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性贡献

　　中国道路向世界展示了贵和尚中、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仁义”、“和合”文化更具世界道义性，更具世界魅力，这是“文化性”贡献。

　　中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开创出来的，它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具有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基因。

　　中国道路表明，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具有指导意义。自从苏联解体后，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信仰。实际上，失去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是那种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强调构建“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注重世界和平发展。因而它不仅没有过时，而且焕发出勃勃生机；它既增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也在理论上提高了中国意识形态的世界影响力和吸引力。这是中国道路对“意识形态”的一种文化贡献。

　　西方许多学者在极力维护美国霸权及其在世界上唯我独尊的地位，认为西方国家推行的所谓普世价值可以成为普遍性的文明规范，因而极力为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之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蔑视非西方世界的文明。他们往往用西方话语体系解读中国，不愿承认中国道路及其成功。中国道路的成功，确证世界文明具有多样性，确证中国的“仁义”、“和合”文化及其文明更具有道义性。显然，中国道路用“和谐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标准来比较各种政体的表现，更具正当性、道义性、合理性。这是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一种新的文明类型，这种新型文明是多彩、平等和包容的。这是中国道路对“世界文明”的一种文化贡献。

　　中国道路表明，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因而它破除了对发展的单一模式的迷信，这就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启示，其他发展中国家应依照本国国情探索自身的发展道路。中国道路是从中国客观实际出发认识中国国情而开辟的发展道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与我国实践发展的逻辑：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没有现成公式可以遵循，也没有既成模式可以照搬，必须走自己的路。由此，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认识中国国情，我们党得出一个对中国道路具有“总依据”意义的重大论断，即我国社会主义依然处在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首要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既要利用“市场经济”，又要力求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达到全面协调和统筹兼顾，还要实行“改革开放”。实践证明，注重发展与和谐相统一的中国道路具有鲜明优势，是促进中国发展的根本原因。这一中国道路因具有哲学基础且又蕴含“和而不同”的文化基因，因而是对确证“道路多样性”的一种文化性贡献。

　　和平性贡献

　　中国道路使世界力量结构发生变化，促进力量转移，进而重构着世界新格局，促进世界多极平衡，利于维护世界和平，这是“和平性贡献”。

　　西方发达国家所倡导的发展道路具有三个理论支柱：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自由主义，认为最好的制度是尊重个人的自由；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西方中心论，认为西方文明是真正的文明，西方标准就是世界标准，非西方世界应向西方标准看齐；两极对立的世界观，认为国家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符合自然秩序。显然，这种道路蕴含的是“两极对立”的世界观，蕴含着“对立”、“冲突”甚至发动战争的基因，因而不利于世界和平。这就是当今世界不够安定、不大和平的深层原因之一。中国道路既尊重个人权利、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又注重社会和谐，也强调国家富强；中国道路的世界表达，就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它既强调世界多极制约、世界大同、协和万邦、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反对单极独霸，又注重建构当今世界和平发展新秩序。就是说，中国道路强调世界是多极而不是一极，是合作共赢而不是一极独霸，是拒绝“国强必霸”的逻辑而不是对别国围堵打压。这种中国道路对整个世界就是一种“和平性”贡献。

　　（作者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哲学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