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er>骨灰洒故土 精神传后辈</center>
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五年了。（本文写于1989年，编者注）回忆五年前伴送先父骨灰回到家乡常州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犹如昨日。
1984年4月10日的夜晚，我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捧着先父的骨灰盒，乘坐北京开往常州的火车，离开了父亲一生工作时间最长的首都。民进中央机关的同志，原生活书店的老同志和亲友们，都到北京车站来送别。
晚间，火车徐徐开动，慢慢加速。我躺在卧铺上，先父的骨灰盒就放在我的枕边。我想了许多许多，想到父亲的一生，想到父亲为革命文化事业奋斗终身的精神，想到他严以律己、一心为公的高尚品德。整整一夜，几乎没有熟睡片刻。
父亲的童年和少年是在武进和常州度过的。他先在鸣凰小留我祖父任老师的私塾里读书，后毕业于武进县立冠英小学（觅渡桥小学前身），15岁去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学习珐琅专业，毕业后就职于中华职业教育社。从此，他踏上了社会。他和邹韬奋伯伯一起创办了“生活书店”，曾出任读书·新知·生活三联书店香港总管理处第一任总经理。解放后，他担任过新华书店总店第一任总经理。较长时间在全国政协和民进中央工作，他为革命文化出版事业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战斗了半个多世纪。我小时候是随祖父母在武进湖塘桥生活的，解放后又在常州等地工作，一直没有在父亲的身边，对他的经历，只有些很淡薄的印象，觉得父亲满脑子是工作，几乎没有家庭，没有我们孩子们。他从来没有和我们谈过他自己的事，自己的艰辛历程，自己的业绩。他对自己从不夸耀一句，处处严格，事事认真。他对我们也一切按原则办事，不谋一点私利，不搞一点特殊。
我这次护送先父骨灰乘的是硬席卧铺，没有乘坐软席包厢。骨灰盒只是用一块普通的黑布包着，盒子不是木质的，而是一个自制的硬纸盒，骨灰存放在父亲生前喜爱的一只绿色瓷花瓶里。这样，既按照父亲丧事从简的遗愿，又完全符合他一生生活俭朴的精神。
解放后父亲从上海调到北京，30多年就一直住在他解放初期在出版总署工作时，单位里分配给他的一套小平房里，从来没有搬迁过。他自己住的房间，是卧室、办公室、书房、会客室和饭堂兼用的一个大间。直到住进医院前，机关才为他在院子里盖了每间仅六七平方米的两间小平房，作为会客和办公之用，但就这样的房子，刚刚盖好，他也没有用上。父亲自己睡的一张床，是十分陈旧、狭窄的硬木板单人床，我几次去京，建议他调换一张宽阔些的棕床，他原先不同意，后来接受了我的意见。我回苏州后已经在家具厂定制了一张质量和款式比较好些的棕床，正在准备发运的时候，父亲又来信说，他坚决不要调换，还是睡旧床舒服，嘱咐我千万不要运新床去。我接信后，也只能作罢，把床退掉了。
火车在向着家乡常州前进。我想到父亲严格要求自己的精神，实在使人难以忘怀。我经常因公出差去北京，但我从来没有乘坐过一次父亲用的小车，就是偶然搭一次便车，他也是不同意的。1953年我出席全国团代大会，会议期间，有一次去看父亲，我离开他住处时，要到怀仁堂去开会，恰巧和他同路，可以乘他的便车。但他就是不同意，我只能乘公共汽车赶到会议住所，再和代表们一起去参加会议。还有一次是1974年国庆，我和我的三个孩子都在北京，父亲陪同我们去香山游览，他先和我们一起乘电车到动物园，然后再乘出租汽车去香山。玩过香山后，也是乘出租汽车回来的。我和孩子们说，过去我因公想搭乘爷爷的便车都是不行的，这次是游览，不乘公车，是理所当然的啦！
1971年，我和我爱人陈慧君都在徐州工作，工作单位离家较远，写信给父亲，请他设法代买一辆女式自行车。我满以为他一定会帮助大媳妇克服困难的，谁知父亲却来信说：“更大的问题是，选购自行车必须有北京本单位的证明，确实是本人工作上所必需。不能随便购买。因此，北京即使有合适的，也无法代购。”父亲对于私事，是何等的严格啊！
父亲就是这样公私分明、一丝不苟的。他不仅解放后在北京工作期间没有为家乡亲友和我们子女办一件私事，就是在生活书店长期工作时期，书店规模最大时在全国设有56个分支店，人数达360多，他也没有介绍一个亲友到店里去工作，就是我的一位堂兄徐启运，也是经过严格考试后才被录取进去的。
父亲朴实的作风，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9年国庆，我出差北京在父亲处吃午饭，大家为十年大庆而非常高兴。父亲就把周总理送给他并保存了多年的一瓶葡萄酒拿出来。他一面给大家斟酒，一面和我说，这是外宾送给总理的，总理总是将这些礼品分送给别人，我们都要学习总理这种处处想到别人的精神。父亲将周总理的行动范例来教育我们，却没有半点显示自己之意。
1983年4、5月间，父亲刚住进北京医院。我因苏州地、市合并，从市政府退居二线到政协工作，由于做了一辈子经济工作，老了要改行，有很多想不通的地方。我去北京到医院里看父亲，他躺在病床上告诉我，50年代他从文化出版工作转到统一战线工作，也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当时思想也有些转不过来。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曾根据周总理指示，专门找他谈心。从那次起，他就专心致力于党的统战工作。他说，周总理是我们党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他自己20多年来的实践，深深感到统战工作和民主党派工作十分重要。父亲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帮助我认识统战工作的重要性，要我安心地努力做好政协工作。
父亲多次见到周恩来总理，亲自聆听周总理的教诲，以及他自己参加中共党组织的情况，他从来没有和我们讲过，只是在教育我们要事事处处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安排时，告诉我们他很早就要求入党的，但周总理和他说，根据蒋管区白色恐怖的情况，以及他在生活书店工作的职务和身份，暂时不要人党，以便于工作，有利于革命事业。他服从了组织上的需要。1942年8月10日，父亲在重庆见到周总理时，周总理和他说：“我们早已把你当作自己的人了，可到苏北去进行入党手续，我可以当你的入党介绍人。”父亲对这件作为自己终身难忘的事，他生前也从未告诉过我们，我们还是从别的同志处知道的。父亲这种纯朴的精神风貌，是我们永远要学习的。
在火车上的这一夜，我回忆父亲过去很多很多事情。直到下半夜，我才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
11日下午3时许，火车抵达常州。常州市委统战部和市政府外办的负责同志，和从苏州赶来的孩子们，都到车站来接迎先父的骨灰。
先父骨灰的撒放，是遵照他生前所嘱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的遗愿办的。在北京时，生活书店很多老同志提出父亲的骨灰应放在八宝山公墓，可以让父亲的很多老同志和亲友，每逢清明时节去瞻仰，而且全国政协办公厅已通知父亲骨灰可存放在八宝山公墓。但是，我们还是尊重父亲一贯不愿增添组织上和任何人的麻烦的心愿，把他的骨灰撒到家乡，不再留下。撒放先父骨灰的地点，选在常州东郊舣舟亭。这里是北宋大文豪苏东坡来常州时停靠船只之处。在古运河畔。运河北通长江、北京，南达太湖、杭州。舣舟亭公园风景优美，又有历史意义。
12日下午，我们和常州图书馆商量赠送父亲藏书问题。父亲虽然早年就离开了常州，但是他对家乡还是很有感情的。在十年动乱时间里，他经常要下放在鸣凰老家的三个孙儿女写信告诉他家乡的一些情况。他曾多次催促孩子们在老家办个小图书室，书由他提供，让家乡的青年和老人借阅图书。这事虽未办成，但可以看出他关心家乡的心情。把他的藏书全部赠给常州图书馆，是完全按照他生前的遗愿办的。过去，我曾要求将其中一套生活书店出版，发行人是徐伯昕的十二册《世界文库》送给我留作纪念，因为我自己原来保存的一套，在“文革”中被抄家冲击时丢失了。但是，父亲没有同意。虽然我十分喜欢这部刊载有多篇世界和中国名著的大型文库，但我仍按父亲遗言，将他所有藏书全部交给常州图书馆。并和图书馆同志商量整理、设立专柜以及打包寄运等问题，并商定在父亲逝世一周年时开放借阅。
13日上午，常州市、武进县、鸣凰乡的领导同志和家属亲友40余人，乘车护送先父骨灰和遗像到东郊舣舟亭公园。大家集体照相留念，然后向安放在乾隆御笔“舣舟亭”石碑的亭内的先父骨灰和遗像前致哀。随即，我捧着先父的骨灰盒，在舣舟亭南堍，大运河沿岸，由东向西凭栏徐徐撒布先父的骨灰。最后将剩下的一部分骨灰撒埋在公园西南部运河畔最高峰松柏丛中的土地里。
我的心情是沉重的，但我也感到可以告慰先父。敬爱的爸爸，你不是曾说过：“一个人怎么能够忘掉自己的家乡呢！”现在，安息吧！你的大儿子已经陪同你回到了你的故乡。
父亲已经永远离开我们了，他没有留给我们兄妹四人任何遗产，可是他留给我们的却有许多许多，是无价的，是难以忘怀的。正如1984年4月6日上午邓颖超妈妈到北京医院向父亲遗体告别时嘱咐我们的：“要学习你们爸爸的革命精神”。
<center>“你不能‘不学无术’要做人民的专家”</center>
我幼年时期，与爸爸生活在一起，可那时我不懂什么；我的青中年时期与爸爸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不多，虽然经常有些接触，有时也有畅怀的交谈，但不得不坦率说，我对爸爸的思想境界和事业精神了解和认识很肤浅。随着近几年来，与爸爸工作有关的一些纪念活动的展开，阅读先辈们和与爸爸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们撰写的回忆怀念文章，更直接的是和爸爸见面时他对我的一些亲切指点和教诲，加深了我对爸爸的认识和理解，他的革命意志和思想品德正在影响着我，指导着我的学习和工作。
在追忆我与爸爸接触的很多往事中，他的勤奋好学精神，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对我的教育也最大。爸爸学习党的文件非常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最勤奋。爸爸有个习惯，在阅读重要文件或细读毛主席著作时，每学完一段、一章或是一篇之后，他喜欢自己进行条理性的思索，领会文件内容或文章的主要思想和观点，然后将经过自己思考所得，换句话说是体会与心得，先随手写在笔记本上或书籍的空白处，然后写出读后感。他的字写得细细密密，并在有些语句的下面划上道道，表示内容的要点，重点突出、观点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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