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经过30余年接近10%的平均增长，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目前正转向“结构性减速”时期。2014年及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将在较过去30年平均水平略低的7.5%左右的平台上运行。在此期间，改革红利如何释放，如何避免过度投资等刺激性政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房地产拐点是否来临等问题引起各方关注。为此，本刊专访了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经济学家成思危，就步入中高速增长周期的中国经济面临哪些问题，改革如何破局进行解读。

　　“向改革要红利，不能因为有反对的声音，就不改革了，这绝对不行”

　　中国新闻周刊：你最近谈到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环境问题、地方债问题以及GDP依赖这三大挑战，这对目前中国经济有何影响?

　　成思危：其实我已经在诺奖论坛演讲时把这个内容修改了一下。三大挑战，第一是环境，第二是政府债务，第三是GDP崇拜。

　　环境问题不需多说，如果老百姓的健康都不能保证，发展经济有什么用?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最近有些不同看法，有些人说可控就不可怕。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原来说10.7万亿，最近摸底调查是将近20万亿，数量巨大，且还在继续增加。若有三分之一的地方政府没有还债能力，再加上有还债能力的赖着不还，能拖就拖，债务风险就会上升。

　　万一还不上，一些地方债会变成银行坏账，那就得中央财政来负担。我认为中央财政不应该去买单，不能鼓励赖账。

　　银行坏账靠什么冲销，靠存贷款利率之差赚的钱去冲销，并不真正由银行来承担，说到底还是老百姓和企业去负担，这显然不合理。如果没有这些坏账，存款利率可以提高，贷款利率可以降低，流动性会更好。

　　当然现在没有赖账，但借新债还旧债值得警惕。其结果是，钱根本没有进入经济发展当中，也未发挥作用。“借新还旧”实际上是不断地在延期、展期，展期的结果是本金不用还了，扔给下一届还，这怎么行呢。尽管说地方债可控，但它的消极的影响不可否认，所以我认为“可控就不可怕”的说法不对。

　　解决地方债问题需要更高智慧，要区别对待，能发行债券的应该允许发债，但必须控制好用途，经评级机构做出信用评级后方可进入市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自己想办法，提高地方的经济运行效率和劳动生产率，逐步消化掉。不能依赖中央政府，更不能依赖银行来解决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制度创新是改革红利之源，李克强总理谈到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如何理解这里面的逻辑关系?

　　成思危：去年3月我与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几个人写了一本书，其中第一篇就是我写的，叫做制度创新是改革的红利之源。主要是讲究竟改革的红利从哪儿来，那篇文章很长，我只能简单地说改革红利最根本的是要从制度创新中来。

　　我当时提了四大问题。第一是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第二是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第三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第四是处理好集权和分权的关系。

　　现在有很多问题，很多经济上的浪费是由于法治不够，过多的人治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一个地方的规划，本来做好了，新的领导来了，说不行要改。有一个市就是这样，原来领导说发展城市的东面，动员外商投资，一窝蜂就上去了，最后这个书记走了，新来的书记又说要发展西面，东面就没有人去了，造成巨大的浪费。

　　没有法治，只有人治，经济发展必然不健康不正常，那么很难取得改革红利。但现在政府任何一项改革，都有人反对，改革难度非常大。但只有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方能获取改革红利。

　　对于公平效率关系，我认为，如果是没有效率的公平那是低水平的公平;没有公平的效率是不稳定的效率。只管效率将导致社会不稳定，效率也无从谈起，反过来说如果只讲公平，不讲效率，也只是低水平的公平。

　　政府和市场关系就不多说了。大家都知道，集权和分权是个问题，如果地方不听中央的，那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中央如果不考虑地方的具体情况，不考虑地区差别，一刀切地制定政策也不行，毕竟发达程度不一样。

　　这些问题都是影响改革红利的因素，所以我说把制度创新问题，把这四大关系解决好了，改革才能够更顺利的进行，才能够取得更多的红利。

　　“经济总量的基数大了后，增速放缓并不可怕”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谈中国经济周期律的有很多，按照你观察的中国经济周期律，你对中国可接受的经济增长作何解读?

　　成思危：我们研究过，中国的经济周期文革以后大概十年一个周期。1984~1992年算一个周期，然后是1992~2002年算一个周期，2003~2012年这是一个周期。2003~2012年周期是高速发展期，平均来说大约10%左右的经济增长，是比较高的。

　　但必须看清楚，在这期间，通货膨胀率最高到了5.4%，此外环境问题恶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的雾霾是上一个周期造成的。我们算过，2005年因为能效低、环境污染、加上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3.5%，2010年的数字是12.3%，都超过当年的GDP增速，因此环境恶化是必然的。

　　目前我们已进入中高速发展周期，就是速度要降下来，把GDP水分挤掉，要把环境这些问题放在重要的地位来处理。在此周期，我对经济增长的估计是7%~8%之间。李克强总理讲的叫做增长保下限，通胀控上限，我认为增长的下限是7%，通胀的上限是4%，这是一个正常的较为合理的区间。

　　当然周期是有增有减的，所以我考虑大概用五年时间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调结构、转方式，到2019年的时候可能会高一点，会超过8%。由于我们基数大了，到下一个周期时，6%~7%的增长就足够了。所以我说这个周期在7时代，下个周期在6时代。这并不可怕，基数高了以后，像美国3%的增长，从绝对量来说，那就相当于我们6%~7%了。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想知道你所谈到的7%~8%的增长靠什么支撑?

　　成思危：我讲了三点，第一就是城镇化。第二是靠新一轮的土地制度改革，第三靠创新。

　　城镇化现在每年是差不多增加一个百分点，仍有潜力可挖。其实农民现在的劳动生产率是很低的，大概每年每人真正农业生产创造的增加值是 300~500美元，可是如果到城市来做工，他创造的增加值就是一万多美元，这就多创造多少社会财富。创造社会财富经济才能增长，当然前提是农民到城市来要能就业，只要能就业，他创造财富就比在农村高得多。

　　第二，新的土地制度改革，包括农村建设用地、集体建设用地跟国有土地一样进入市场，增值收益在国家、集体、个人之间合理分配，这一块给农民提供了一部分收入，加上承包权确权且长期不变，而承包权也能够转移，这使得进入城市的农民又多了一块收入。

　　确权的问题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一块明确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时间问题。

　　第三，农村集体的事业，也是明确了农民的股份，也享受分红。最后是农民的宅基地，农民享有用益物权，这几块加起来，进入城市的农民就不是一无所有。留在农村的农民收入相应也提高了，只有收入提高，才能够去通过消费拉动经济，没有钱你怎么消费，怎么拉动经济。

　　最关键的还是创新，所谓创新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并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是可以增加就业，可以增加GDP，但是要想增加人均创造的增加值，要靠技术进步，靠劳动者素质的提高，靠管理的改善。

　　所以要从这三个方面建设创新型国家，从这三个方面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包括发展职业教育，加强职工培训，再加上加强管理，从这几个方面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提高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