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一天都不能没有音乐。人们喜欢音乐，不但因为乐以载道，而且还可以表达人们的感情、寄托人们的情怀。人们也会有好奇心，想知道音乐背后的故事，音乐是怎么来的，怎么写的。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些我自己创作的经历和想法，供大家在思考文艺、文化建设、音乐创作等问题时参考。
《红楼梦》音乐的创作对我一生来说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读《红楼梦》也有个过程，初中时读《红楼梦》，当时不太喜欢，因为没读懂，觉得太啰嗦，翻了好几页，什么大事都没发生；中间还有那么多诗词，也没看明白，我就略去不看。读《红楼梦》不像看《水浒传》那样情节紧凑，引人入胜。实际上是因为我自己年少，缺少人生的经历。后来，经历了很多人生坎坷甚至磨难，再读《红楼梦》，才发觉故事和人物虽然相隔年代久远，但依然离我们那样近切，而且一旦喜欢上了《红楼梦》，就会一朝入梦终生不醒。
音乐创作需要常怀敬畏
其实对于音乐人来说，创作音乐的过程是非常辛苦的。有人以为弹弹琴、唱唱歌多快乐呀，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聆听音乐、享受音乐的时候是很愉快，但创造音乐的过程是经历许许多多磨难的艰难过程。曾有人问我，过去有很多好听的歌，可唱可听，但为什么到现在好听的歌越来越少了？你们作曲家都干什么去了？作为作曲家，听到这样的问话，不可能不感到心情沉重。
我以为，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是处在最好的时代。为什么好时代来了，却没有创作出更多反映大家需求的作品？我觉得真是应该反思一下。中国电影在抗日战争年代，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共和国火红的五六十年代，都有许多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电影或其他歌曲作品，有许多脍炙人口、流传广泛、不但好听而且口口相传大家都能唱的歌。可是现在有多少新的影视歌曲受到大家的喜爱并且能够传唱？高质量的录音棚有了，受过训练具备专业水准的歌唱家有了，钱也不缺，人们喜爱的影视歌曲为什么反而少了？
我看是缺了点东西。第一是缺了点精神，就是积极向上的精神，眼睛向下的精神，把群众当做上帝的精神。我们这一代人受的教育是很传统的，记得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说“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当注意群众的歌唱”，还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有人说，共产党的革命传统离现在久远了，不需要了。同样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些话我们确实不能再做了。比如说文艺要为政治服务，在战争年代，文艺创作讲究一些功利，作为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抗击侵略者的武器不算什么错，可以理解。但到了和平年代，文艺还要为政治服务，怎么可以？但有些话，我觉得还得要做。比如“先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总得知道我们服务的对象是谁，我们为谁服务？还不是为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的听众，广大的老百姓。
现在有些人把文艺创作当成了谋生、谋名、谋利的手段，那作品就很可能会缺乏点时代需要、群众需要的精神。以影视音乐来说，涉及古今中外，谁能什么都会，什么都知道？要把作品写好你当然就得去学习、去了解、去体会。有的作品不能直接去体验生活，比如少林寺，我不可能回到一千多年前去体验生活，但是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去了解生活，还要了解今天人们需要什么关心什么，他们的审美需求是什么，习惯的语言是什么。写作品要有的放矢，要知道为谁写，如何去写。现在有的创作者有点懒了，图方便，不愿意到生活中去体验，去了解真正的生活，所以就只好闭门造车。好的音乐作品不是只凭脑袋空想就可以写出来的，如果只是在屋里空想，写来写去，不同时代、不同题材的音乐写得都是一个模样、一种味道、一种风格，创作的路子越来越窄。没有生活的根基，缺少群众的基础，怎么能写出好的作品来呢？
还有，一些创作者心中有时缺少了敬畏。对什么敬畏？对我们的观众敬畏，对优秀的文化传统敬畏，对丰富的生活敬畏。不是由我们来指指点点，要求观众应该怎样去欣赏我们的作品，而是首先我们要做群众的学生，要知道观众喜欢什么，也要知道群众还可能会喜欢什么，进而知道群众还应当喜欢什么，引领群众，做群众的先生，我觉得这才是正路。
我曾经创作的一首名为《太阳岛上》的电视歌曲，为此真的受过别人的埋怨。《太阳岛上》流行以后，曾有摄影界的朋友对我说，“你的一首歌把我们诳到太阳岛上，我们带着相机去拍照，看到一地罐头盒、冰棍纸，没有你写得那么好。”我跟他们道歉说，“对不起，我真不是想骗你们，你们都去过，我还没去过。”这就出现一个问题:没去过太阳岛就写出作品来，还成功了，这跟“先生活后创作”的原则是否相悖？
其实打倒“四人帮”以后，我和同时代的一些作曲家都在思考:该写什么样的音乐作品来满足群众和社会的需要，表达我们的心声。正逢创作《太阳岛上》这样一个机会。“太阳岛”，多么阳光、响亮的名字，“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幸福的生活靠劳动创造，幸福的花儿靠汗水浇。朋友们献出你智慧和力量，明天会更美好。”经历了那场浩劫之后，人们面对新的生活，充满喜悦，充满希望，想到自己的未来、国家的未来、民族的未来以及愉快的劳动、幸福的生活，人们无比兴奋，我一直在寻求表达这种心境。写《太阳岛上》是个偶然的机会，但这个题材和内容是我酝酿和准备了很长时间，还是生活在先，创作在后。过了这么多年，大家还记得这首歌，我非常高兴，其实不在于我用了哪个音符，用了哪个词，而是这个作品找到了大家共同的希望和心声，那就是打倒“四人帮”以后，人们要抛弃过去、拥抱明天、付出劳动、追求幸福的这样一种心声。当创作者的心和广大听众的心贴在一起的时候，就找到了共同点。正是因为有比较充分的生活积累和创作的前期准备，才有可能仅花了短短几天时间创作和录制了连改词带作曲的几首歌曲和全部音乐。另外，没去过就写，不是我发明的，古已有之，名篇《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就没去过岳阳楼，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才是这篇名作真正的主题。优秀的歌曲就是应该反映人们的生活，引起人们的共鸣。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才有可能被更多的人接受和喜爱。
艺术需要感情 感情需要真挚
我受著名演员、导演于洋同志的约请，为他自导、自演的故事片《戴手铐的旅客》作曲，这也是我第一次为故事片作曲。其中的主题歌《驼铃》，是我作词作曲，全片的音乐都是我自己作曲、配器和指挥的。围绕这部影片的特殊经历令人难忘，许多听众朋友特别是军队的战友们都会说，他们深受这部作品的教育和感动，其实真正受到教育的是我自己。
1980年春，我接到于洋导演的电话，说要跟我合作，那时我不到40岁。于洋跟我说，“小王，你的音乐写得不错。我要拍摄一部故事片，请你来作曲。希望你能把它写成全国都流行的。”当时我看到剧本后，心里凉了半截，因为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位老八路的故事，没法新潮更不能时尚，“太不合时宜”了。当时流行比较偏洋的曲调，而这部电影则必须偏民族风格。自从我创作了《潜海姑娘》、《太阳岛上》后就开始流行电吉他、电子琴，而在这里大概也只好选用二胡、琵琶等乐器。当时正是《新星新秀》音乐会最流行的时候，花呀、草呀、爱情等最风行。而这部电影的内容决定歌词里必然要用“战友”、“革命”、“人民”等字眼，所有这些都与当时的时尚相距甚远，想把这部电影音乐写成时尚和流行的很难。我曾与于洋导演相约当年5月1日在云南畹町拍摄地向摄制组交主题歌，但一直到临出发前，电影编剧也是电影主题歌词的作者没能按时把歌词给我寄来，且无论如何也联系不上。上了飞机，我就知道完了，而且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由我自己动手写歌词了。于是我在路上写了《驼铃》的歌词，到了昆明遇见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朋友，给他们念了歌词，他们说挺好、挺深情的，但是不是有点土，有点不太合时宜。但我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因为我心里的信条就是“艺术需要感情而感情需要真挚”，这是必须坚守的原则。从昆明到拍摄地畹町，当时坐长途汽车需要五天的时间，于是每天在车上想曲调，想好了就唱。车上后面几十双疲惫的眼睛，肯定不知道我在前面比比划划在做什么。等到了拍摄地，剧组人们问我“写好了吗？快唱唱听听”，我说“别着急，先听我给你们讲故事”。其实他们对剧本比我更熟，但我要表达我对剧本的理解和我创作这首主题歌的思路。当我讲到战友接到对主人公的通缉令，他们彻夜长谈，最后不但没有抓他，还把仅有的粮票和钱给主人公，并把他送出门，迎着升起的旭日时，响起了带驼铃声的前奏:“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路漫漫，雾茫茫。革命生涯常分手，一样分别两样情。战友啊战友，亲爱的弟兄，当心夜半北风寒，一路多保重。”这驼铃声，用的是真的内蒙古地区骆驼戴的铃铛的声音。一直讲到结尾，当主人公抓到了特务，应当是英雄凯旋的时候，他因为是走资派，又被戴上了手铐，机场上再次响起了带有驼铃声的音乐前奏，“送战友，踏征程。任重道远多艰险，洒下一路驼铃声。山叠嶂，水纵横。顶风逆水雄心在，不负人民养育情。战友啊战友，亲爱的弟兄，待到春风传家讯，我们再相逢。”我讲完故事，也念完歌词、唱完主题歌后，我和导演、摄影等摄制组主要成员很激动甚至热泪盈眶。我接着说，我写的歌词可能不大合时宜，也不太时尚，但对这部电影来说，我以为这歌和词只能这样写。我至今仍非常感激于洋和摄制组的同志们，于洋导演毫不犹豫地说，“不管别人怎么说，咱们就这样定了。”正是这样，他们在关键的时刻给了我关键的支持。
过了没多久，有位中央广播电台的编辑对我说，“你写的《驼铃》很好，成了当下最热播的歌曲之一，有很多群众来信点播这首歌和找歌谱。”这是我绝对没有想到的，最不时尚的内容、最不时髦的写法，居然比入时和流行的还要受欢迎、受喜爱，我激动得眼泪都要下来了，是我低估了广大听众对艺术的品味、对音乐的鉴别以及他们对作曲家的要求。我也是在创作的过程和不断接近群众的过程中靠近生活、走进社会的。是我受到的教育更多。在我担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时候，同为政协委员的邓颖超大姐的秘书告诉我，“邓大姐非常喜欢你写的歌曲《驼铃》。”后来，新影厂的摄影师也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在拍邓大姐的文献纪录片时，跟邓大姐商量，用什么形式来表现邓大姐怀念总理的场景，邓大姐想了想，说，“那你们就拍我听《驼铃》吧。”我曾多次看电视转播这一纪录片，里面有一场景就是西花厅一个小茶几上，放着收录机，伴随叮叮咚咚的驼铃声的前奏，响起“送战友”的歌曲。我当时看了非常感动:一位伟大的女性，在她思念另一位世纪伟人她的丈夫周总理时，她是把周总理作为自己的战友来怀念的。能用我的作品来表达她的思念深情，这是我至高无上的荣耀。如果当初只为追求时髦和廉价的流行，我将永远不会有这份荣幸。
我还曾经在电视里看过一位战斗英雄报告，他报告中放了一段战士们在猫耳洞唱《驼铃》的录音，这首歌只录了半段，一阵炮声打断了歌声。我想，战士们也许会再次向敌人发起冲锋，当面临生死的关键时刻，他们能够想起用这首歌来为自己壮行，表达自己对祖国对人民那份忠贞不渝的情感，我真觉得我和他们是在一起的，多么光荣，心中顿时升起一种自豪感。有一次，我去云南考察，路过一个野战军部队，他们的领导告诉我们，有六位临退伍炊事班战士特地为招待我们这批客人留下来做最后一次饭，这六位战士穿着白大褂要求为客人唱首歌，唱的就是《驼铃》，当大家知道我就是作者时，便请我到台上同六位战士一起唱《驼铃》，当唱到“战友啊战友，亲爱的弟兄”，我看到台上台下，从战士到将军，从主人到客人许多人都在边唱边流泪，唱了一遍又一遍。我也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他们告诉我，在军营里所有人都会唱这首歌，特别是送老兵和战友分别的时候，在营房、在火车站，到处都会听到这支歌。一路为我们开中巴车的司机对我说，“那次打仗我从头到尾都是开车的，战士一拨送一拨上前线的时候，唱的是‘送战友’；等打完仗，一拨送一拨撤回来的时候还是在唱‘送战友’。特别是在送烈士的遗体去墓地下葬的时候我们也唱这首歌，这首歌在我们的生命中记忆得太深了。”我想只有真诚地面对生活，认真地去创作，不为潮流所动，不为名利所惑，努力去表达人们最真挚、最美好的感情，才有可能写出好的作品来。
《红楼梦》中的“天问”
《红楼梦》音乐的创作对我一生来说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读《红楼梦》也有个过程，初中时读《红楼梦》，当时不太喜欢，因为没读懂，觉得太啰嗦，翻了好几页，什么大事都没发生；中间还有那么多诗词，也没看明白，我就略去不看。读《红楼梦》不像看《水浒传》那样情节紧凑，引人入胜。实际上是因为我自己年少，缺少人生的经历。后来，经历了很多人生坎坷甚至磨难，再读《红楼梦》，才发觉故事和人物虽然相隔年代久远，但依然离我们那样近切，而且一旦喜欢上了《红楼梦》，就会一朝入梦终生不醒。相好的朋友，有的后来会疏远了，结了婚的也还有离婚的，只是没听说过谁喜欢《红楼梦》，读着读着又不喜欢了。曹雪芹笔下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依然牵系着我们的心，《红楼梦》书中的人物跟我们的血脉依然息息相通，不愧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经典，如今依然是老百姓心尖上的宝贝。
我创作《红楼梦》音乐的经历有点特殊。一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资深音乐编辑，与我经常有业务联系，告诉我说导演王扶林正在筹拍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问我对这部戏有没有兴趣，我当时就按捺不住地说“我极有兴趣”。她把我的回应转告给了王导，并为我们约了见面时间。我几乎相当于自荐式的表态，在以前的创作中是从来没有过的。王导请了中央电视台的领导、红学家、编剧和摄制组成员一大屋子人，让我讲讲对有关《红楼梦》创作的想法，而且不限时间。其实就是考我呢。
我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我对《红楼梦》的认识，第二个是我对电视剧《红楼梦》的理解，第三个是我对电视剧《红楼梦》音乐的设想。比如我提到音乐基调是“满腔惆怅无限感慨”，是谁的惆怅与感慨？是曹雪芹的，是他笔下人物的，同时我们不仅要把它变成我们今天解读《红楼梦》人的惆怅与感慨，而且还要把它变成荧屏前观众的惆怅与感慨。音乐就是一座桥，连接曹雪芹笔下的人物、我们以及观众之间心灵沟通的桥梁。《红楼梦》不是以情节取胜，而是以情趣取胜。过了几天，剧组告诉我说经过研究确定请我为《红楼梦》作曲。我心情非常兴奋，但兴奋了不到半天就变得沉重了，为什么呢？我突然一想，我着实干了一件胆大妄为的事。这部戏写成了当然好，若写得不好可就麻烦大了，想翻身也难了。此时最羡慕编剧、导演、演员，什么人物、干什么事、说什么话、什么结局，曹雪芹写得清清楚楚；我也很羡慕服装设计，谁穿什么衣服、什么花色、什么季节穿戴，曹雪芹写得明明白白；至于道具、布景，曹雪芹都尽有叙述。而《红楼梦》全书从头到尾没有一个音符，所以只有音乐才真正是无中生有。歌曲不但要表达曹雪芹所要表现的内容，还要真切地表达出真情实感，既配合剧情的需要，更需唤起听众的感情共鸣，把印在纸上的诗词变成活灵活现的感人肺腑的歌曲谈何容易。当要下笔写音乐的时候才发现脑袋里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以致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我竟没有写出一个音符。
当时在创作中遇到许多问题，版本问题、风格问题、词曲结合问题等。其中首要困难还是认知的问题。为《葬花吟》谱写歌曲，前后我居然用了一年零八九个月的时间。刚开始前几句的曲调很快就写出来了，但写着写着，我就越想越不明白，曹雪芹究竟为什么对林黛玉情有独钟，把这样深沉的、有分量的、带着浓厚感情的诗句写给了林黛玉？回过头来看看，林黛玉有那么可爱吗？个头儿不高、眼睛不大、身体不好、脾气更差、矫情、刻薄、动不动就生气哭鼻子，有许多不招人喜欢的地儿。但是为什么我们就是打心眼里同情、牵挂和向着林黛玉？这就是文学大家曹雪芹的本事和能耐，在《红楼梦》那么多姣好的女子中，林黛玉是最聪明的一个。她是把人生、命运看得最透的一个，所以她也是最痛苦的一个。曹雪芹心系于她，最后林黛玉的逝去，这是对人生的绝望，也是对社会的绝望。尤氏姐妹、金钏等死得何等惨烈，她们却至死都没有弄明白自己是为什么死的，唯有林黛玉是最清醒的一个，最明白的一个，因而也是最痛苦的一个。黛玉葬花是曹雪芹着意的重重一笔，黛玉之死写出黛玉的悲剧，更写出了社会的悲剧，可以说《红楼梦》是写封建社会写得最深刻的一部巨著。而《葬花吟》与《枉凝眉》一样，对整部《红楼梦》电视连续剧来说同样具有主题歌的意义和重要性。在写《葬花吟》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总觉得还有什么没有抓住的东西，没有想明白就不动笔写，这是我在为《红楼梦》创作音乐时严格遵守的一条戒律。翻开的书就摆放在我的桌上天天看，经常看。有一天，我念到“天尽头，何处有香丘”，突然想到，这哪里是低头葬花，分明更是昂首问天。突然闪出了一个念头，把《葬花吟》写成一首《天问》:是林黛玉这位弱小女子对天发出的呼号、悲鸣，也是对命运的抗争和反叛。我把三位编剧和一位红学家一道请到家里，讲了我的想法向他们求教，我一边弹奏钢琴一边把宛转深情和激越高昂的旋律唱给他们听，得到了他们一致的肯定和赞美，说，“把‘葬花’写成‘天问’，正好印证了许多红学家们认为曹雪芹在思想上受屈原影响的观点，这样解读葬花词是很独到、很有新意的、以往人们还没有这样理解的。这是一篇很好的红学论文”。我说:“这篇论文我已经写完了，就是这首《葬花吟》曲子。”其中“天尽头，何处有香丘”反复唱了四遍，配器时我还特意加上了就像敲在人们心上一样的“咚，咚，咚咚咚咚”的沉重鼓声，此时，我才觉得终于替曹雪芹和他笔下的人物出了一口闷气。
（责任编辑：张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