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国外学者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中，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比较典型的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共产主义”、“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后社会主义论”等。对这些观点的评析有助于在国际范围内正确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成为国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其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属性的研究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并且引发了学术上的争论，从而也形成了不同的认识流派。

　　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俄罗斯学者费奥克蒂斯托夫在1991年第二次全苏“中国与社会主义”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中对邓小平理论的属性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东方国家革命进程的独特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给研究者提出了理论方面和方法论方面的难题。这些难题的实质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这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问题。东方国家的现代史令人信服地表明，对这些国家现代史的分析不采用正确的方法论，对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不作出科学的理解，就不可能得出与东方国家社会进程完全相符合的写照。”① 他认为，对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应当强调指出这样一个论点：中共思想史实际上是探索中国革命进程的民族特殊发展道路的历史。中共历史上的各种派别和倾向的斗争，无论怎么说，都可以归到这个问题上。这种斗争无论用什么样的政治口号作掩饰，其中发生的冲突和出现的种种转折，究其理论方面和方法论方面的原因就在于此”②。他以此为认识的出发点，进而对邓小平理论进行了分析与评价。他认为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共着手修订自己的理论观点，探索国家社会经济、精神和政治发展的新途径；形成确保国家逐步摆脱危机局面基本上顺利实行新的社会经济政策的方针。中共理论工作的中心课题还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则运用到中国具体环境中的问题”③。他认为，“中共的新方针，即后来称之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方针”就是在这种探索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就是要制定出本民族的、严格考虑到当代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模式。

　　另一位俄罗斯学者，前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哲学博士M·季塔连柯在《远东问题》杂志1991年第5期上以“中共七十年的经验和教训”为题，从历史的高度分析了邓小平理论的含义及其属性。他认为，“中共领导在40年代初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一个不仅仅对中共具有意义的重大理论突破”，“这种做法完全符合列宁关于必须把马克思主义‘译成’民族语言的著名思想。80年代邓小平领导改革的一个总的指导方针，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对中共多年经验的总结。”④ 中国今天所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改革，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革新和完善社会主义”。“在某种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新型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以其独特的形式（在中国条件下）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从乌托邦到科学。从革命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总的发展趋势，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复杂演变过程和最终反映了对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和完善。”⑤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俄罗斯学者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思路是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路进行的。季塔连柯把邓小平理论看作中共于20世纪40年代初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费奥克蒂斯托夫则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出发，认为邓小平试图制定出本民族的社会主义模式。他们按照这个思路分析，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二、“民族共产主义”

　　在西方，一些学者从理论属性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看作是一种民族共产主义的理论形态。

　　英国学者迈克尔·亚胡达以邓小平对国家利益的重视为视角，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纲领意味着，它是过去被称作“民族共产主义”的一种形式。“民族共产主义”是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研究毛泽东思想过程中提出的概念。它最早由费正清提出，而后形成了一种有特定含义的分析概念。这一概念着重强调以中国的文化价值、历史传统来理解的社会主义，到20世纪80年代逐步发展成以中华民族和国家利益为基础来理解的社会主义。

　　费正清认为，邓小平对农村采取的合同制（即责任制），既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形式，也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合同制必须看成是中国‘治国策’的最新阶段，所谓‘治国策’就是怎样组织农民以改善他们的福利并富强国家。中国统治阶级有史以来世世代代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发现合同在半商业化农业中最有刺激力，因而有利于生产。就是那么简单。魏源和其他一些早期的‘治国策’学者，毫无疑问是理解和肯定这些组织农民群众的新方法的。”⑥

　　美国学者戴维·W.张认为，邓小平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因是中国文化价值观在起作用。

　　日本学者天儿慧指出，邓小平理解的社会主义除发展生产力之外，“第二个重点是把‘实现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与自主’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从日本的历史发展看，难以理解为什么那是社会主义的。然而，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屡遭列强侵略、民族自尊心和国家主权被蹂躏的历史。共产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作为反帝民族解放的理论，受到这些地区的共产主义者的支持。这对于年轻的邓来说也不例外”。“邓小平对中国所处的半殖民地地位的体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一手制造的‘封锁中国’的冷战结构的形成，在认识上又加深了一步。由于后来中苏对立的日益严重，进而又受到来自苏联方面的威胁。再深一步想，从他一直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和‘美苏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背后，可以看到像这种中国自身受屈辱或受威胁的历史。”“今天，虽然中国在外国人眼中是确确实实的独立国家，是大国，但是据邓和其他领导人看来，中国依然处于‘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受威胁的状况。他感到在天安门事件及其后来的经济制裁和台湾、西藏问题的背后有某种势力在作怪。”⑦

　　在天儿慧看来，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富裕与强大是邓小平社会主义的主要价值观，邓小平理论以及邓小平的各种政策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和方法。

　　以上论列，都可归入把中国共产主义理论看作“民族共产主义”一类。这一派学者就其派别属性来看，大多数是西方自由主义学派。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大多是友好的，在分析中国理论的观点中，有许多独到之处和可借鉴的地方。但由于方法上的偏差，导致了他们许多正确的观点无法自我完善，反而走向错误。

　　西方学者关于邓小平理论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富裕与强大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认识是对的。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邓小平，他们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是爱国主义者。在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密切结合的。近代以来，正因为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才有了自己的国家独立和主权，才使中国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中国人选择社会主义和今天坚持社会主义，是因为它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和更高水平的繁荣昌盛的正确道路。

　　三、“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形态和模式出现在人们面前，同时也刷新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观念。在国外，它被誉为“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以马克思主义为方法，以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模式与新时期社会模式的比较为视角，探讨了这一新模式的历史内涵与理论内涵。

　　莫里斯·迈斯纳认为，邓小平的理论和政策同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思想、理论及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很大的区别。他指出：“毛泽东逝世后，中国社会出现了社会经济非政治化，政治生活非激进化的形势”，“与这种情况同时出现的是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⑧ 他认为，“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奇特之处在于，它特别喜欢用生产力来解释社会主义”，“实际上已消除了所有空想和偏见的成分”，这种理论“成了更加正统的马列主义理论”。⑨

　　西方学者不但注意研究邓小平强调生产力的思想，而且对邓小平生产力思想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深入分析。迈斯纳认为：“毛以后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显著、最普遍的特点之一就是开始信奉历史及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毛在世时，毛主义是以唯意志论为特点的，它相信用正确的思想和觉悟武装起来的人民能克服物质障碍，按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改造社会。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代表性观点，则是把社会历史的发展看成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规律，对待它应和对待自然界历史的发展规律一样。”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