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教育家、编辑家。他长期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对中小学教材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1951年我从杭州调至人民教育出版社当了中学语文编辑，以后十多年间，就一直在他的领导下参加各套课本的编写工作。他多年从事和研究语文教学，古今学识渊博，既是语言大师，又是语文教材方面的专家和权威。因此中学语文教材编写工作特别需要他的指导，他也对我们的工作特别关心，好些工作是在他的亲自主持下进行的，这就给了我更多的机会直接受到他的教导。
叶老对于中小学教材建设有他自己明确的观点、创新的见解，特别是几十年踏踏实实的编写经验。这里试就中学语文教材方面谈些个人的感受。
我的第一点感受是：叶老认为，应该明确语文学科的培养目标，作为编写语文教学的依据。
早在20世纪30年代，叶老就在与夏丏尊合编的《国文百八课》里提出：“国文课的目的，说起来很多，可是最重要的目的只有两个，就是阅读的学习和写作的学习。”还认为：“在学校教育上，国文课和其他科学对列，不被认为一种科学，因此国文课至今还缺乏客观具体的科学性。本书的编辑旨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想给与国文科以科学性，一扫从来玄妙笼统的观念。”这就是说，想从上述培养目标出发，建立一个科学的语文教学体系。
20世纪40年代叶老在与朱自清合写的《(国文教学)序》里指出：“五四以来国文科的教学，特别在中学里，专重精神或思想一面，忽视了技术的训练，使一般学生了解文字和运用文字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也未免失掉了平衡。而一般社会对青年学生们要求的，却正是这两种能力；他们第一要学生们写得通，其次是读得懂。”这是从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继续强调语文学科读写能力的重要性。在这个阶段，叶老参加编写的几套开明版国文读本，大体上都是依据这个精神，重视了读写能力的培养。
新中国成立前夕，叶老在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草拟的《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草稿》里进一步提出，语言文字的学习应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同时强调，“通过语言文字的学习，从感性的认识出发，培养学生的情操和意志”。后来这些提法正式写入当时语文课本的《编辑大意》里，明确规定语文科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和语文教学两个任务，“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说、读、写四项，不可偏轻偏重”，思想政治教育要“通过语文教学来进行”。叶老提出并逐步加以明确的这个培养目标，不但成为当时编写语文教材的依据，而且直到现在，基本上还是按照这两个任务特别是语文教学包括的听说读写四个方面来进行教学和编写教材的。
我的第二点感受是：叶老认为，应当以创新精神，大胆进行教材改革试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语文课本存在的缺点比较多，主要是偏重思想政治教育，听说读写四项语文教学未能具体落实，语文知识和语文训练不成系统，因此难能适应当时我国“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和发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形式对培养人才的需要，这是语文教材需要改革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当时各地语文教师学习苏联教学经验，要求改革语文教学，这又为如何改革语文教材开辟了一条途径。195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编写文学课本和汉语课本，1956年全国中学实行文学和汉语分科教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一次重大改革。
这次改革经过毛主席主持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讨论，总设计师是当时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胡乔木，而叶老在整个编写工作过程中起到把关作用。
叶老在向北京市中学语文教师所作的题为《关于语言文学分科的问题》的报告里，着重阐明语言和文学分科的理论根据，认为“语言学和文学性质不同，语言学是一门科学，文学是一种艺术。性质既然不同，知识体系就不同，教学任务也有所不同，所以必须分科”。
这两套课本是我国第一次在中学阶段建立了完整的文学教学体系和汉语教学体系。特别是文学课本，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语文课本相比较，所选课文，名家名作大为增加，课文质量大为提高，知识内容大为丰富，编排系统也大为改观。它所以在当时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到现在还有较大影响，可以想见，教学目的任务较明确，教学体系较完整，以及选文较精，无疑都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叶老在这次语文教材改革中，以高昂的事业心和创新精神，呕心沥血，帮助编辑室审定篇目，修改文章，批阅注解，讨论知识短文，做了大量别人难以代替的工作。大部分教材编出后，他还兴致勃勃地个人出资在当时的教育部饭厅里举办了一次庆功宴，慰劳全体参加编写工作的同志。尽管后来课本没有编完，试用也未取得完整的经验，分科教学很快被取消，语文教材的这次重大改革就夭折了，但在叶老带动下的这种创新精神以及改革试验所取得的初步成果，已经为新中国成立以后语文教材改革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是永远值得后人珍视和学习的。
我的第三点感受是：叶老认为，应当严格要求，做好各项编写工作。
1962年8月间，叶老给中学语文编辑室全体同志写了一封近千字的长信，具体总结了语文教材编写工作的一些经验教训。这封信后来印发给全社同志，作为业务学习的重要材料。
叶老在信里指出：“编辑工作约为四事，选文，做注，撰短文，出具题目是也。”
在选文方面，叶老反对“拉在篮子里就是菜”的做法．他认为，“非欲(不是要)凑成一册篇数足够之汇编，而欲一册之中无篇不精，咸为学生营养之资也”。平时他经常强调需要提高编者的“眼力”。所谓“眼力”，也就是具有欣赏和鉴别作品的能力。眼力不高，就不容易选出好作品。他要求“选文之际，眼光宜有异于随便浏览，必反复讽诵，潜心领会，质文兼顾，毫不含胡。其拟以人选者，应为心焉好之，确认为堪以示学生之文篇。苟编者并不好之，其何能令教师好之而乐教之，学生好之而乐诵之乎？”他主张作品的文字表达如果不够精，即使内容尚可，甚至思想意义较好，也不宜选作教材。这也就是说，选文必须符合课本的教学要求，要为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提供必要的范例。
叶老认为“选定之文，或不免须与加工”。他对加工提出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要有高度认真负责的态度，“必反复讽诵，熟谙作者之思路，深味作者之意旨，然后能辨其所长所短，然后能就其所短者而加工焉”；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保持作品的原有风格，“作者文笔，各有风裁，我人加工，宜适应其风裁，不宜出之以己之风裁，致使全篇失其调谐”。他还强调，加工不必考虑会引起作者的反感，“加工者，非过为挑剔，俾作者难堪也。盖欲示学生以文章之范，期于文质兼美，则文中疏漏之处，自当修补润色”。
叶老经常采用集体讨论的方式对新选课文主要是现代文进行必要的加工。讨论时由他亲自主持，有关的副总编辑、编辑室主任和本册课本的责任编辑都参加。叶老喜欢所选文章由他自己来念，每念一句或一段，让大家提出问题和修改意见，进行简短的讨论，然后确定如何修改，责任编辑作了记录，这一句或一段就算通过了。这样的加工很费时间，长的课文往往要用上几个半天才能讨论完。但在讨论中却能发现很多问题，逐一求得比较理想的修改，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课文的质量。
在作注方面，叶老的要求很具体，大致可列出几条：一是“作注之事，略同于上堂教课，我人虽伏案命笔于编辑室，而意想之中必有一班学生在焉，凡教课之际宜令学生明晓者，注务期简要明确”；二是“所注虽为一词一句，而必涉想及于通篇，乃于学生读书为文之修习真有助益”；三是“尤须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学生所不易明晓者，必巧譬善喻，深入浅出，注而明之，以大致无误为满足。注者含胡了之，而欲求学生之真知灼见，诚为缘木求鱼也”；四是“作注固在注明此一篇，苟于意义多歧之词语，含蕴丰富之典故，较为繁复之语法结构，颇见巧妙之修辞手段，多写一二句，为简要之指点，则学生自诵其他文篇与书籍，将有左右逢源之乐”。最后叶老告诫说：“作注不宜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想，凡有裨于学生者，当不避多事。”叶老提出的这些要求，既明确了作注的着眼点和要领，也指出了错误的想法和常犯的毛病。
在撰短文方面，叶老审稿时必逐句推敲，发现内容或文字标点上有问题，往往就“书小纸片粘附于短文之后”，发还给编者再加研究和修改。
至于题目，也就是编练习题。叶老反对出“空泛”的题目，或者但求凑足题数即为了事；认为应当“就本课之内容与形式，抉其至关重要之若干点，俾学生思索之，辨析之，熟谙之，联系之，有助于阅读能力与写作能力之增长也”。因此，他提出一些应注意事项：一是出题“宜通观全篇，观之一遍未必即有获。则宜反复数遍。如是乃可期所出之题并皆精善，无数敷衍凑数者”；二是“一课之后，练习题之数有限，而须令学生思索、辨析、熟谙、练习者，其数必不止此，于是宜通一册之诸课而为安排，宜通六册之诸课而为安排，始可面面俱到，无遗无漏”；三是“凡为练习，必不能谓为之一度已足，一练再练，锲而不舍，乃长能力。以故已出之题，尽当重出。苟重出而悉如前样，或将使学生生厌，则无妨同其旨趣而异其方式焉”。
以上所述，都是叶老几十年来经验之谈。可以说是每个编辑必须具备的基本功，也是做好编写工作的关键所在。但要做到这些，并不是容易的事，必须深切体会叶老的教导，严格要求自己，并讲究实际效果，才能更好地完成作为编辑的各项任务。
我的第四点感受是：叶老认为，应当提倡编者亲自动手，为课本撰写教学需要的文章。课文选材的困难很多，往往翻阅了好多材料，却选不出一篇能入选的文章；或者某册课本某个单元需要某种性质的课文，所谓“一个萝卜一个坑”，却找来找去都找不到合适的文章。因此，叶老常鼓励编辑同志在必要时可以自己动手撰写，或根据现成素材整理，或参考某篇文章改写，或综合几篇文章为一篇，乃至由自己尝试创作。当时课本里有几篇课文，就是按照叶老的指示由编者整理、改写或创作的。叶老倡导的这种做法，不但有助于解决课文选材中个别难以解决的困难，而且也锻炼了编辑同志的实际写作能力。
开始编写文学课本的时候，叶老亲自动手为课本撰写教学需要的文章。初中第一册有个单元，按照教学要求应安排两篇民间故事。但翻遍各种民间故事的集子，不是故事内容不典型，便是文字表达太浅薄，选不到一篇合适的作品。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叶老提出由社内同志自己来写。选题定为两个：一篇是《孟姜女》，一篇是《牛郎织女》。《孟姜女》商定请一位姓董的老同志(刚从浙江调来)撰写，《牛郎织女》就由叶老自告奋勇承担撰写的任务。过了一个多月，两篇文章都写出初稿。叶老把副总编、编辑室主任和部分编辑同志请到一起，对这两篇初稿进行集体评议。先读《孟姜女》，大家听了感到情节构思不够精巧，故事叙述不够生动，人物对话也不够典型，总的来说未能充分体现民间故事的特色。再读《牛郎织女》，大家听得很感兴趣，一致认为故事情节合情合理，叙事抒情真切生动，民间故事的味道很浓，只要对个别字句稍加改动，就可以入选。但组成单元需要两篇作品，缺一篇还不行。于是叶老又自告奋勇，《孟姜女》也由他来重写。大家怕他年纪大了，写作任务过重会影响休息和健康，叶老笑着说：“我已经写了一篇，摸到一点路子，写第二篇就比较省力些吧！”过了不久，《孟姜女》也写成了。叶老曾对着两篇作品写了评说，认为《牛郎织女》是写得成功的，《孟姜女》虽经重写，仍不够理想。叶老特别喜欢《牛郎织女》里一些带有抒情性的语句，例如：“在云霞满天的时候，织女只能隔着小窗户望一眼，小窗户里望见的能有多大呢？她常常想，人人说天上好，天上好，天上有什么好呢？没有自由，又看不见什么。她总想离开天上，到人间去，哪怕一天半天呢，也可以见识见识人间的景物。”“跟爸爸(用孩子的口气说，指牛郎)一块儿干活，她喜欢。逗着兄妹俩(指两个孩子)玩，她喜欢。看门前小溪的水活泼地流过去，她喜欢。听晓风晚风轻轻地吹过树林，她喜欢。”这些语句可以称作叶老得意之笔，也是一般学生喜欢朗读和模仿的佳句。
我的最后一点感受是：叶老认为，应当十分重视读者对教材的意见。
叶老经常强调要重视各地师生在来信中对教材提出的意见。凡是有信直接寄给他的，他读后总是立即作复。或肯定所提意见，转请编者研究修改；或解说课本原意，来信意见就留做参考。至于读者寄给编辑室的信，则分别由各册责任编辑负责解答，并把意见登记在有关课本里。凡是可以采纳的意见都作为修订课本的依据。重要的意见如何处理，还要由编辑室于修订前汇总起来向叶老作简要的报告。
大概20世纪60年代初，有位姓胡的语文老师写信给叶老，对高中语文第三、第四册提了几百条总共近两万字的意见。叶老仔细读过后，认为“可从者十之八九”，热情地赞扬这位老师“其精神可佩，其用心可感”，“实为忠诚之襟抱(胸怀、抱负)，教师之楷模”。叶老还深有感触地说：“彼(指胡老师)极注意于语言之运用，表达之明确，编辑之体例，是皆我同人所不甚措意者。”因此，他指示编辑室同志“传阅胡君之笔录，阅时取课本对照，静心细会，必有所得”。
叶老对教材编写工作言传身教，还有很多重要的经验值得介绍。因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举了。
（作者：张传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