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徐伯昕同志病逝的消息，我感到非常悲伤。伯昕同志从三十年代起，就同邹韬奋同志一道创办生活书店，对建立革命的进步文化出版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伯昕同志的不平凡的斗争的一生，我所知有限，仅就在抗日战争后期，我曾在伯昕同志创办的通惠印书馆和《民主》周刊工作时的点滴往事，略述一二，以寄哀思。
伯昕同志对我的教育帮助很大，我认识共产党，能为人民事业办点好事，他可说是我的引路人。
大约是一九四三年，当时伯昕同志化名徐味冰从大后方秘密回到上海。我经张锡荣、张又新、陈其襄几位老友(解放后知遭他们都是地下党员)的介绍认识了他。不久，伯昕同志提出，沦落在上海的一些文化人，很有民族气节，宁肯饿死，不当汉奸，不为敌伪的书刊写一个字，我们应当设法帮助他们，他要求我和知友包述传(民进会员)一起做些工作，我们表示全力以赴。在伯昕同志的策划卞，我们成立一个以“为群众谋福利”为宗旨的组织，名为“利群公司”，开展了支援进步文化人的工作。
为了筹集“利群公司”的资金，伯昕同志访问了当时新华商业储蓄银行经理孙瑞璜、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项叔翔、爱国工商 业者姚惠泉和会计师李文杰等募集资金。伯昕同志生活俭朴，在招股期间，经常以大饼油条充饥。当时，陈其襄、张锡荣、顾翼然、张又新等同志拿了一笔原来准备筹办韬奋图书馆的准备金，供利群公司运用。包述传父兄和我也筹划了一部分资金。这样我们办了一个“通惠印书馆”，实际上是生活书店在沦陷区的附属事业。印书馆成立后，我们就向留在上海的一些生活困难的进步作家征稿，所谓征稿，是以千字斗米计算稿酬，有意帮助进步文化人度过日伪统治下的艰难岁月。征到稿件后，并不打算出版，而是储存起来等“天亮"以后再出书。后来在一九四六年以骆驼书店名义收购。这种先付稿酬的做法，帮助了不少困难的作家，如老作家罗稷南等，当时生活很清苦，得到这样的丰厚稿酬很受感动。这实际上是伯昕同志代表地下党团结知识分子的好办法，当时伯昕同志自己虽然很少公开露面，但实际上他是真正的组织者。
“通惠印书馆”成立之后，我们又买进了一家“美生印刷厂"，使革命的文化事业掌握了自己的印刷机器，解放后知道，“通惠”曾为解放区翻印了斯诺名著《西行漫记》等进步书籍。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后方的文化人云集上海，开展了反内战、争民主、求团结的斗争。伯昕同志就积极筹备“生活书店”复业，书店在吕班路开张以后，他提出了一天出一本书的要求，并将经营管理交给王泰雷同志负责。他又约请郑振铎等同志筹办一个进步的刊物。为了继承韬奋的《生活周刊》的传统，刊物的刊头采用韬奋的手迹，同时为了便于向国民党政府登记，不再用《生活周刊》的名称，而改用《民主》为周刊的刊名。《民主》由郑振铎出面任主编，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董秋斯、罗稷南为编委。主要编辑人员先后由蒋天佐、郑森禹、艾寒松等担任，负责出版工作的先为张锡荣，后由方学武等同志参与其事。
在《民主》筹备期间，张锡荣受伯昕同志的委托，找我商谈要我当发行人。因考虑我是利华保险公司的总经理，这个身份比较不会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张锡荣对我说，发行人是周刊的对外代表人，负法律责任，对外发生什么事，或警察局找上门来，都要负责应付。我在进步同志帮助下便慨然允诺了。
经我筹办的事务，主要是筹集资金，办理登记手续和解决办公用房问题。一切筹备就绪后，一九四五年九月间，由郑振铎同志出面，在鲁迅先生生前常去的一家酒店里，约请了上海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正式宣布《民主》周刊即将出版的消息，请到会者提供稿件。当时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大家一致支持《民主》周刊的出版。沈钧儒，沙千里、史良、闵刚侯四位名律师热忱同意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经过紧张的筹备，《民主》周刊终于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三日创刊了。接着，伯昕同志又去忙于党所委派的其他工作了。他平易近人，能团结人，千方百计把党外人士团结到统一战线中来，忠心耿耿为党的统战工作而奋斗。
《民主》到一九四六年十月三十日被迫停刊，共出版五十四 期。虽时仅年余，但对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宣传革命思想和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反映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愿望，起了很大的团结群众、鼓舞群众韵战斗作用。民主促进会成立前，民进的领导人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柯灵、李平心、严景耀、傅雷等人，经常在《民主》周刊上发表文章。实际上《民主》成了民进开展民主斗争的喉舌。记得那时候在蒋管区曾发生过“重庆较场口事件"、“南通惨案"、“六·二三下关事件”、“李公朴、闻一多被杀事件"以及国民党搞“假谈真打”的阴谋等等，《民主》都及时作了宣传报道，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发表在《民主》上的一篇篇战斗性、思想性很强的檄文，象一束束锋利的匕首刺向敌人的心脏，以致吓得国民党反动派丧胆害怕，经常在报摊上没收《民主》，后来又把印好的整车刊物扣留在警察局不准发行，最后就悍然采取高压手段勒令停刊。
《民主》周刊的编辑委员会每两周开一次会，组织文章，研究斗争策略。伯昕同志自己虽不参加，但通过郑振铎等同志传达了地下党的意图。
在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情况下，伯昕同志给了我很大勇气。有次，有人告诉我说，伪警察局老闸分局一张共产党嫌疑分子的名单中有我的名字，要我当心。伯昕同志知道后，就约我到邹韬奋的夫人沈粹缜家里面谈，鼓励我严守岗位，不要害怕。伯昕同意说，你不是共产党，他们奈何不得，只要自己不乱说，就是捉进去了，我们也会设法营救的。伯昕同志的亲切谈话，深深感动了我，使我在严峻的考验面前没有退缩，而且闯过了一道道难关。
时隔近四十年，回顾往事，在白色恐怖下，我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主要是徐伯昕、张锡荣、陈其襄、张又新等地下党同志对我的领导和教育，使我特别感激。而今，伯昕同志又和我们永别了，我回忆往事万感交集，只有加倍努力，做好民主党派工作，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建设四化添砖加瓦，以慰先烈。
一九八四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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