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是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六年间先后在上海诞生的。较早诞生的是生活书店，它成立于一九三二年七月一日。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先后成立于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
三家书店经过十多年的独立经营，于一九四八年十月，也就是全国解放前夕，实行全面合并，成立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直继续到现在。三家书店完全合并之前，在极为艰苦、险恶的环境里，在共同的对敌斗争中，三店同人长时期地同甘共苦，互相砥砺，培育了团结战斗的良好基础，回想当年的战斗岁月，使人胸怀激荡，感奋不已。
<center>一、患难兄弟 同心协力</center>
三家书店在初创时期，由于各自发展的过程和主观条件的不同，各有自己的特色。可是三家书店的性质和目标，从根本上讲是相同的，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为谋求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而努力奋斗。三家书店所致力的出版事业，不仅仅是为了增进人民的科学文化知识，而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中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旧社会，推进革命文化事业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斗争中必然会遭遇到反动势力的压制和打击，遭受到许多无可避免的、困难和牺牲，因而三家书店在他们一诞生之后，就成了同命运的患难兄弟。
三家书店在诞生后，除了受到敌人制造并强加给书店的种种迫害外，相同的最大困难，是经济上的穷困。新知书店在创办时用“募股”方式凑集了六、七百元，生活书店当时曾投资一千元。记得一九三0年《生活》周刊社设立书报代办部时，只用了二十元印了一份书目，就这样开展了业务，此外并无其他的资金和开办费用，可以算得是白手起家。到新知、读书两家创立的时候，生活书店已经积累了一些资金，业务上也初具规模了。
三家书店之间的互助合作，有政治上的相互支持和工作上的互相帮助。在初期主要是工作上的互助合作。新知书店创立初期，还没有设立门市部，所出图书完全委托生活书店总经售，这是抗战前在上海时的情况。抗战爆发后，三家书店由上海迁到了汉口，党的长江局决定把延安解放社出版的书籍在国统区用中国出版社名义印行，此事交由新知书店全权办理。事实上，新知由于人手的关系，中国出版社出的书籍有一部分是交生活书店印行的，新知印刷的部分也委托生活总经售。这时，生活书店已经有三十多处分支店。
后来，新知书店大力发展分店，建立了自己的发行网。汉口撤退前后，新知和生活两家都在浙江金华、丽水设立了分店，成为华东地区重要据点。由于这个地区离两家总的管理机构所在地——重庆较远，两家分店的同人同舟共济，共同应付了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的横加迫害，最后一同安全转移，前去曲江等地开辟新的工作。有的人回到了上海。
抗日战争初期，三家书店同时在大后方增设了许多分支店。一九三八年上半年，国民党卫戍区宪兵、国民党特务借口检查，到各家书店门市部任意查抄三家书店出版的书刊，投寄的邮包被扣的事情也不断发生。几个月之后，国民党中宣部又实行了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所有这些，引起了三家书店负责人的高度警惕，并采取行动进行斗争。
生活书店主要创办人邹韬奋同志为反对图书杂志的任意查抄和原稿审查，保障言论出版自由，曾在国民党政府的所谓“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第一、二次大会上，接连提出提案，据理力争，虽两次提案都在会议上获得多数通过，但国民党却蛮横无理，对决议置之不理。在这两次斗争中，三家书店的立场是一致的，并且动员和团结了一批出版同业发表声明热烈支持，作为后盾，在舆论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汉口撤退后，三家书店负责人齐集重庆。生活和读书两家租赁的办公处同在一条巷内。这样，三家书店负责人有事可以随时、共同商量，并自然地形成了不定期的碰头制度。我代表生活，黄洛峰和徐雪寒代表读书、新知。每次碰头不拘形式，有对形势的分析，有相互的情况通报，有对共同有关问题的商讨，有针对国民党的反动措施研究对策，等等。这种不定期的碰头制度，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当时八路军办事处由徐冰同志与三家书店负责人经常联系。
<center>二、遭受惨重打击 奔向敌后开展工作</center>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生活书店西安分店被查抄，同月二十七日遭封闭，所有图书、现款以及家具，连同工作人员的行李衣物，全被洗劫一空，甚至连租房的押金也从房东那里要走。经理周名寰被拘捕后移送集中营，因受严刑迫害并患病，不幸在集中营牺牲，当时年仅二十余岁！
生活书店西安分店的被封，是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书店采取法西斯镇压的信号，也是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文化出版方面提早下的毒手。六月十二日就发生了平江惨案。
从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到一九四0年四月五日将近一年的时间内，生活书店有十六处分店被查封或被迫停业。新知书店也有九处分店遭到同样的命运。三家书店被国民党反动派拘捕的达数十人之多。
生活书店第一批十六处分店受到摧残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对生活书店的打击迫害并没有停止。而且变本加厉。到一九四O年六月，生活书店所建立的五十六处分支店，除五处是因战局关系撤退外，又有二十多处被摧残，这时全国仅仅剩下六个分店。一九四一年二月，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又把仅存的六个分店中的五个加以封闭或限期停业。读书和新知也遭到同样的厄运。最后，三家书店只各留一个重庆分店，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由于受舆论的压力，不得不采取的一个暂时保留性的措施。
可是，在任何压力、威胁和诱惑下，三家书店同人却没有屈服。相反，越是在艰险的环境里，大家斗争的意志越是昂扬，决心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进步书刊出版工作继续下去。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读书出版社的创办人之一李公朴先生访问延安时，毛主席曾到招待所看望他。在谈话中，毛主席谈到：“……将来我们的后方更要缩小，……因此，书业界的工作，便不得不向游击区去谋发展；同时，也是适应那边的需要。”谈话时有谷军在座，他把这一一消息传到了重庆。谷军即生活书店较早去延安的杜国钧同志。
大约是一九四0年的初夏，党的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找三家书店负责人谈话，指示以民间企业的形式去延安和华北敌后开展图书出版发行工作。这是周恩来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作出的具体安排。
经过很短时间的准备，三家书店于当年九月中，即派干部李文(生活)、刘大明(读书)、王华(新知)等前去华北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开设了华北书店。十月又派柳湜、徐律、赵冬垠等去延安建立华北书店。当时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物质条件极为困难，缺乏印刷设备，只能用蜡纸刻写，用有光纸复印，把大本书籍分册印成小薄本子发行。根据地的战士、干部得到一册，如获至宝，争相传阅，直到纸张破损，才肯放手。
在延安，在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亲切关怀和帮助下，出版了许多书籍和小学课本。这是三家书店合办去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工作最早的先遣队。后来在韬奋逝世后，延安的华北书店改名为韬奋书店。
一九四0年秋季，陈毅同志和粟裕同志率领的新四军挺进苏北，在苏北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上海地下党为配合苏北的等命形势发展，大量输送干部和革命青年去苏北。同时与三家书店驻沪人员商量，抽调干部王益、袁信之、张汉卿等先后前去积极开展建店和出版工作。先在华中局所在地盐城，以后又在苏中四分区和苏北盐阜区设立大众书店。苏中四分区的大众书店后来也改名韬奋书店。苏北距离上海较近，三家书店曾先后以不同形式在上海设联络机构，统一担负同苏北的联络工作，因而苏北根据地的出版工作由于有后方不断地供应支援，坚持的时间比较长久。
皖南事变之后，三家书店的中心遵照党的南方局的指示，转移到香港。徐雪寒去上海，后来进入苏北。黄洛峰和我同去香港。为使进步书刊能大量地向南洋各地和其他海外地区发行，读书出版社和生活书店两家合作开办了一个光夏书店，负责人冯克(景耀)。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东江抗日游击队，在战火中光荣牺牲。新知书店开设了南洋书局，负责人是吉少甫。生活书店原有香港分店的设立，在这以前遭国民党特务压迫停业。这时，光夏书店、南洋书局和一家由原来生活书店几个同人集资筹设的星群书店，接替了生活书店香港分店的工作。当时，韬奋在香港复刊的《大众生活》，茅盾主编的文艺刊物《笔谈》，连同以上几家书店出版发行的进步图书，对港澳、南洋各地以及其他海外地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主张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是三家书店在国统区同受惨重打击，实行合作转向敌后根据地开辟出版工作基地的时候，也是三家书店部分联合的开始。
<center>三、扩大团结 坚持斗争</center>
三家书店遭受惨重打击之后，将中心转移到香港，这并非是消极的回避斗争，而是为了更便于指挥调度敌后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和海外的出版发行工作。在三家书店总的管理机构撤离重庆之前，遵照党的指示，采取了一些紧急部署。为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做了必要的准备。
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在反共高潮的形势下，“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采取隐蔽精干的政策。”抗战以来的三年多内，生活书店的力量比较暴露，因而考虑在国统区应当化整为零，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斗争。因此，首先把精干的力量和组织机构掩护下来。然后根据情况，逐步地恢复和发展出版工作。
化整为零的具体做法是：更改名称，变换方式，化名自营；或者寻求合作对象，实行投资合营。当时办了一批小型的、有些是专业性的出版社，如学艺出版社、三户图书社、国讯书店等。也办了一些和出版工作有关的中小型工商企业，如三户、建华等印刷厂，重点经营纸张运销的光华行、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等等。这样一些工商企业，从图书出版的原料供应、印刷制作和资金筹集等方面提供了条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