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er>(1984年1月)</center>
l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我国人民忧心民族的危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民主革命运动。生活书店1932年7月1日成立后不久就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思想、接受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的领导。
1939年至1947年，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生活书店受到周恩来以及南方局其他负责人的重视、关怀和直接领导，成为党在国统区一个有力的宣传出版机构。但是，由于生活书店本身发展的历史，以及所受的政治压迫，并且为了对革命事业更为有利，它接受和实行党的领导的方式,是靠书店负责人和党的南方局的领导同志进行个人联系，并通过在书店工作的地下党员在内部发挥作用来实现的。
<center>一 接受南方局领导以前生活书店和党的关系</center>
生活书店和党的关系是由书店的创办人邹韬奋的政治态度起决定作用。
邹韬奋是个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九·一八”以后，他在政治上猛烈省悟及基于强烈的爱国思想，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急切地要为人民的解放寻求一条出路。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党发表了“八·一”宣言，使韬奋对中国共产党逐渐有了正确的认识。他由不完全自觉到完全自觉地接近进步人士，逐步向党靠拢，直到真心诚意地接受党的领导。同时，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积极争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在这一过程中，他率领了在党教育下和他所影响下书店同人共同努力，使得生活书店成为一个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化出版事业。
首先，韬奋主动接近进步人士。1931年位看到胡愈之写的《莫斯科印象记》一书，于10月初，专程访问了胡愈之(胡当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从此，两人缔成知交，无论是政治问题，还是事业上的问题，韬奋都倾心地和胡交谈。他不仅请胡按期为《生活》周刊写国际问题的文章，还请胡参加周刊编辑工作，书店的图书编辑工作也借助于胡愈之。
30年代初，正是经过极为严酷的白色恐怖，革命力量遭受惨重摧残，而又重行集聚起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县和进步的文人学者、文学作家，看到韬奋办的刊物以大众的立场为立场，为群众服务，因而对生活书店很多人都采取信任和支持的态度。以《世界知识》和《文学》两个大型期刊为中心的一批编委和特约撰稿人中，中共党员和进步的文入学者成为生活书店在编辑出版方面的有力支柱。
一些党的领导骨干和进步文化人进入书店工作。钱亦石，张仲实、金仲华、钱俊瑞、柳湜、艾寒松等党与非党在文化工作方面的领导骨干力量，先后担任生活书店编辑部和期刊编辑的主要负责人。他们在工作中有意识地宣传马列主义，体现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使生活书店成为三十年代国统区文化战线上反文化“围剿”的重要阵地。
l932年，为使生活书店能够担当起时代所赋予它的任务，韬奋接受胡愈之的建议，生活书店一面脱离中华职业教育社独立（生活书店的前身《生活》周刊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一个对青年进行职业教育的刊物脱离而来的）；一面改组为生活出版合作社。7月，生活书店与中华职业教育社达成协议，正式签订脱离契约。从此，生活书店在革命道路上大步前进。
1933年7月14日，韬奋因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威胁流亡海外，1935年8月回国。他在国外看到苏联社会主义与西欧北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迥然不同，特别是在美国南部目睹黑人的非人生活，感受很深，从中受到教育。他在国外还抓紧时间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在政治方面更加成熟，立志要做一个共产主义者。
他强烈地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这一心愿，从1935年起到他1944年逝世前，始终不渝。
1935年他从美国南部回到纽约，和徐永焕谈如何加入共产党的问题，后因“《新生》事件”匆促回国。
1938年在汉口向党的长江局负责人提出入党要求。1939年到了重庆以后，韬奋又面向周恩来，提出入党要求。恩来鼓励他还是以党外人士身份工作为好，亲切地对他说：“目前党还需要你这样做”。恩来在话语中表示，这是党给予他的任务，而且已经把他看作是党的人。韬奋入党的要求虽然未能如愿，但在精神上得到很大的鼓舞和安慰。
1942年，韬奋到了苏中抗日根据地，在即将转移苏北地区之前，他坦诚地对苏中区党委委员刘季平说：“国民党已经通知当地将我‘就地惩办’，今后我不可能再在国统区公开露面，希望你向苏中党委反映，并转报华中局批准我入党。”
到他病危的时候，又在遗嘱中请求党中央审查他的历史，如果他不久于人世，希望这次吸收他入党。
九年半间邹韬奋再三要求入党，这是对党多么深厚的感情和坚韧不拔的意志。韬奋在他生前虽然没有取得共产党员的身份，但是他对民主革命做出的贡献，他对革命文化出版事业所进行的一些创造性的实践，是完全无愧于党外布尔塞维克的称号。
<center>二 生活书店接受党的南方局的领导的一些情况</center>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韬奋以及书店的其他人，同南方局的负责同志接触和联系，是非常谨慎的。这里只是个人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既不全面，也不够具体，有的情况是在解放以后才了解的，当时并不知道。
(1)1938年秋冬，生活书店总店(后改称总管理处)迁至重庆，韬奋常去访看周恩来以及南方局的其他同志，面谈和请教书店工作以及他在政治活动中所遇到的问题，及时得到指点。恩来有时也找韬奋，通知或提醒一些事情。这是这个时期书店接受党的南方局领导的主要通道和方式。韬奋每次都带着钦敬欢快的心情去看望“周公”，对“周公”的意见当作党的决定不折不扣地坚决执行。
(2)书店常请中共办事处的一些负责同志来书店讲话做报告。这样的事在汉口就已经开始。1938年2月，周恩来应邀来向汉口生活书店的同人做《关于当前抗战形势和青年的任务》的报告。这是党中央领导人首次对书店同人直接进行政治教育。1939年6月9日，恩来针对汉口、广州失陷后的形势，在重庆生活书店总管理处做《抗战第二期的文化工作》的报告。来生活书店做报告或者讲话的南方局领导同志还有董必武、叶剑英、博古、凯丰等。这些报告和讲话使书店同人及时地受到党的教育，听到党的声音，不断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增强了为革命做好本职工作的精神动力。
(3)1938年冬季，生活、读书、新知三个书店的总店都搬迁到重庆，三店负责人徐伯听、黄洛峰、徐雪寒为交换业务上的情况，讨论同国民党斗争的策略，形成经常碰头制度。有重要的问题和意见请示南方局后共同执行，南方局指定徐冰为领导三书店工作的具体领导人。徐冰担任这一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4)编辑工作是书店工作的重要环节。生活书店先后共出版图书1300余种。例如抗战前夕在上海开始出版的《世界学术名著译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青年自学丛书》(马列主义启蒙读物)、《时事问题丛刊》(国际问题分析)等书籍，在对读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引导青年走革命道路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抗战初期在汉口大量出版的《救亡文丛》、《黑白丛书》等书籍，对抗战起了思想动员的作用。并对来自国民党内部的一股妥协投降的思想动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抨击。1938年秋冬初到重庆，正逢大后方为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开展民主宪政运运动，书店出了一批宪政论文集和参考资料，为宪政运动制造了舆论，并提供了研究材料。以上例子说明，生活书店的编辑工作，一向是基础理论和实际斗争两个方面并重的。
进入1939年，国民党反动派用图书杂志原稿审查以及派人到书店任意查抄等法西斯手法，对思想和言论加紧了箝制，一些进步或者针对现实的著作很难出版，即使能侥幸出版也很快就会被列为禁书。这时书店实际主持编辑工作的是沈志远。他编辑《新中国大学丛书》是有成绩的，这是一批内容丰富极深的理论书籍，但由于他是一位长期从事教学和译著的学者，他和中共办事处的关系也不很密切，这一时期生活书店出版对实际革命斗争有针对性战斗性读物很少。这固然有客观原因，但主观努力也很不足。
从汉口到重庆，中共办事处对书店的编辑出版工作是大力支持的。支持的办法：一是向书店提供延安出版的中国出版社和解放社的样书，由书店发往上海(已沦陷)重版，运到内地及香港、新加坡等地销售，二是向书店提供推荐稿件，提供推荐的稿件，由书店编辑工作的主持人秘密经手，难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或书目。这里举一件事，就可以了解到办事处支持书店编辑工作的不寻常的情况。
书店出版的《救亡文丛》中有一本《蒋委员长言论集》、汉口时期出版。十年动乱中这本书被指责为生活书店是“三十年代黑店”的凭证。其实指责的人并未见过这本书，只是从书名上推断。后来，冯雪峰在文化部干校对许觉民谈起有关这本书的故事。他说这本书的目的在于“压蒋抗日”，是用抗战刚爆发时蒋介石假装坚决抗日所发表的一些欺骗人民的言论，集中起来，迫使他把抗日战争坚持下去，书后还附载党的《八·一宣言》。冯说这部稿子是经办事处审定后交生活书店出版的。
到了抗战中后期，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等书陆续出版，书店得到样书后在上海、重庆曾秘密重印，有的是照延安的版式装帧重印，秘密发行。
(5)1940年夏秋，接替沈志远任书店图书编审工作的是胡绳，太平洋战争之后是张友渔，抗战胜利以后又是胡绳。胡绳、张友渔与党的领导机构关系密切，他们无异于党派在书店的代表，除了编审工作，还过问书店的人事以及干部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这就使得党对书店的领导加强了。特别是韬奋出走以后及逝世，失去了书店接受党的领导的主要通道，有一位相当于党代表常驻书店，对书店工作有很大的好处。
(6)抗日战争初期和中期，书店继续出版《抗战》三日刊、《全民周刊》以及二者合并后的《全民抗战》。还有《文艺阵地》、《世界知识》、《读书月报》、《妇女生活》等杂志。这些杂志的主编人：韬奋、柳湜、茅盾、金仲华、胡绳、沈兹九，除金仲华远在香港外，他们都和南方局领导同志或有关同志有直接的联系。
(7)1938年12月底，胡愈之同志从桂林来到重庆，与书店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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