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为中国学生编教材

　　叶圣陶（1894年—1988年）先生是民进中央原主席，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第一部童话集《稻草人》和第一部长篇教育小说《倪焕之》出自他的笔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叶圣陶曾担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

　　从18岁做小学教师开始，叶圣陶的一生几乎没有离开过教育，从事教育工作近80个春秋。他对教育的挚爱之炽和思虑之深，堪称教育工作者的楷模。无论是在甪直的吴县第五高等小学的青春年华，还是在开明书店主编《中学生》杂志和编写系列国语教材时的激情岁月；无论是主持人民教育出版社期间对教材“国家队”的建设，还是主政中国民主促进会时对一线老师的关怀……工作不同，但围绕着教育这一相同核心，职务各异，却磨砺着教育这一坚定探寻。

　　在漫长的教育生涯中，叶圣陶提炼出了“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教育就是养成好习惯”“学校教育应当使受教育者一辈子受用”等教育观点。这些观点来自火热的教育生活，又经过他的提炼，一经提出便脍炙人口。其中许多教育观点，如教育不是工业是农业、文理不宜分科、语文是发展儿童心灵的学科、写作就是说话、先做学生的学生才能做学生的先生、儿童非缩小的成人、品德教育重在实做等，不仅在当时具有深远的影响，其力度穿越数十年，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教育理论上，叶圣陶的语文教育思想最为丰富系统。他认为，语文教育对于儿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儿童非常需要的学科，也是“发展儿童的心灵的学科”，“除了技术的训练而外，更需含有教育的意义。”语文教育的重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听说读写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听和读、说和写。“有了听和读的能力，就能吸收人家的东西，化为己有。有了说和写的能力，就能表达自己的心意，让人家完全明晓。”这四方面的能力是相辅相成的，听和读的能力的提高，有助于说和写的能力的提高。

　　在叶圣陶看来，小学语文偏重“语”，应该“把训练儿童说话这件事看得极其重要”。而且，儿童的说话训练不但是语文学科和语文老师的事情，应该是各科教学和全体老师都要注意的事情。他认为，所谓善于说话，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口齿伶俐，而是“要修养到一言片语都合于论理，都出于至诚”。具体说，就是要精于思想，善于情感和工于表达。说话的训练，关键有两条，一是尽可能给学生说话的机会，二是老师的说话要成为学生的典范。

　　叶圣陶明确指出，阅读是教育的核心与关键。离开学校以后，学生的成长主要是通过阅读来实现的。所以，“不待老师教，自己能阅读”是学生在学校期间必须形成的能力。他主张给学生阅读的自由空间，他曾经严厉批评一些学校取缔学生阅读课外书报的现象，认为这样做其实是“把学生看作思想上的囚犯”，而把学生的思想范围在狭小的圈子里，听不见远处的风声唱着什么曲调，看不见四围的花木显着什么颜色，“这样寂寞和焦躁是会逼得人发疯的”。他建议要加强阅读的指导，认为阅读指导如同给走路的人指点某一条路怎么走，按照这个指点，走路的人不但不会走冤枉路，而且会“见得广，懂得多，心旷神怡”。他认为，图书就是“人类经验的大仓库”。仓库里藏的东西不一定全是好的，也有霉烂变质的，不合时宜的。所以，开卷未必有益。必须有选择地读书，选择那些对自己最有用的书来读。

　　作为一位著名作家，叶圣陶对写作有深切的感受和深刻的见解。他指出，“写文章跟说话是一回事儿。用嘴说话叫做说话，用笔说话叫做写文章。嘴里说的是一串包含着种种意思的声音，笔下写的是一串包含着种种意思的文字。”所以，写文章绝不是找一些稀奇古怪的话来写在纸上，只不过是把要说的话用文字写出来而已。也就是说，思想、语言、文字，三样其实是一样。“思想是脑子里在说话———说那不出声的话，如果说出来，就是语言，如果写出来，就是文字。”

　　既然写作就是说话，那么，怎样才算把话说好呢？叶圣陶认为，关键是做到四个不：即不花言巧语，言不由衷；不认是为非，将虚作实；不含含糊糊，不明不白；不颠三倒四，噜里噜苏。前面两个是说老实，后面两个是说明确。说不老实的话，写不老实的文章，无非是想自欺欺人；说不明确的话，写不明确的文章，在自己是等于说了白说，在人家则是听了莫名其妙。当然，写作虽然说是说话，但是毕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口头说话。要让自己说的话老实而明确，就要锻炼我们的语言习惯。同时，也要了解文章与语言两样的地方，如说话有面部表情和身体姿势的帮助，文章则没有；说话可以天南海北，不讲究开头结尾，文章则需要讲究；说话可以没有题目，文章则需要；说话可以用方言土语，文章则不能过多采用等等。

　　叶圣陶对于教师的写作和写作教学也非常重视，强调教师应该带头写“下水作文”，希望老师深知作文的甘苦，对取材布局、遣词造句能够“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而且非常熟练，具有敏感，几乎不假思索，而自然能左右逢源”。如此，对学生的指导才是“最有益的启发，最切用的经验，学生只要用心领会，努力实践，作一回文就有一回的进步”。

　　叶圣陶认为，写作教学不是为了让学生个个成为著作家、文学家，而只是因为在现代社会，“写作已经同衣食一样，是生活上不可缺少的一个项目。”所以，一方面要关注写作的两个重要基础，阅读与生活，另外一方面要改进写作教学，如题目要尽可能让学生有话可说，让学生养成自己检查修改的习惯，学生共改和教师面批等，都是行之有效的写作教学方法。

　　在教育实践上，叶圣陶先生对于中国教育的最大贡献，就是为中国学生编辑出版了影响几代人的教材。1922年，不到30岁的叶圣陶受教育部的礼聘，担任了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拟订了《新学制初级中学国语科课程纲要》。不久，他与人合编了初级中学教科书《国语》（6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叶圣陶第一次主编一整套正式的教科书。此后，从1932年的初级小学《开明国语课本》到1948年的《文言读本》，他先后自编或参与编写了10多套国文教材。其中有的教材，如《国文百八课》从编排体系、课文选取到教学指导诸方面都达到完善的程度，堪称语文教材的经典。

　　1949年以后，叶圣陶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社长，在肩负全国教育改革任务的同时，仍然以极大的精力领导中小学教材的改革和建设。“文革”之前17年间人教社出版的各种教材中，绝大部分是经他之手修改的，语文教材更是一字一句一个标点都凝结着他的心血。

　　叶圣陶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探索，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直面当时当下的教育问题。例如，1981年10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来自中学生的呼声》的调查报告，希望叶圣陶先生发表评论。老人家请孩子念给他听，结果，念的人越来越哽咽，听的人越来越难受。其后，他奋笔疾书，写下了一篇脍炙人口的《我呼吁》。

　　在这篇文章中，叶圣陶希望教育部的领导拿出比说话更加有效的实际行动；希望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的领导不要用摧残学生的身心来换取本地区的虚誉；希望高校的领导千万不要招收那些“死记硬背的东西太多，缺乏独立思考和丰富的想象力”的学生；希望小学的领导不要从小开始应试教育。尤其希望中学的领导要顶住上级领导、父母、舆论的压力，不要害怕“剃光头”；希望中学的老师处处为学生着想，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希望父母们明白进大学是成才的一条道路，但不是唯一的道路；希望媒体的编辑不要为应试教育推波助澜；希望出版社的编辑不要印行高考试题解答之类的书。叶圣陶在文章的结尾诚恳地写道：“爱护后代就是爱护祖国的未来。中学生在高考的重压下已经喘不过气来了，解救他们已经是当前急不容缓的事，恳请大家切勿等闲视之。”可以说，这是一篇批评应试教育的檄文。也充满着对于未来的素质教育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