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在对待中国历史的观点上，否定了过去领导人提出的“经济越落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就越容易”的观点，而坚持了列宁“国家越落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就越困难”的观点。(11)

　　这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上，承认自己是“尚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历史中每一阶段的演进都同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并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在各个阶段的演进特征上，“毛之后关于‘社会主义阶段’的理论实质上是以进化论的观点来认识社会发展阶段的，它的每一个阶段都反映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它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整个发展过程，从过渡到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的特点是连续不断地同过去进行彻底的革命决裂，对现实进行实质性的改造，并在设想的‘一个接一个’的不断的革命中尽可能迅速地实现社会关系和人民群众觉悟的改造。”(12)

　　西方一些学者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变化与发展为依据，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种新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说是有相当见地的。它的合理性在于：

　　一是比较客观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失误和教训，指出了我们在社会主义认识上的病症所在。长期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认识问题上的不成熟，主要特征就是忽视发展生产力，不顾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盲目追求生产关系的先进，导致用阶级斗争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方法和手段。这一时期形成的理论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

　　二是比较客观和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理论的主要特点。西方学者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喜欢用生产力来解释社会主义”，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到“第一位”，邓小平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发展生产力”。迈斯纳从发展生产力这一基本观点出发，研究邓小平理论中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研究其中社会主义阶段划分的客观依据，这种以唯物史观的方法从整体上来分析邓小平理论及其与各个组成部分的有机联系，反映了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理论时注意到邓小平理论的内在关系从而把邓小平理论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来对待的正确态度。

　　三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解释邓小平理论，并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方向上分析我们存在的社会主义建设上的空想论，从而把邓小平理论落脚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上，反映了西方一些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角度研究邓小平理论的倾向。

　　但是，迈斯纳把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看作是一种“经济决定论”，从而认为今天中国只讲发展生产力，不讲精神对物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则是错误的。

　　事实上，邓小平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方面进行了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改变了过去生产关系的变革超越生产力的错误，一方面顺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人们的现实关系和生活态度。它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流行于空洞的政治口号之中。与此同时，邓小平理论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地位，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中这一理论得到不断的充实和完善。

　　四、“后社会主义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一种新的形态揭开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新的一页。这种新形态的社会主义以一种既不同于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又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新形式，给当代关心和思考社会主义的人们以极大兴趣。在国外，一些学者也想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在理论上做一些新的归纳和总结，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前途作出新的展望。其中比较有影响、并形成比较系统理论的就是美国北卡罗莱纳州杜克大学阿里夫·德里克教授。

　　德里克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在中国国内及国际范围内都引起了争论。在中国国内，“当今中国社会在进行根本的改革，这种改革在思想上引起中国社会姓‘资’还是姓‘社’两种观点之间的激烈斗争”。在国际上，“人们提出诸如‘革命后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社会资本主义’之类的不同观点”。(13)德里克认为，争论的根源在于人们在意识形态上硬要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纳入人们设定的框框，套用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概念，说它非此即彼。他认为，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已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原有概念提出了一些最根本的问题。因此，应该在思考的框架上有所突破，即“跳出概念上的死框框”。无独有偶，日本学者天儿慧认为，按原有的概念已无法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阿里夫·德里克提出的新的认识框架和概念是“后社会主义”。他认为，后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并不预示社会主义的终结，而是在社会主义原有概念陷入矛盾时，使人们能够以新的更富有创造性的方式反思社会主义。

　　德里克认为，学术界在中国社会主义问题上争论的起点是从社会主义的概念引起的。“按照目前的用法，这个概念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即鲁道夫·巴赫罗所谓‘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二是用来说明这些国家的前途，即它们在理论上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而要努力建立的一种社会（两者的区别相当于比尔·布鲁格和别的学者所说的‘制度’和‘过程’）。含义之所以引起问题，就在于这两种用法之间，制度和过程之间，现实和理想之间存在着距离。只要远景是制约现实的一个内在条件，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为当前的政策导向，社会主义的两种含义就很容易重合。如果远景同现实割裂，或者远景虽仍然被视为最终目标，但对制定现实政策不再起直接作用，这时社会主义的含义问题就会突出起来。”(14)

　　德里克坚决反对某些西方学者因为中国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吸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就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归入资本主义性质和资本主义前途的论点。他认为：“现在人们往往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淡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其根据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任何妥协，都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所同化。这实际上是一种武断的推论。只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才能证明这种论断是正确的，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排除了资本主义前途为任何其他发展道路所取代的可能性，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是永恒的。其实历史是发展的，未来还是个未知数。”他以关注中国社会主义的口吻说道：“西方一些人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误解为资本主义和毫无约束的自由企业。我认为，有些人不是误解，而是要以资本主义的理想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导向。”(15) 德里克由于认识上的局限，认为中国今天实际存在的现实的社会主义与作为理想的社会主义有距离，他也不打算把中国社会主义看作是那种理想与当前现实统一的社会主义。

　　他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另辟蹊径，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名为“后社会主义”。他认为，这“可以使我们既认真看待中国的社会主义，而不忽视它因与资本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问题，也不会迫使我们必然在其自我形象（社会主义）和否定其自我形象的另一个形象（资本主义）之间作出意识形态上的选择。这个词有意在内涵上留有余地”。(16)

　　他给“后社会主义”下的定义是：“后社会主义”是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提供了一条可以取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不再有统一的理论，而带有各国的特色。这种社会主义，既须跻身于资本主义世界，又不能放弃社会主义的基本结构；既要同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相结合，又要确保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既要利用资本主义的经验，又要克服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

　　他认为，“后社会主义”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作为资本主义之后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指利用资本主义的经验而又力图克服资本主义发展中种种弊端的那样一种社会主义。德里克认为，“后社会主义”赋予“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以合理性，“它总是力求将一种朦胧的争取社会主义未来的理想作为人类的共同目标，虽然不让这种理想发挥其内在决定当前社会政策的作用”。(17)

　　德里克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有历史和现实根据和理论依据的。他以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实践论证自己的论点。他认为在这两个社会阶段（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有必要利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经济。既然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是社会主义，“那么，新民主主义的眼光就保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会回到资本主义或者说使资本主义复辟”(18)。

　　他认为，“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开放创造了一些新的发展的可能性，其中之一就是拥有了更大的选择经济发展手段的余地，甚至比资本主义的选择余地还要大。资本主义尽管有其自身的灵活性，但排除了一个重要的选择，就是社会主义的选择。在存在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条件下，社会主义不再向资本主义挑战，而是谋求容纳资本主义，通过‘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实现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制约的发展目标。”(19) 他认为，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主要不取决于社会主义对未来有什么理想，而取决于当代资本主义和“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之间为争夺未来而进行的全方位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