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徐伯昕同志，我们早在解放前的进步书籍中，就见过他的大名。1955年后，他开始兼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才开始有所接触，但那时他兼职多，很少来政协机关办公，只是开会才来。1958年后，他的大部分时间来政协，并担任部分实际工作的领导，分工联系并协助各工作组工作。直到1966年发生“文化大革命”，政协活动被迫停顿为止，他始终负责这方面工作。当时，我们在工作组办公室，直接受他的领导，有幸聆听他的教诲，亲眼看到这位老革命家以其坚定的政治立场、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严谨谦虚作风，默默地为巩固、发展党的同意战线工作和开展人民政协工作，进行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精神感人至深，给我们留下难忘的印象。现在我们记述他生前的几件事，作为对他的怀念与崇敬之意。
<center>（一）</center>
伯昕同志负责的政协工作组是组织政协委员进行活动的工作机构，是政协经常工作的重要部分。伯听同志在推动工作组进一步制度化、经常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国政协当时设有国际问题组、工商组、文化组、教育组、科学技术组、社会福利组、华侨组、宗教组、医药卫生组、民族组、妇女组。这些组统称为工作组。在秘书长分工中由一位副秘书长负责联系并协助其工作。政协工作组是政协最早建立的工作机构，是周恩来副主席提议设立的。因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一次，在全体会议闭会期间，主要靠各工作组分门别类把委员组织起来活动，履行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职能。所以，工作组的活动，对于政协经常工作能否开展至关重要。二届政协各工作组主要任务是协助政府“研讨和审议法案”。l954年二届政协后，领导提出，工作组应以“开展统一战线活动为中心任务”。但是，当时，在实际工作中，对于工作组的性质、任务、与各方面的关系，以及工作程序等，还有不够明确的地方。伯昕同志到任后，针对这种情况，首先提出，要在总结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一个工作筒则，以便有所遵循。
在伯昕同志主持下，制定了政协历史上第一个《政协全国委员会工作组组织简则》于1958年3月第二届全委会常务委员会第50次会议通过公布。这个简则，总结了过去几年工作组活动的经验，并作出了关于工作组的性质、任务，工作组成员的构成，工作组与各方面的关系等规定。为起草这个筒则，伯昕同志花了几个月时间，反复推敲，几易其稿。伯昕同志善于把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政协章程的原则和工作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简则》首先明确提出：工作组是在秘书长领导下协助常务委员会进行日常统一战线活动的工作机构。应充分发挥民主协商、协调关系、团结教育和相互监督的作用。并且规定了六条任务。针对当时工作中存在的对性质的模糊认识，伯听同志在他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简则》的说明里，作了较详细的说明。关于工作组的性质，在他的《说明》里明确地讲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因此，作为本会日常工作机构的工作组同样是属于统一战线的性质，它所进行的日常工作，是按照各个组所分工的方面去进行统一战线活动的。例如工商、文化、教育、宗教、民族、华侨……等组，都是各自向它所联系的方面进行统战活动。伯昕同志进一步说，简则所以这样规定工作组的性质，一方面说明工作组的领导关系；另方面也说明它所进行的活动是统一战线的活动，是与政权机关所进行的一般行政业务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
伯昕同志在《说明》中针对不重视工作组甚至认为可有可无的错误思想，强调指出，全国委员会的政治协商工作，主要体现在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的活动。但是，常委会认为有关某一方面的政策、法令和各项重要措施有可能通过某一个工作组或者某几个工作组先行组织具有代表性人士，广泛征求意见，协助常委会进行一些准备工作，使有关的政策、法令和措施在这一力。面能更多地吸收一些意见，使它更加完善；同时，通过讨论，在思想认识上可以更趋一致。
伯昕同志主持起草并经常委会通过的工作组《简则》，为以后工作组工作奠定了基础。实践证明，伯昕同志的这些观点和主张是正确的，是经受得历史考验的。
<center>(二)</center>
伯昕同志既注重理论、政策的研究、规章制度的拟定；更注重实践，他身体力行，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方针，积极开展政协活动，堪称模范。在他的组织与推动下，工作组工作相当活跃，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伯昕同志在政协工作的十年，正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在党的指导方针上出现严重失误时期，反映在统战工作和人民政协工作上，也出现复杂曲折的情况。特别是，1958年初，伯昕同志经常来政协组织工作组活动时，刚刚进行了反右派斗争，在党外人士中还在开展整风交心活动，政协工作组活动很难开展，一度被迫停顿。
1958年7月，中央统战部召开了全国统战工作四级干部会议。彭真同志代表中央在会上指出，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要总是斗下去，把弦绷得那么紧，现在整风应该告一段落，转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实践，从以斗争为主转入以团结为主。以后，中央又召开两次郑州会议，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同时在对资产阶级人士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提出一张一弛，强调把紧张的关系弛下来。这些精神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很快的进行了传达和贯彻。伯昕同志在实际工作中是上述方针的积极执行者。现在，我们手里还保留着1959年6、7月，他连续写给全国政协秘书长徐冰的两份报告，建议在各组的会议活动中，要实行“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的方针，做到“敞开思想，各抒己见，轻松愉快，自由辩论。”这在当时“左”的政治形势下，反右派斗争的风暴不久，各方面人士心有余悸，实行缓和的方针是不轻松的。正是由于按照这一方针办，所以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政协工作组重新活跃起来。一方面贯彻“弛”的精神，调动服务；同时，协助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发扬民主，积极提出意见与建议。这一时期的各组对农业60条，工业70条，商业40条，手工业95条，高教60条，科教14条等有关条例都作了讨论，有的规模很大，除在京政协委员外，还有一批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工商业者、华侨、少数民族、宗教界和各界爱国人士及民主人士的家属参加。例如，文化教育组、医药卫生组联合召开扩大座谈会，根据“双百”方针，对文教、医卫方面的调整工作，提出不少意见。座谈会从1961年1月20日以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徐迈进的报告为开始，参加座谈的除文教组、医卫组组员外，还邀请在文教卫生岗位工作的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的有关成员以及和文教卫生有关的代表人士，共约500余人。按界别专业和各党派分为15个小组，在1961、1962年的两年内，开会近200次，座谈会用“神仙会”的方式，对党和政府的文化教育、医药卫生政策进行了学习和讨论，对工作中的问题和缺点提出批评和建议。座谈会后，文教组组长胡愈之、医药组组长傅连暲在各党派代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双周座谈会”上汇报了文教、卫生座谈会情况。政协常委会还举行扩大会议，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负责人就两个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意见和建议作了报告。这一系列活动，受到当时的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好评，参加活动的各方面人士也感到收益非浅。在这两年的活动中，伯听同志作了大量工作。伯昕同志有很强的党性，政治上很强，组织性强，既重视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又重视向中央和国务院反映各界人士的意见与建议。他常说，“我们在政协工作的同志要起桥梁作用，要当中央的耳目。”“不能贪污人家的意见”。所以，各种会议上对于各方面的意见总是认真听取，并且认真作出重要贡献。1960年8月l 3日，周恩来主席往政协全国委员会作“关于当前国内外形势的报告”时，提出要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问题。1962年4月18日，周恩来主席在政协三届全国委员会三次会议闭幕词中，对政协的工作作出指示，他说：“今后要多开展学术性的报告和讨论，要有意识的多邀请学术界的朋友参加”。为了开展学术活动，配合和促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经伯昕同志和张执一同志商量，提议办一个“讲座”，他们两位都有解放前在上海青年会办讲座的经验，把这种形式运用到现在的活动中来。经过一段时间可酝酿，伯昕同志提议由各工作组主办一个“双周讲座”，后来由我们根据他的意思拟定了一个关于举办“双周讲座”的办法提到秘书长会议上讨沦通过。“讲座”内容以学术性问题为主。从1961年l1月到1964年3月，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共举办讲座37次，参加听讲的有在京的政协委员，各工作组联系的科技、文教、医药卫生等方面的高级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国务院参事，民主人士家属等共约700多人。“讲座”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方面：
一种是对学术界有争论、又为各方面人士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争鸣。当时史学界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期问题，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都有不同的观点。“讲座”请了历史学家吴晗、吕振羽分别作了题为《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和《中国历史的几个特点》的报告。文学方面，对《红楼梦》历来有不同的观点，“讲座”请红学家吴世昌、吴组缃介绍关于对《红楼梦》一些问题的看法。在哲学方面，请了哲学家冯友兰等介绍关于孔子讨论中的一些问题。他们在报告中尽管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可以各抒己见，自由争鸣。在这里不同的学术见解有着完全同等的发表机会。
一种是知识性介绍，介绍我国的科学成就和科学知识。如请心脏外科专家吴英恺介绍心脏外科的新发展；请建筑学家梁思成介绍“新中国的建筑”；请北大教授黄昆介绍“半导体的发展及其应用”。这些报告论述了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介绍了科学知识，也介绍了科学研究中的争论问题，使人们丰富知识，广增见闻，也推动了各界人士关一心科学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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