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教育理想主义者的理念和尊严
——在叶圣陶先生从教10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作者:商金林

  各位老师,各位朋友:

  叶圣陶先生从教始于1912年3月,在苏州言子庙初等小学二年级任老师。那时的中国,很黑暗很污浊,如一盘散沙,像一潭死水。但那又是一个中华民族开始觉醒的年代,是一个有理想和憧憬的年代。中华民族的“先知”和“先驱”们毅然奋起,放眼域外,吸呐新知,为我所用,描绘“新中国”的蓝图,“新国民”、“少年中国”、“新中国”等“新思潮”在涌动。《新青年》《新潮》《向导》《改造》《觉悟》《学灯》《努力周报》《创造季刊》等报刊应运而生,而圣陶先生就是那个时代的“先驱者”,1912年就写过一篇小说叫《世界》,幻想所谓理想的“社会主义”。他在甪直创办的一个刊物叫《自觉》,倡导对所从事的事业要“有所认知”和“主动去做”,身在学校,心怀世界。

  从圣陶先生早年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当小学教师既是他的中学校长——革命家、教育家袁希洛的安排,也是圣陶先生的自主选择,他们都是真正的教育理想主义者,把教育事业看得很神圣,对当教师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就是“育人”。圣陶先生从他当教师的第一天,就注意把“育人”贯穿在讲授的各门功课、传授的各种知识中。他在诗文中反反复复说到教师肩负的是社会重造、民族重塑的重任,一再说:“教师最重要的是帮助学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经验”,“一切知识最根本的是道德”,“各门功课的总目标就是教育要造成健全的公民”。今天,社会似乎都面临着“信仰危机”和“道德滑坡”,都在呼喊“诚信”,可见“育人”有多重要,圣陶先生有关教师肩负的是社会重造、民族重塑的重任的论述,值得我们深思。

  再就是对教育工作的热忱。圣陶先生认为“教法”比“教材”更重要。“教”决不是“教教材”,传授书本知识,而是要让学生“受教育”,开发智力,学会思考,提升自己吸取知识的能力,造就开拓创造的实力,这种“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值得提倡。圣陶先生在1912年的日记中就曾说过,要“导儿童于乐为研习之境”,一定“使醇醇诸稚展发神辉”。所谓“研习之境”和“展发神辉”,就是教会学生“自己去学习”,“自己去生活,自己去工作,自己去做人。”诚如他在《自力二十二韵》中说:教育就像“导幼儿”学步,从“扶”、“携”开始,逐步发展到“令自举足”而不会跌倒。圣陶先生所说的“扶”、“携”,包含了尊重孩子们的天性,培养孩子们的兴趣,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等等丰富的教育思想,其特点就是要充分调动和培养孩子们的“智性”,使他们从不会走路发展到学会走路;从跌跌撞撞发展到走得越来越稳;从要“我”走发展到“我”要走,在学习和实践中进入到“疑难能自决,是非能自辨,斗争能自奋,高精能自探”的境界,“自能读书,自能作文,自为研索,自求解决”。从而真正回归到圣陶先生的名言“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凡为教,目的在于达到不需要教。”学会学习、学会思想,这是作为一代新人必备的素养。

  圣陶先生对教师这个职业充满景仰和敬畏之心。他说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教师要有真才实学,这是教师应有的尊严。圣陶先生总觉得自己“智拙”、“无能为师”,于是极其谦卑地向同事们学习。早年日记中多次写到他向当了教师的中学同学章君畴取经,登门造访,观摩教学,不耻下问。仅在1914年5月至7月的三个月中,就前后四次称赞章君畴对于教育工作的热忱与专致,自愧不如。中学同学吴宾若,后来当了甪直小学校长,圣陶先生在散文《好友宾若君》中谈到他对学生的“爱心”不如吴宾若真挚。也正是这种对于教师这个职业景仰和敬畏之心,使得圣陶先生的一生好学不倦,不断地探索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路径,最终成了教育大家。圣陶先生的教育理念,与我们今天个别学校的“贵族式教育”、争“高考状元”、不择手段搞“创收”,甚至希望学生将来能赚大钱的理念有天壤之别。教育应该是神圣的,学校应该是知识和思想的殿堂。“向钱看”只会使人愚蠢昏聩,让一个民族走向末路。

  今天,我们纪念圣陶先生从教100周年,最重要的是要像圣陶先生那样,对“教师”和“教育工作”有个明确的“定位”,把“教书育人”作为箴言铭刻在心里。讲授的虽只是日月星辰、ABCD,肩负的却是造就人才、振兴中华的光荣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应该成为民族的“先知”,是时代的“先驱”,是真正的“圣贤”。我们应该以圣陶先生为楷模,像圣陶先生那样纯粹、敬业,心甘情愿地为“理想”受苦,从一点一滴做起,不断地充实自己,不断地向上攀登,使教育越来越圣洁,使自己以及自己培养的学生真正能在民族振兴、国家崛起的征程中绽放光辉!

  谢谢大家!

  

 

                                                                                                       2012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