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徐伯昕同志谢世已经18年了。故人离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业绩言行，往往在活着的友人记忆中逐渐淡化，以至于忘却。但是，像伯昕同志这样非凡的人物，是令人难以忘怀的。赵朴老生前挽伯昕同志的诗云：“其执事也敬，其与人也忠，力行至老死，志业信无穷。”伯昕同志确实是这样的人，他对党的事业极其忠诚，处事极其认真，待人极其诚恳，律己极其严格。他是深受人们爱戴和尊敬的一位民进第一代卓越领导人，仁慈的长辈。
伯昕同志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50年代中期以后，他在民进中央长期担任秘书长、副主席等领导职务，同时兼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主管政协工作组(以后改称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粉碎“四人帮”后，民主党派恢复活动，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民进中央。在民进第四次代表大会后，他作为常务副主席，主持会中央的日常工作，直到1984年3月病逝。
我是在1956年民进召开“二代”大会时认识伯昕同志的，以后与他有近30年的接触交往，彼此由相识到熟识，进而互相深入了解，深切感到他具有共产党人的崇高美德和优良作风。现仅就自己的亲身经历，谈几点感受，以表达对伯昕同志的怀念。
一、伯昕同志对开展新时期民主党派工作有大胆创新精神。十年动乱时期，统一战线遭到极大的破坏，民主党派活动停顿组织散伙，成员心灵受到严重创伤。1978年民进恢复活动后，大家对民主党派如何在新时期开展工作问题，心中无数。伯昕同志专心致志地在考虑这个问题，那时他经常到会中央机关来，同中层专职干部一起商谈如何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他认为民主党派已从“闭门改造”到面向社会，今后工作重点要转移到为四化建设服务上来，思想政治工作仍是首要工作，但要深入实际，结合业务实践来进行，多开展各种专业性活动。所以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开辟工作的新路子。1979年春，在伯昕同志主持下，民进中央召开全国工作座谈会。会议结束前，他准备作总结性讲话，拟就了几条发言提纲，要我结合会上讨论的实际，帮他整理成文。并要我想几句带有指导性的简明的语言，经过共同研究，确定为“胸怀四化，思想领先，深入实际，昂首向前”这四句话，他在讲话中作了具体解释，作为讲话结论。伯昕同志很强调“昂首向前”这句话，认为很多民进会员在“文革”中被打成“牛鬼蛇神”，被整得抬不起头，灰溜溜的，至今还心有余悸。现在要站得高，看得远，团结起来向前看，理直气壮地开展工作，昂首阔步前进。他归纳总结的四句话，实际成为当时的工作方针，这次讲话很有启发性，对推动民进各地工作和鼓舞士气有很大指导意义。
在落实为四化建设服务，面向社会这个中心上，伯昕同志深思熟虑，大胆设想，提出好些新点子。他主张民进要扎实工作，办实事，讲实效，也要少而精。1980年至1981年间，他竭力倡议发动全体会员的力量，开展群众性的为四化建设献计献策，民进中央和地方组织将其共同作为大事来抓，最后集中归纳大家意见，先后形成两份书面建议，一份是关于教育改革的，另一份是关于出版工作的，送呈党中央书记处，都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和赞赏。1980年，民进中央召开全国性的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这也是伯昕同志首先提出来的。会上表彰先进会员的事迹，交流先进经验，使大家学有榜样，干有方向。这次会议影响很大，对调动积极性起了很大作用。后来，其他兄弟党派也纷纷召开这样的会议。
面向社会，献计献策，办校讲学，智力支边，这些都是民主党派工作的新领域。在这方面民进可说是先走一步。1981年，伯昕同志还提出要发挥民进的优势，组织一些特级教师、专家学者到西北去讲学，传授教育经验，帮助教育落后的边远地区的中小学教师提高教育质量和业务水平，深受当地群众欢迎，产生了很好的影响。1982年，他又积极推动和支持各地方组织广开学路，多方办学，努力培养建设人才。伯昕同志曾说，民进工作要急会员之所急，想会员之所想，做会员的贴心人。民进组织要成为会员的后勤部，尽可能帮助会员解决实际困难，办几件实事。例如当时中小学教师搜集教学资料和购买图书还有困难，伯昕同志就倡议在会中央机关开办流通图书馆为会员服务，不但提供大批图书供会员借阅，还编印油印小报交流信息和读书心得，很受会员欢迎。又是在伯昕同志倡导下，从1981年起，组织各地优秀中小学教师会员暑假期间来京参观学习活动。通过游览参观和交流教学经验，使许多从未到过首都的会员获得思想和业务的双丰收，反映极好。这每年一次的暑期活动，一直坚持到现在。在民进恢复活动的头几年，伯昕同志为打开民进工作的新局面，倾注了全部心血，贯穿了求实创新的精神。今天，民进在参政议政上“巩固老阵地，开拓新领域”不断取得更多更新的成就，我们不能忘记伯昕同志实是奠基人，他是当时民进的“主心骨”，是功不可没的。
二、伯昕同志善于团结同志，发现人才，搞“五湖四海”，非常重视党外人士。他应说是擅长做民主党派工作的统战专家，经常要求民进干部做工作一定要有统战观点，要广交朋友，热情待人。特别是共产党员决不能颐指气使，固执己见，要虚心听取党外同志意见，协商处理事情。他与社会上各界人士有广泛的联系，许多知名人士就是经他联系介绍入会的，有些人还被推荐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和担任民进中央部门领导人。据我所知，叶老圣陶原是无党派民主人士，早在“文革”前，伯昕同志就想请叶老参加民进，他亲自陪同叶老参与政协委员的外地视察，利用这个机会，诚心诚意做叶老的工作，后来终于如愿以偿。对担任民进领导职务的党外人士，他非常尊重，每隔一段时间，总要去访问一些党外领导同志，向他们沟通情况，交流思想，他待人诚恳，虚怀若谷，别人也就乐于和他说知心话，合作共事，关系甚为融洽。
为了解决民进领导班子老化问题，伯昕同志具有战略眼光，较早考虑引进新人的问题。那时民进中央需要物色比较年富力强的领导干部，他亲自选定对象，多方奔走联系，花了很大力气，终于从外地调来一位同志进入最高领导层。记得1983年民进召开“五代”大会前，伯昕同志已重病住院，当我去探望他时，他说：这次好不容易从外地调来一位新人，安排他为专职副主席。你在机关工作多年，情况较熟悉，要全力支持这位新的领导人，辅助他主持好会中央工作。并对他考虑到的执行局人选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否合适。他还对我说，自己年恃八旬，不要再选他当副主席，应该退居二线，当个顾问就行了。可见他重病在身，还在为民进工作操心。
伯昕同志十分注重领导工作主要应由民进非党同志来做的原则。很多重要会议或政治活动，他总是尽量让非党领导人多出面，他不愿自己出头露面。开会要他讲话，也总是以一个与会者身份发言，从不以领导人自居。记得有一次报上发表民进活动的消息，他看到报道民进领导人只有几位党员同志的名字，曾对我说，党派的会议消息应当多报道党外同志的名字，为什么只登党员领导人名字呢?连这样的细节，他也注意从政治影响的高度来考虑问题。
三、伯昕同志很重视对党派专职干部的培养教育，从政治到生活关怀备至。由于民主党派的特殊性，担任机关领导职务的同志多半是兼职的，实际工作却依靠专职的秘书负责。过去某些民进领导认为，专职干部就是干实事的，他们在社会上没有知名度和代表性，因而很少考虑政治上的安排，也很难提拔到部门负责人的领导岗位上。但是，伯昕同志却认为，专职干部既是党派工作的依靠力量，就应当从各方面关心他们，要放手使用，大胆提拔，发挥所长，各得其所，在实际锻炼中培养提高。八十年代初，伯昕同志打破成规，提拔一批工作时间较长的专职干部担任各部门副职，有些人后来还安排为中央委员。伯昕同志有一时期经常来机关办公，接触群众，找人谈心，具体指示工作。他批阅文件，从不只画圈圈，而是用蝇头小楷，写得密密麻麻，提出自己的意见。他布置的工作，经常督促催询，检查落实情况。那时，民主党派协助政府落实政策是一项重要任务。他认为这件事要抓紧，不能只是反映情况，还要提出具体建议，尽量做到件件有着落有交代，还亲自出马奔走，为落实民进在京的几位中央常委的政策，他多次跑统战部，找有关部门负责人，并访问了解被落实政策的本人有什么要求，表现出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极其热忱的优良作风。
伯昕同志关心机关干部的事例很多。他平易近人，毫无官架子，尽力帮助干部解决实际困难。例如一位机关女同志与爱人夫妻长期两地分居，他亲自向有关方面联系，把她爱人调到北京，使一家人得以团聚。他听到机关干部很多人住房困难，亲自过问，向政协交涉，使机关干部的宿舍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他还认为机关不要死气沉沉，要多开展文娱活动，活跃机关生活。记得1979年秋，他兴致勃勃地同机关干部一起游香山，赏红叶。那天他不乘专车，跑到机关和大家一起坐大巴同往，沿途与大家亲切攀谈，问长问短，与群众打成一片。我曾对他说，年逾古稀，工作不要太操劳。他笑着回答：正因为自己年龄大了，还能有多少工作时间，非抓紧不可啊。那年他已75岁，仍精神奕奕。到香山后，还和大家一起登山爬高，仍是一路谈着他的工作设想。以后在他病重住院期间，机关派青年同志去值班照料时，他还亲切地嘱咐大家要认识党派工作的重要性，要不断学习，提高自己，团结一致，做好工作，使听者十分感动。伯昕同志曾经说过：“我是民进的常务副主席，如果我不能在民进培养出一批好的干部，这是我的耻辱。”机关干部普遍认为，他能密切联系群众，特别是对人真诚，表里如一，和蔼可亲，对他都有深厚的感情。难怪在他病逝时，机关干部无不伤心痛哭。
四、伯昕同志办事公正，自奉俭约，生活非常简朴。他用人坚持按组织原则办事，不开后门，主张择优采用，从来不介绍亲友安排到机关来。对机关干部都一视同仁，不凭个人喜恶，原则性很强。伯昕同志住在东总布胡同里的苍松巷，那是一个不大的四合院。在两间只有30多平米的正屋里，既是他的会客室，又放了一张单人床和书桌成为办公室和卧室，室内陈设简单，家具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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