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知识理论引领现代人文艺术、体育

　　在此我们不得不注意到的另一个历史事实是，近现代以来，知识理论的重要历史作用不只是表现在工业革命、社会发展等领域中，人文艺术的进步也与知识理论密切相关。19世纪中后期逐渐形成了系统的心理学、美学学科等的理论体系。又如声乐学习，19世纪前学习声乐的过程就是经验性的，就是学生跟着老师面对面地学唱，老师唱一段，学生跟着唱一段。但1858年之后，学声乐的行动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西班牙歌唱家加西亚长期练唱，可能是由于过度劳累，他的嗓子唱哑了。虽然以后不能再唱歌了，但他却将自己的精力用来研究声带发声的原理。1858年，在总结前人及自己歌唱生涯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他发明制造出了“喉镜”。将此仪器放进歌唱者的喉部，就能通过反光镜清楚看到唱歌时声带震动的状态。这就为后来声学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且通过喉镜也能比较准确地确定歌唱者歌唱时的声部，即是低音或中音或高音等。在此基础上，第一部声学理论著作发表于1873年，之后声乐学习的模式发生了变化，学习者首先要学习的是关于声乐的知识理论，然后才是学唱某些歌曲。而且学习唱歌的基础流程有其固定的基本结构，即需要将口腔打开、声带震动、腹式呼吸等环节紧密结合在一起。如要将口腔打开则要求歌唱时面带微笑，面带笑容时，嘴角会向两侧上方张开，脸两侧的肌肉就会上扬。口腔内就像含着一个球，分为上嘴、下嘴、前嘴与后嘴。唱歌时腹部和胸腔的气流通过声带从下嘴、后嘴，再到上嘴，然后通过前嘴出声。经过鼻咽腔加工后的声音就呈现出美妙的泛音或和声。

　　同样，近现代以来的体育锻炼也不只局限于经验性的，而是必须以体育数学、体育力学、体育生理学、体育心理学、体育美学等相关知识理论体系为基础。正是声带变化在上述种种理论知识的指导之下，体育运动呈现为一套独特而复杂的行动结构。体育锻炼的目的就是从最初有意识的行动训练逐渐地变成无意识的行动表演。体育中的个体项目，如体操等的项目趋于复杂的结构，而集体项目如篮球、排球、足球等就呈现为更复杂的行动结构，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达标。比如体育比赛中的跨栏项目，表面看起来很简单，却涉及很多相关的知识及以此为基础的训练。两个栏之间奔跑的步数、跨栏时腿既不能过低，也不能过高。过低会将栏踢翻而影响速度，过高则大腿下压的时间会过长，同样会影响奔跑的速度。奔跑时左右胳膊摆动的姿势也会影响跨栏的动作。可见，这里所谓的严格训练的基础就是相关的知识理论。

　　现代的舞蹈艺术也呈现出同样的结构性变化的特点。如芭蕾舞演员的身材必须满足“三长一短一小”形体要求，即胳膊长、腿长、脖子长、脸小、腰短。但此处所说的长、短、小，仍然有更精细的比例要求，太长了不行，太短了也同样不行，长或短等必须有严格的数学方面的比例。如果以肚脐为界，上、下身身段的黄金比例应是5∶8。这一黄金比例是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根据数学原理推导出来的。同样脖子长、腰短等也有精确的比例方面的要求。除了身体生理上的严格要求之外，芭蕾舞演员的动作有着更为严格而精确的要求。我曾于2017年夏天在圣彼得堡皇家剧院观看过由皇家芭蕾舞团演出的《天鹅湖》。剧情的安排，尤其是芭蕾舞演员的动作都经过精心的设计、严格而精确的长期训练。

　　六、建筑、设计等知识理论是美化城市的基础

　　我们还必须注意的是，工业革命之后，人们的生活模式、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出现，人口密集、楼房密集、道路交叉层叠等等，这就使得市民生活及其行动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比如楼房、道路设施的建构必须完全按照建筑力学、建筑材料学、建筑设计学、建筑美学等相关学科知识理论为基础的设计图案来进行精确而严格的施工。整个城市更需要有整体的设计，如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市就是根据一位著名的设计师沃罗尼欣的设计图案建立起来的。其间某些政府领导想对这个设计图案加以干涉，做些改变，但是沃罗尼欣坚决地拒绝了这样的干涉。正是出于建筑专家的精心设计，圣彼得堡整体的景色确实美观。相比之下，莫斯科城市却缺乏这样的整体设计。这一城市建造了太多的高架桥，把整个莫斯科城市的景观切割得零零碎碎，远远比不上圣彼得堡的城市美景。

　　又如我们现在出行的方式或结构早就有了本质性的改变。我们可以开着汽车、坐着高铁或飞机去远途旅行。众所周知，这一类交通工具的发明和制造都必须有相关的科学知识理论体系为其基础，并经过严格、精准的实验制造出来，否则是绝无可能的。即便我们在城市里的道路上行走，为了保护自己生命的安全，我们首先要清楚并遵循安全出行的相关知识。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人类的行为模式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根本性的变革，即知识理论引领并决定着人类的行为模式。

　　我们的传统文化没有这样的两个要素。近代以来，我们通过引进的途径在可控实验及其技术方面有所进步。但是对实验技术的基础即系统知识理论的研究至今仍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如何加强与推进知识理论体系的研究应该成为文化强国建设的核心内容。所以，鉴于上述的认识，我建议我国政府应该组织相关人员研讨如何在知识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发展我们自己的产业革命，走出新的路子，而不能仅仅沦落为产品的模仿、加工、组装。

　　同样，我国的宪政改革与法治建设也必须奠基于相应的知识理论体系。尤须注意的是，法治也必须以相关的知识理论体系为指导。历史上的许多法典也大都奠基于知识理论体系之上。中国历来重视德治，但由于缺乏相应的知识理论体系作为支撑，所以也就易流于空泛的口号或高大上的标语，无法在现实社会中得到有效的落实。因为良好的德治必须有知识理论体系作为基础，道德基于知识，真道德必须基于真知识，“道德即知识”是西方两千多年来的传统。道德必须与知识携手才能引导社会走向美好的未来。

　　总之，只有在长期和系统的知识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国家的整体实力才能逐渐进步、不断提升，才能逐步建设为让世人刮目相看的文化强国。舍此绝无其他的道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