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提出，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这关系到我国金融安全和金融发展成败，更关乎我国能否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面对我国规模越来越大的复杂且不透明的金融系统，若要打好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的攻坚战，需要采取多维度、系统性、明晰务实、准确灵活的防控措施。

　　今年两会，民进中央提交了《关于防控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提案》。在这份由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范小云主笔的提案中，民进中央提出了改革监管治理机制，完善统筹监管机制等建议。

　　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性风险

　　范小云告诉记者，我国的金融系统性风险不同于西方国家，带有显著的“中国特色”。

　　比如，在我国当前的监管制度安排当中，既存在像西方国家一样的市场与监管的博弈，又存在监管与监管之间的博弈，由此导致各监管部门竞争性“从严”监管叠加的风险、各监管部门沟通不善的风险。

　　“当前，我国的分业监管由过去的竞争性‘鼓励’转向竞争性‘从严’监管。但是，防控系统性风险不同于一般金融风险，试图确保每个微观金融机构绝对安全的那些措施，并不能必然保证宏观金融系统性稳定，反而可能导致合成谬误或者市场行为集体反转，系统性金融风险。”范小云说，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恰恰是要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技术手段，防止潜在风险现实化、微观风险宏观化和局部风险系统化。

　　风险还来自我国当前存在的显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特质。这些特质包括：由于我国特殊体制机制原因，一些非金融大型企业出现“金融化”，与政府、金融体系形成复杂的联系。我国的金融系统性风险，是处于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风险，是正处于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中的风险。随着改革深入，传统落后产业、过剩产能所包含的债务关系必将发生变化。

　　“因此，我们既不能生搬硬套西方国家所形成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识别、监管、救助的一系列经验做法，也不能简单比照西方发生系统性危机的表现，就认为我国不会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范小云说。

　　她还提到了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短期周期波动调控稳定的关系。

　　在范小云看来，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宏观稳定环境下，在不发生社会动荡的前提下进行。我国当前处于经济增长动能转化的过程中，应该采取更具弹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缓冲和平滑这种转型期的动荡，而不是一味简单、僵化地强调去杠杆。

　　“综上，我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形成、集聚机制非常复杂且不透明，亟待多维度、系统性解决措施。”范小云表示。

　　多策并举 防控金融系统性风险

　　民进中央在提案中建议，改革监管治理机制，完善统筹监管机制，避免监管权力博弈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同时，在加强监管时，避免引发导致流动性匮乏的系统性风险。监管决策者必须考虑监管政策对整个金融系统的影响，而不仅仅局限于对个别金融机构或各自金融分行业的影响。“我国过去几年的创新业务模式或为绕过监管、或为创造流动性、或为风险分层等，在加强监管时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为了管理逃避监管型业务，而引发流动性系统性风险。”范小云强调。

　　民进中央还提出，统筹监管标准要科学、灵活，避免“单一标准”或一味追求“国际标准”，必须考虑我国经济金融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差异性情况。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程度不高，导致我国金融机构存在相似的外汇风险暴露和利率风险暴露，使得外部冲击因素甚至勿需通过复杂的传染途径，就会引发我国大规模系统性金融危机。因此需要紧密关注不同金融机构的相似风险暴露现象。

　　“不同宏观政策工具在不同周期阶段的差异效果也应引起注意。”范小云说，当前要清晰判断经济形势，构建具有弹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处理好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短期周期波动调控稳定的关系。“短期看，为避免增长动能转型过程中增速下降带来的风险，我国应采取逆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大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财政投入，货币政策应采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工具。”

　　范小云还着重提到了当前应该研究一下债务冻结计划的成本与收益。她表示，对系统重要性企业、政府高债务平台，在明确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时，应该研究一下是否债务保全冻结计划的可行性。这种计划是通过“建立综合的资产负债调整计划表，在冻结期清查债务性质、结构和规模。之后通过财政和金融相结合的多种手段，对地方政府、企业债务规模消减，包括核销规定受偿率下的债务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