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区域历史文化的差异，我国各地所传承的“清明文化”也都明显带有各自的特性，而这种文化的特性（差异性）又将直接影响各地“清明”假日经济开发模式的选择。以河南开封清明文化与山西介休清明文化相比较，前者起源于北宋东京汴梁的清明习俗，更多体现的是“敦亲睦族”的民俗文化风格；后者起源于晋文公与介之推的历史故事，更多体现的是“慎终追远”的精神文化风格；前者更带有“平民”特色，带有更多的娱乐性，踏青、郊游、嬉戏、饮食均可；后者则更多带有“精英”特色，更多体现了儒家深沉稳重的文化价值追求和政治理想。有鉴于此，开封与介休在清明假日经济开发模式的选择上，应该“因地制宜”，突出各自的文化特色。

　  【关键词】 清明文化 开封 介休 假日经济

　

　  自我国将传统节日列入法定假日以来，以传统文化为依托的假日经济（小长假）和旅游经济已成为区域性文化产业发展的新亮点。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禀赋，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价值日益显现，“在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及全球各地，文化产业已经逐渐成为经济活动的核心”[①] ，文化已与劳动、资本、技术、人力资源等经济要素并驾而齐驱。

文化作为一种无形资源，具有典型的历史性与区域性特征，不同历史传承、不同国度和不同区域内的文化是有着显著差异的。以清明节为例，我国的清明文化习俗与东南亚各国不同，我国北方清明习俗与南方不同，即便同属北方的山西介休与河南开封的清明习俗也各有差别。因此，各地在推进假日经济和文化产业开发的过程中，必须认真考虑文化的历史地域差异，切忌千城一面，缺少个性和特色。本文试从介休清明文化与开封清明文化的比较入手，辨析两地清明文化的差异性，以便为两地假日经济模式的选择提供有益的借鉴。

欲研究清明文化，当首先界定清明文化的内涵。就一般百姓人家而言，一旦问及清明节，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扫墓，继而则是踏青。扫墓与踏青，确可代表清明文化最显著的 表象特征：扫墓代表着中国儒家“慎终追远”的祭祀文化传统（带有宗教色彩，因而是严肃的）；踏青则代表着一般民间“敦亲睦族”的民俗文化传统（这是一种生活习俗或生活方式，因而是活泼愉快的）。若借用西方人类学家对传统文化的分类，前者属于精神文化的“大传统”，而后者则属于风俗习惯的“小传统”[②] ，也就是说，清明节在精神文化层面代表着儒家[③] 的祭祀文化传统，在风俗习惯层面代表着民间特有的生活习俗。这两种文化传统相辅相成，既区别而又有机统一。

牟宗三在《五十自述》中描写了他童年时的清明记忆：

“清明扫墓，茔春花趁早先开了，黄的花，绿的长条，丛集在坟墓上。纸灰化作蝴蝶。奠一杯酒在坟前，坟中人的子孙们前后有序地排着在膜拜。那生命是不隔的，通着祖宗，通着神明，也通着天地。这不是死亡安葬时的生离死别。这时没有嚎哭，没有啜泣。生离死别那种突然来的情感上的激动，因着年月的悠久而进入永恒，化作一种超越的顺适与亲和。人在此时似乎是安息了，因着祖宗的安息而安息；也似乎是永恒了，因着通于祖宗之神明一起在生命之长流中而永恒。斋明肃穆之中，也有眼前的春光愉悦。那春光是配合着白杨松柏的肃穆之春光，是通着祖宗神明的春光，是一种圣洁的春光，而不是那郁闷懊恼的春光。那愉悦是通着思古幽情的愉悦，想着祖宗如何如何，道古说今，也有一番闲适恬静。在儿时我总是兴会地跟着大人去扫墓，也总是这样愉悦地扫毕而归来。”[④]

“乡间人过清明、过寒食、甚至过任何节，总是那样随时即事凑风光，如是如是尽人事，牵古通今谐情趣。所以总是那么嘉祥、喜气、而又轻松。我也只是这样感觉着，而这样感觉着却更富情味，比那孤注于确定意义的情味更丰富、更疏朗。就是说：那意义也只是当故事说。说着故事凑风光，谐情趣。这里就荡漾着一种嘉气与喜气。我常是神往这种情味，特别易于感受这种情味，只是如是如是的情味。我也只是如是如是地感，没有其他任何纷歧，只是这样感，就觉着很舒畅。”[⑤]

在牟宗三的笔下，清明节的祭祀是神圣的，是宗教性的活动，祭祀是今人与古人的“通感”，以此证明生命的延续性和神圣性，从而体味到斋明肃穆、慎重追远的“礼”的精神价值追求。而作为世俗性的清明节，则又是乡下人“凑风光”的故事，是“嘉祥、喜气、而又轻松”的。这就是清明文化的二重特征，精神的（或宗教的）与世俗的。

开封清明文化起源于何时，尚难考据，但兴盛于北宋，则确信无疑。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的记载：

　 “清明节，寻常京师以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大寒食，前一日谓之炊熟，用面造枣飞燕，柳条串之，插于门楣，谓之子推燕。子女及笄者，多以是日上头。寒食第三日，即清明节矣，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都城人出郊。禁中前半月，发宫人车马朝陵。宗室南班近亲，亦分遣诣诸陵坟享祀，从人皆紫衫，白绢三角子青行缠，皆系官给。节日，亦禁中出车马，诣奉先寺道者院，祀诸宫人坟。莫非金装绀幰，锦额珠簾，绣扇双遮，纱笼前导。士庶阗塞。诸门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衮叠成楼阁之状。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各携枣糊、炊饼、黄胖、掉刀、名花、异果、山亭、戏具、鸭卵、鸡雏，谓之门外土仪。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四垂遮映。自此三日，皆出城上坟，但一百五日最盛。节日，坊市卖 稠饧、麦糕、乳酪、乳饼之类。缓入都门，斜阳御柳；醉归院落，明月梨花。诸军禁卫，各成队伍，跨马作乐四出，谓之摔脚。其旗旄鲜明，军容雄壮，人马精锐，又别为一景也。”[⑥]

据此记载，当日东京汴梁的清明节是多侧重于民俗方面的，是以踏青、游园、宴请、聚会、敦亲、睦族为主的，同时还带有明显的商业文化特色，是愉快而轻松的。以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场景相对照，开封的清明节的确热闹非凡，如果“无花无酒过清明”，确实是“兴味萧然似野僧”[⑦] 了。

 

与开封清明文化的民俗风格相对应的介休清明文化，则带有非常浓厚的祭祀传统和精神意旨。虽不知介休清明的确切起源，但民间广为流传的晋文公与介之推的典故确已深入人心。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

“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偕隐。”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

这是目前关于介之推最早的记载，后世小说家又基于此而演绎出“焚绵山”[⑧] 的故事，即介之推与母亲藏匿于绵山，晋文公为了寻访介之推而下令焚山，介之推母子守节而不出，最后被烧死于绵山，晋文公为纪念介之推之贤行，乃下令立“寒食节”。“寒食”，大概取“戒火”（因为介之推是被烧死的）和“自省”（断炊或冷炊）之意。寒食节后一日即清明节，所以山西介休的清明文化，实际是寒食·清明文化。

　  《礼记·祭法》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 。”以上所列举的五种应祀之人，都是于国于民有大德行的圣贤，介之推当然属于其中。按照唐君毅的说法：“祀为崇德报功之事。崇敬之心至于其极，即表现于祀。”[⑨] 由此意出发，由于对介子推的崇敬纪念，使得介休的寒食·清明文化带有浓郁的祭祀属性，这同我们端午节纪念屈原是一样的道理。

由此而知，在精神文化“大传统”与风俗习惯“小传统”之间，介休寒食·清明文化更倾向于精神文化传统。设若身处春寒料峭、重峦叠嶂的绵山之间，追慕先贤，遥想往事，确实容易引起人们的斋明肃穆的心情。

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按照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二分法，开封清明文化更倾向于“小传统”的风俗习惯，在节日风俗上体现出一种“平民”倾向，显得愉悦而轻松。介休清明文化，由于介之推这个人物的客观存在和历史渲染，他已经成为介休寒食·清明文化的核心主题之一，有关介休寒食清明文化的任何活动，都必须考虑纪念介之推的环节，基于此，介休寒食·清明文化更体现精神文化传统，更带有“精英”色彩和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同时，由于介休与开封在地理环境上的差异，也使两地的清明文化意趣相异。开封地处平原，阳春四月，已经春暖花开，踏青郊游乃是应时而动；而介休地处丘陵，气象宏伟，绵山又是儒释道三家文化荟萃之地，身临其境，确实更容易引发文化精神之玄思。

由于开封与介休在清明历史文化方面所存在着区域性差别，两地在选择清明假日经济模式时，也就必须考虑如何“因地制宜”和突出特色。

根据我们不成熟的意见，开封清明假日经济开发应以“民俗”为主，突出“互动性”和“娱乐性”，踏青、游园、观赏应是假日经济开发的主线，政府还可借此推广全民健身、植树造林、互帮互助等公益活动，以充分挖掘和谐社会文化内涵，做到社会、经济、文化的多赢。比如此次论坛所提出的“和谐”主题，就非常符合开封清明文化的民众性和互动性特点。

介休清明假日经济开发，则应以“文化挖掘”为主，政府可以考虑举办“介休寒食·清明文化国际论坛”或“绵山与儒释道文化交汇国际论坛”，将儒释道文化研究引入介休寒食·清明文化纪念活动之中，以文化旅游和文化产品开发作为假日经济主线，吸引文化层次较高的旅客，努力使介休成为中国清明节的精神文化地标。在文化产品开发上，也应考虑突出“寒食”的“食”字，推广山西面食。

所谓和谐，就是在充分尊重每个个体独特性的基础上形成包容和统一，在每个个体都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整体收益的最大化。和谐经济的基础在于多样性和差异性，这也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无论开封清明文化还是介休清明文化，抑或是其他地区的清明文化，只要我们充分尊重其历史文化的区域性差别，尊重假日经济开发的客观规律，就会大力地促进祖国各地丰富多彩的、和谐的、富有生机活力的清明假日经济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澔：《礼记集说》，万久富整理，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10 年版。

2. 大卫·赫斯蒙德夫：《文化产业》，张菲娜译、周蔚华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3. 冯梦龙、蔡元放：《东周列国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4. 刘述先：《生命情调的抉择》，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

　  5.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注》，邓之诚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

　  6. 牟宗三：《五十自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年版。

7.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作者简介】

蔡继明：1956年生于河北省唐山市，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主任，民进北京市副主委。

王成伟：1980年生于辽宁省朝阳市，清华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联合培养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