点书店的工作。他经常不分日夜，在我们下班的时候，他还埋头伏案工作，还有许多工作是在我们不知道的时侯悄悄地完成的。他一直警惕地注视着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在致力巩固上海的生活书店的同时，分批派遣干部到胶东解放区、到大连等地建立书店和印刷厂。一九四六年七月间，在人力、财力都十分困难的时候，他决然派遣张明西同志和我到香港建立据点，准备退路，向港澳、南洋各地读者输送革命的进步书刊。这一决策的重要性，很快便得到证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撕毁旧政协的决议和停战令，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对进步书店的压迫变本加厉，查禁书刊，捕捉书店工作人员，徐伯昕、胡绳、史枚等同志不得不分批撤到香港，生活书店总管理处也迁到香港。
伯昕同志不仅在经营生活书店方面显示出他卓越的领导艺术，运筹帷幄，进退有据。他还精通出版和图书发行工作，对于装帧艺术、书籍宣传推广工作，亦无所不通。在上海这段时期内，经我手约请池宁、特伟等美术家设计的封面，最后都是伯听同志审定，而且时常提出一些精辟的见解。有的书就是由他提出设计方案由我经办的。如骆驼书店创立时，他叫我到望平街刻两方印章。一个方形，刻“骆驼书店"四字；一个长方形，刻“骆驼版”三字，并指定要刻钟鼎文。前者用在封面上，后者用在书脊上。他又请马叙伦先生写了《约翰·克里斯朵夫》、《高老头》、《亚尔培·萨伐龙》等几本书的书名题签，放在封面的正中，印黑字(加一点蓝墨)，配上朱红的印，既朴素庄重，又典雅大方，花的力气不多，效果很好。
伯昕同志到香港的时候，正好为生活书店开门市在皇后大道中一家西服店二楼找到一个铺面。为了使过路人注意，大家主张作一块突出“生活书店"四个标准字的招牌。可是，当时还没有掌握把书上四号字那样的小字放到斗大的招牌字的技术。据说“生活"这两个字，原是黄炎培先生写的，当时他又不在香港。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伯昕同志用浓墨模写了生活书店四个标准体，与原来的四个字一模一样，甚至可以说比原来的更有精神。后来这几个字缩小用在门市部的包书纸上，又再一次缩小作成铜模，用在书刊、广告上。所以，后来用的“生活”的标准字，已经不是最初由黄炎培先生写的，而是出自伯昕同志的手笔。
伯昕同志对我的工作充分放手，让我边学边作，而在我困难的时候，有些细致的地方，具体帮助我。生活书店在香港时没有专职的美术设计人员，出版《生活手册》时需要许多零星的装饰性的图案，是伯昕同志带领编辑史枚和我到西文书店从外文图书中收集资料。我在香港时曾几次把美国版画家肯特的作品用于装帧，资料都是伯昕同志提供的。
生活书店设在二楼，而楼梯缩在一条小弄堂里，要使一般读者熟悉生活书店，就要经常作一点吸引读者的宣传推广工作。有一次我想到一个新招，要作一批吸墨纸，背面裱一层书店广告．让使用吸墨纸的读者经常想到生活书店。伯昕同志表示赞成，并且补充了我的想法。第二天拿来几幅木刻小品，我们共同选定了其中的一幅，一个小女孩在树底下拣果子，画面十分动人。这批吸墨纸随书赠送，很受读者欢迎，特别是受到中学生的喜爱。以后有好几个中学跟书店的关系特别密切，学生编排文艺节目时委托书店挑选剧本，演出时邀请我们去看戏，这种感情的建立，固然主要是学校中有倾向进步的老师在引导，而书店方面的热情、良好的服务态度亦是一个重要因素。
伯昕同志对同事始终是和颜悦色、诚恳耐心，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他总是自己承担责任，不肯责备别人。一九四六年初，傅雷先生把他翻译的《贝多芬传》、《高老头》、《亚尔培·萨伐龙》等几部稿子一齐交给生活书店。按傅雷先生的要求，《贝多芬传》排四号字，文中夹排双行新五号字的注释，只有一个小小的排版所能承担这样的排版任务，因为字架子不够，缺字又要零买，所以每天只能排出十六面初校样。对于这样的速度，傅雷先生大为恼火。而我由于幼稚，不善于把情况解释清楚，致使傅雷先生写信给伯昕同志大加责难。伯昕同志接到信后既不责备我，也不查问我的工作，依然用他一贯的轻声细语的声调跟我谈了傅雷先生对工作的认真态度，以及书店和作家的关系。话只有几句，而恳切的言词，慈祥的态度，使我终生不忘。
建国以后，伯昕同志全力以赴从事民主党派工作，而对于出版事业，仍旧时时挂在心上，每次见面总要谈起出版方面的问题。一九八二年在他主持下作出的民主促进会对出版工作的重要建议，引起党中央和出版界的重视，对促进出版工作的改革起了重要作用。他在病重期间还念念不忘出版工作。重庆新华书店潘敬中同志去探病时，伯昕同志又问起书店工作情况，并且指出当前书店工作中的两个问题：“一是文化水平低，二是服务态度不好”。三月上旬我向他汇报即将举办张仲实同志从事翻译出版工作五十年庆祝会的情况，他讲到张仲实同志在韬奋先生出国期间，在生活书店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又谈起民进要加强出版方面工作的意见，他说：“民进的工作，教育和出版是两根支柱，近年来教育方面发展很快，成绩很大，而出版方面显得薄弱了，要加强。”这一天他精神很好，我怕他太累，不敢多谈，匆匆告别，而在回家的路上我很后悔没有在他身边多坐一会儿。哪里知道，这就是最后一次听到他那慈祥恳切的语言了。等我得知他病重再赶到医院时，他已经只能用眼睛向我表示他知道了。世界上能有一种力量挽留他，让他把对出版工作的意见统统讲出来吗?我是多么想多听听他的意见呀!
伯昕同志，我们永远想念你!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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