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984年，是我至今还不忍轻易拨动记忆思绪的一个年份。那年3月至7月，在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我接连失去了两位一直深受我尊敬爱戴的师长和同事。这就是周建人同志和徐伯昕同志。但情不自禁的往事的回流，又常常唤起我对这两位师长同事的思念。尤其伯昕同志，他的离去我总觉得似乎太匆匆，这就更增添了我对他的痛惜和怀念。
我认识伯昕同志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的上海。当时我担任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的理事长，因为斗争需要，有机会和那时在上海从事民主运动，很有影响的著名人士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林汉达等结识，马老和汉达同志并邀我参加了民进组织，因而也认识了伯昕同志。伯昕同志是民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那清癯精明的面容，热情谦虚的待人接物及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办事作风，从一开始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在此之前，我就知道徐伯昕的名字了。因为我也是生活书店的热情读者，从他们的图书期刊中我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思想上受到过很大的启发。对这样一个书店的“老板”，我当然十分敬仰。后来，小教联在上海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与民进组织的大力支持配合分不开，其中也包括了伯昕同志的积极帮助。1949年3月我到达北平之后，马老便邀我参加民进的工作，不久伯昕同志也从香港来到北平，这样我们的接触就比以前更多了。但真正和他熟悉并一起同事工作，则是从1950年4月民进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的。那次大会，伯昕同志和我一起担任大会副秘书长，同在秘书长许广平大姐领导下工作。以后，风风雨雨几十年，我和伯昕同志就在同一条战线上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起并肩战斗。尤其l978年民主党派恢复活动后，伯昕同志把主要精力放到了民进中央的工作，我们更是朝夕相处，工作中互相合作，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凡是和伯昕同志一起工作过的人，都无不为他的勤奋、认真和对事业执着的追求、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和作风所折服。早在30年代初，伯昕同志就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协助邹韬奋同志创办生活书店。后来，生活书店在宣传进步思想，传播革命文化方面，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这一切都与书店直接管理者伯昕同志的精心经营、呕心沥血的辛勤工作紧紧连在一起。伯昕同志正是用上述的精神作风，对我国的文化出版事业做出了杰出的成绩。胡绳同志因此称他是“革命出版家，革命事业家”，确实当之无愧。我和伯昕同志共事时，他已从出版战线转到统一战线，但他的一贯作风依然牢牢保持着，并也凭此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与伯昕同志长期的合作共事中，我深切感受到他身上确实有一股特殊的撼人的力量。他思路敏捷，善于思：考问题，即便过了古稀之年，还依然充满朝气，富于创新精神。他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办事有点子，有方法，讲求实效。这些优点和特点在他身上协调地统一在一起，实在非常难能可贵。给我印象较深的是，l978年他到民进中央担任领导工作后，他为民进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开拓民进工作新局面进行的一系列工作。这些工作凸现了他忠于党的事业、热爱民进组织以及强烈的事业心和进取心、成熟的党派领导人的全部特点。
1979年初民进恢复活动不久，当时统一战线还没有完全从文革极“左”路线的阴影中走出，许多民进会员心灵上还有严重创伤，思想认识也比较混乱。民进面临了在新形势下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是年3月，伯昕同志主持召开了全国工作座谈会，并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根据刚结束不久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针对会内的实际情况，指出在新的历史一时期，民进的工作重点应该转移到为四化建设服务上来，思想政治工作要结合在为四化建设服务的业务中进行，并提出用“胸怀四化、思想领先、深入实际、昂首向前”四句话作为那时民进的工作方针。应该说，伯昕同志的这一讲话，对于过去一向被冠以资产阶级政党、其主要任务是思想改造的民进来说，确实石破天惊，引起极其热烈的反响。是年底举行的民进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仅确定了把全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上来，而且伯昕同志提出的那四句话也被大会采用，决定作为全会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对后来民进工作的全面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了实现四代大会提出的奋斗目标，四代大会结束后不久，伯昕同志又亲自精心筹画，提出会中央每年要办成2—3个既实际又有影响的大事。1980年他提出全会集中力量办两件事：1．对教育工作献计献策，2.召开全国性的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1981年他领导全会办成三件大事：1．发动文化出版界的会员对文化出版工作献计献策，2．会中央组织外地教师会员暑期来京参观学习(此项活动一直进行到l986年)，3．组织了一批特级教师和专家学者到西北延安、兰州、西安等地讲学，交流教育教学经验，这项活动实际就是民主党派智力支边活动的前奏；1982年，他又领导全会办了两件大事：1．积极推动和支持全会各级组织广开学路、多方办学，为国家分忧解难，2．协助党和政府检查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情况，并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关于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继续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几点建议》。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民进不仅较快地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而且开拓了广阔的新的工作领域。如果说，80年代初民进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并且为以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那么这与伯昕同志的精心指导和勤奋工作是分不开的。
伯昕同志不仅善于出点子，而且还善于提要求，给办法，使要办的事都能顺利出色地完成。我记得伯昕同志多次这样说过：在新的历史时期，民主党派的工作要一心为四化，只要对四化建设有利、对祖国统一大业有利的事，就要大胆去做,勇于实践。同时，他又非常明确地要求大家，无论什么工作都必须做到三个坚持，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他说这是我们开展工作的基本原则。伯昕同志有非常丰富的工作经验，同时又注意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总结提高。他提出的四个抓,即抓问题、抓建议、抓典型、抓成果；五个强调：强调调查研究，强调总结经验、强调有始有终、强调当无名英雄、强调团结协作等。一系列完整的工作方法，对促进和推动民进工作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民进一向有求实的光荣传统。这当然是民进老一辈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等首先倡导并逐步形成的。而伯昕同志贯实事求是，办事认真踏实的工作作风，对民进新一代成员继承和发扬这一光荣的传统，起到了良好的模范作用。在l982年3月召开的民进全国工作会议上，当时的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三同志到会作了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做好统战工作的重要讲话。他在讲到民进时，称赞民进是个“老实党”，并举了伯昕同志和我为例。其实我也是在伯昕同志的身传言教下向民进老一辈领导人学习，真正堪称表率的还是伯昕同志。我记得平部长讲话后，有些同志感到不满足，认为做“老实党”有些吃亏。平部长知道后，特地把伯昕同志和我找去，对我们说，“老实党”是指你们政治上老实，作风上扎实，工作上踏实。这样的“老实”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尤其应当提倡发扬的。当然说你们“老实党”也不是要你们样样谦让，凡是对国家人民有利的工作都要争着去做，凡是工作上必需的条件也要努力去争取。事实上伯昕同志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我们机关现在的办公楼及一部分职工的宿舍，都是伯昕同志亲自多次与有关部门交涉后争取到的。
伯昕同志非常重视学习，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注意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己。1967年冬，我和伯昕同志被“勒令”天天到机关闭门学习，并且被指定在机关四合院的一间破旧的大屋里学。那年冬天特别冷，屋檐下呼呼涌进的寒风使人裹着大衣也不能久坐。有时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偷偷站起来活动活动。伯昕同志却始终坚持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丝毫不分心，还不时呵着气用几乎冻僵了的手在书上和本子上记下密密麻麻的心得体会。他对我说，过去一直没有整块的时间系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现在正是极好的机会，可以认真通读一遍。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理论指导，不认真学不行。这一番话，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后我经常以此律己而不敢对学习有丝毫的松懈。
伯昕同志在生活上始终保持着普通劳动人民的本色。解放前他在生活书店当经理时，为书店的经营发展，一直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在同仁中传为美谈。解放以后，他虽然享受高干待遇，但艰苦朴素依然如故。到北京后，他一直住在东城一座普通的小四合院里，家里陈设非常简单，但收拾得干干净净。他一直睡一张硬木板床。1980年以后，他的颈椎病日趋严重，颈部不能转动，起不了床，连翻身也有困难。家属想给他换一张软床，他始终没有同意。有时亲戚朋友给他送些土特产，他总要拿到机关让大家同享。伯昕同志对自己十分克俭，但对集体、对国家有利的事，他总是十分热心，乐意牺牲自己的利益。1982年民进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设立了民进文教基金，伯昕同志把自己多年来的工资积蓄三千元慷慨捐给了基金会。
伯昕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也是民进杰出的领导人。他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却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终身，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伯昕同志不仅是我的老同事、老朋友，还是我名符其实的老师和兄长。他长我16岁，他的经历，他的经验，都是我远不及的。在几十年的合作共事中，我从伯昕同志身上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而他也总是非常乐意地帮助我，像老师兄长那样循循善诱地给我指导、教诲。1983年民进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正当我和民进都十分需要他继续带领我们去进一步开拓新的工作领域，让民主党派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天不假年，伯昕同志终因病情恶化去世了。他离得太匆匆了。从此我永远失去了一位受我尊敬的师长，失去了几十年共同战斗的老战友，值此伯昕同志纪念文集出版之际，我奉上这篇小文，以示我对他深切真诚的思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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