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er>作者：陈友康</center>
今年3月4日，胡锦涛同志参加全国政协民盟、民进联组会并发表讲话，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他说：八荣八耻“既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社会主义的基本道德。”胡锦涛同志的这一思想，继承我国优秀道德遗产，联系实际，与时俱进，对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了精辟的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以德治国。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长期占据正宗和主导地位的思想，在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其他思想体系难以比拟的作用。而与其他思想体系相比，儒家尤其强调修身进德，强调德政和德治。在荣辱观问题上，儒家也有许多深邃的思想。
<b>一 知耻是对知识分子的首要道德要求</b>
儒家思想以人为本，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使命，因而特别重视荣辱观问题。在儒家看来，士人即知识分子作为人类文化和人类精神的承传者、阐释者、守护者和创造者，在坚持人类基本价值观方面负有最重要的责任，士人的荣辱观极大地影响着社会风气，因此对他们有着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大的道德期待和更严格的道德要求。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这都是要求士人要超越个人的物质利益，对整个社会保持深厚的关怀。曾参发挥师说，对士人提出更明确的要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士人应该胸怀远大、意志坚强，有一种勇于担当、不懈进取的精神。
廉耻观是荣辱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特别看重耻辱观。《论语•子路》：“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所谓“行己有耻”就是立身行事要知道耻辱而有所不为。在这里，孔子是把知耻作为士人的首要条件的。孟子也说：“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孟子•尽心上》）”“大”在什么地方，孟子没有展开论证，朱熹注释说：“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存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所系为甚大（《四书集注》孟子卷之十三）。”欧阳修也说“廉耻立人之大节（《新五代史•冯道传》）”。在他们看来，廉耻之心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所在，廉耻是做人最根本的道德操守之一。寡廉鲜耻不配做人，更不配称为“士”。
廉耻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对待得失的问题。这一问题要把它放在儒家“义利之辩”中考察才能得到深入的理解。义利关系是人始终要面对的根本性问题之一，也是儒家思考得最为深入的问题之一。孔子的名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表明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人都生活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当中，物质的满足和精神的满足对人都必不可少。但人的物质需求是有限的，我们所能获得的物质财富也是有限的，而精神世界却有着无限可能。所以儒家把精神满足看得比物质满足更为根本和重要。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见得思义（《论语•子张》）”。他对学生颜回安贫乐道赞不绝口，都是根源于这一立场。而他“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名言更是把闻道而获得的精神满足视为人生的最大幸福。遵守“义”的原则，不苟且，不贪佞，凌辱自然远离，就能维护人的尊严。反之，见利忘义，贪得无厌，斤斤计较，就会无所不为，并且使精神陷入蔽囿、枯竭和焦虑状态，幸福自然远离。亚里士多德说：“幸福是灵魂的事。”它和物质财富以及其他世俗功利的拥有量并不是正比关系。
按社会分工来看，士或者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能是传承、创造知识和思想。他们比别的阶层更多地掌握前人流传下来的知识和思想成果，拥有更多的文化智慧，因此而获得了引领社会精神生活的合法性。他们要守护经过历史经验证明对人类社会发展行之有效的基本价值准则，阐释世界的意义。他们要扮演好这一角色，就必须以身作则，严格履行自己宣扬的价值准则，必须有宗教徒式的牺牲精神和道德勇气。所以，尽量减少物质欲求，尤其是“不义”的欲求，追求精神的雅洁和德性的崇高，是对士或知识分子的内在要求，所谓“明其道不谋其利，正其谊不计其功”。知识者的品位和气象就在对待“义利”及其它得失问题的态度上体现出来。
<b>二 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b>
“学而优则仕”，古代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要进入各级政府成为士大夫。 士大夫是国家的管理者，也是“士”中的佼佼者，具有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双重身份，他们的荣辱观念直接左右着社会风气。官员具有廉耻心、道德感和使命感，官风纯正，世风和民风会随之健康向上，整个社会便会具有凝聚力、战斗力而稳定和谐、生机勃勃。如果士大夫不以国家人民为念，利用手中权力大肆攫取社会财富以自肥，破坏社会公正，那么官场就会变得恶浊阴暗，最后无可收拾而导致行政运行的无序和无效，造成政权衰败直至毁灭。这可以说是中外历史上一种普遍的现象。
因此，儒学思想家高度重视士大夫的廉耻观，把它提到关系国家命运的高度看待，明确宣称士大夫的无耻是国家的耻辱。北宋“以文章风节负天下重望”的欧阳修在考察了唐末五代士风浇漓、官风颓靡的情况后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仪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新五代史•冯道传》）！”管仲把廉耻作为维系国家命脉的支柱，欧阳修结合士大夫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对廉耻与国家败亡的内在联系作了透彻的阐释。顾炎武高度认同管仲和欧阳修的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日知录》卷十三《廉耻》）”
这段话值得当今的士大夫即各级干部深长思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腐败现象十分严重，虽然党中央采取各种措施严厉惩治腐败，取得明显成效，但腐败现象依然屡禁不止，腐败官员前仆后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道德角度看，就是一些干部廉耻观淡薄所致。少数国家公职人员尤其是高级干部不顾廉耻，“无所不取，无所不为”，贪赃枉法，趣味低俗，生活糜烂，严重影响了党和国家的形象，破坏了党群关系，确实是党和国家的耻辱。
知荣明耻，努力实践道德原则，能使人获得尊严、快乐和美。不顾廉耻，实际上是自取其辱。《孟子•尽心上》：“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意思是人们能以无耻为可耻，自然就不会有可耻之事到他身上来，那么，人生就“无复有耻辱之累（赵歧注）”。孟子在这里强调的是一种道德自觉，有了高度的理性自觉和高尚的道德精神，自然不会做丑恶和委琐之事，耻辱自然远离。孟子说“君子有三乐”，“仰不愧于天，俯不怍（惭愧）于人，二乐也。”这是由个体人格完善所引起的精神愉快。领导干部如果“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做到堂堂正正、光明磊落，辛勤工作，精进不懈，内有德性的庄严，外有事业的成功，那么，人生就“充实而有光辉”（《孟子•尽心下》），快乐而且美好。
知荣明耻，正直、清廉、富有责任心和道德感不仅能保有个人的人性光辉，而且能促进社会风气的优化。这样的士人往往以道义、忠信和名节互相砥砺，激发人们向上和向善。欧阳修说，士人“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朋党论》）。”道义是人类基本的价值准则，士的基本职责是行道，守节是行道的保证。正直的士人坚守道义，践行忠信，爱惜名节，互相勉励，能够相得益彰；以这样一些观念来为国家服务，就能够同心同德，并且善始善终，坚贞不渝。这样就能够形成健康向上的士风和官风，进而促进社会风气的良性化发展。现在一些行政机关和学术机构，干部或学者之间不是以正气互相激励，而是以庸俗关系互相腐蚀，“见利而争先，利尽而交疏”，甚至“反相贼害”（《朋党论》），风气极坏。这影响单位发展，也会对个人造成严重危害。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
<b>三 知识分子贵在独善其身</b>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知识分子群体立足本职岗位，关心公共事务，努力发挥聪明才智，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新中国历史上，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是知识分子最心情舒畅的时期，也是他们对社会生活影响最大的时期。知识分子整体上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道德勇气发挥作用，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中国的和平崛起有知识阶层的劳绩。
同时也要看到，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有较大调整，知识分子群体的趋利愿望也格外强烈。在合乎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前提下，知识分子追求自己的正当权益是天经地义的。但问题是，部分知识分子没有满足这一前提条件，而是靠违背这一前提获取私利，于是就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学术腐败和学术失范现象，一些人则成为特殊利益群体的代言人而受到公众谴责。这些行为使知识分子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或社会良心的形象受到侵害。知识群体的公信力面临考验。最近几次关于中国经济学家的讨论中，公众的热情参与和不乏情绪化的指责，以及人们对教师、医生等传统上被认为最富于道德感的从业者的质疑和不满，实际上反映了民众对部分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情绪。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人们可以找出各种客观理由。例如，对层出不穷的剽窃、抄袭等学术腐败现象，一些人就从学术研究体制、学术评价制度、职称评审制度、岗位考核制度等方面为当事人开脱。从探寻问题产生根源的角度，进行这样的思考是有价值的，但不能把它作为辩护的理由，更不能借此把个人的错误推得干干净净，个人的错误行为与不完善的制度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他对结果的产生是负有直接责任的。因此，从道德的角度看，其原因就在于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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