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金林最近在他庞大的“叶圣陶系列写作”中，又推出了堪称作家和文化名人传记巨制的《叶圣陶全传》(下文简称《全传》)。除了鲁迅三卷本的年谱，梁启超、胡适等的资料长编或许稍可比拟，很长时间里还很少有这种篇幅浩大达百万字的人物生平著作出现。“全传”的概念不知出于何时何处，也不是任何人都适于写“全传”的，但是叶圣陶先生足可当之无愧。
对于叶圣陶，凡读过他的小说、童话，所编的文学和教育杂志，学过他编辑的语文教科书《开明国语课本》，及他与夏丏尊合编合写的《国文百八课》《文心》等语文读写书籍的，几代人都熟知他而毫不陌生。现在是要详尽地叙述、评论其一生的事迹了，这本“全传”的基本写法很朴素，便是一丝不苟地由“全史”，到“全人”。“全史”“全人”也不是谁都可以这样写，但是如像叶圣陶这般将个人社会实践与历史密切接轨的人物，是可以对他近一个世纪在文学、出版、教育、学术、社会活动、思想文化建设诸方面的业绩，一一生动记录，作全息摄影的。而这种“全史”，便是从个人史的角度，找到各个关节点，向中国近现代史的全过程进行辐射：生于清末的叶圣陶读新式草桥中学和初为人师在言子庙小学任教的时候，正逢大清帝国和中国封建制度的双重终结和民国的起始，新旧思想纠葛充满他的青年时代；待等新文化运动突起，他经历了从鸳鸯蝴蝶至新文学阵营的剧烈蜕变；五卅惨案现场的亲临和社会立场的确定，“商务”“开明”事业的开拓又是与“国共”历史上第一次的合作和分裂相纠缠；抗战烽火燃起他携家带口辗转于大后方，饱尝苦难；共和国建立之后各项政治运动的明显冲击和他专事出版、语文教育工作中的暗流涌动，直至经历了“文革”始终，更显出他正直为人的品格。这些历史关键时刻的人生跌宕起伏，是一百年中国历史，也是叶圣陶九十多岁一生的高度缩影，便是全书的结构。历史脉络异常清晰。
而梳理历史人生轨迹的方法可以多种多样，写传记大体有创作型和学术型两大分类，本书恰是后者。所谓学术性传记，突出真实史料，全靠引证。本传在大量细密地运用引文方面，可称独步。比如仅写文学研究会成立时期的传主，便引用了许多当事人的回忆日记资料、文学研究会的宣言、《文学旬刊》上的“记事”，甚至抄录了与沈雁冰、郑振铎、沈泽民四人拟定的《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文学研究会丛书编例》《文学研究会丛书目录》，多种文献的记载之详，几乎到可查阅的程度。再就新发现的叶圣陶史料、轶文一项看，20多篇早期文言小说大部亡佚，加入无政府主义性质社会党的材料是一大发现；初步的现实主义文艺观的形成因为有了1921年“晨报副刊”上40则《文艺谈》的新挖掘“出土”就更探到源头，而茅盾1946年作为第一位中国作家访问苏联一事取叶的记载和茅盾、戈宝权的回忆，特别是发掘出在苏联总领事设宴饯行时七人唱和的送别诗，互相参证等，都显示了传记叙事的严谨，一丝不苟。全书无一人一事无出处。日记、信件、诗词的材料使用量最大，使得许多个人历史的叙述转为信史。包括一般传记每逢场景必据材料加以想象的写法，在这里也遭摒弃，如抗战中乐山遭27架日机轰炸叶圣陶寓所被毁，衣物书籍付于一炬，全家险些罹难的过程，本是最可依回忆加以描摹的，但此书均引用叶圣陶的日记书信文章、还有长诗《乐山寓庐被炸移居城外野屋》，叶至善当年的散文《化为劫灰的字画》等，无作者一个字的虚构。“五卅运动”和“四一二政变”写来，前者具体细密，后者粗略，盖因前者第二日叶圣陶便与王伯祥亲去南京路做现场勘察，有自办的《公理日报》在被迫停刊前的大量报道和言论，有自己连夜写成的《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等带着愤怒感情的文字铺底，当然丰富，但字字都是引用，并无另外的描写。顶多在征引之后做些分析、论证和总括，如此而已。此类学术型传记，本传可说是一极致，它很难使全书的叙述感情保持得住前后一贯的元气十足，但一个可靠叙述者的旁观引证，却能使传记叙述客观，可信度提高。
从了解一个时代到了解一个人，本传坚守了“全史”“全人”的标准。这或许是中国式的老传统。鲁迅谈评价历史人物时，也曾强调要顾及“全人”的原则。王瑶在与学生谈如何学习现代文学史时，曾提到可以“抱住一棵大树”的方法。他的意思，是与其琐屑地掌握一部零碎的文学史，不如先找一位创作宏富、文学史地位较高，人生轨迹较长，与各派人物关系较广的作家，在短时间内(比如几个月到半年)将它读全读通。因为是大树，必然主干粗壮，枝叶茂盛，枝杈繁杂，“抱住”它就等于把握住一段有血有肉有实感的历史，然后像枝叶伸展似地旁及其他。这实在是一条把握时代风云，进而掌握中国现代知识者一世纪不断进取、追索的路径。本传解读叶圣陶，正是如此。这首先是经过各个历史的面相，来折射一个人物的各个侧面，这样来接近于表达“全人”。本传所写叶圣陶是作家，是出版家，是语文教育家等等，即他的多面。作为一个作家，此传告诉我们他在“五四”到20世纪20年代的末期，进入文学高峰状态。创作市民讽喻体的小说，时代小说，教育小说，对社会的热切理想隐藏在他对人和人关系冷漠、隔绝的冷静批判当中。而20世纪30年代是他投身“开明”事业，成为“开明之魂”的重要时刻，出版现代作家的作品，替他们的书一本本写广告，主编《中学生》，编辑中小学国文教科书，见出他的独具慧眼，他的一心为作者读者付出心血，踏实生活却绝不落伍的精神。到了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是他献身语文教育事业最专注的黄金时期，为了坚持在小小的读写训练中养成国家一代有素质的健全公民，他使出的是千钧重力，在各种挫折坎坷面前坚韧的态度和立场。
当然，“全传”既能抓住叶圣陶多侧面的史相与人相的关联，也重视他一以贯之的精神线索。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更是一个永不停止脚步的追索者、思想者。在若干历史的关节点上，传记细致地刻画了他的思想转折过程。比如“辛亥”到“五四”的新旧转变，“大革命失败”和“解放战争胜利”的两次择路等。叶圣陶的道路还是很有典型的：如1912年初叶圣陶加入过“社会党”和“三二学社”，至“讨袁”失望才毅然抛弃。这种由反抗黑暗而信仰无政府主义，最终却走向民主科学新文化的人，在当年绝不是个别的。巴金、胡也频的小说里都描写过此类情形，很多人最终走向了社会主义。普遍的思想“左”倾，是中国知识者的实际。叶圣陶当年的思想已经信奉社会主义，但最后没有应杨贤江邀请去参加共产党的入党式。之后“左联”成立，又没有加入，却一直得到左翼信任(此类例子在传记中很多，如瞿秋白把自己掌握的材料交叶写小说，丁玲在被押往南京的火车上抛下救急信简写明拾者可交开明书店的叶)。这样的一群在“激进的‘左’倾思想”面前止步，却先后成为左翼“友军”的知识分子，我们可以数出郑振铎、朱自清、冰心、老舍、巴金等等来，他们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道奇观。在这本传记里，虽然没有结论，却摆出了引人思考的材料。叶圣陶的思想道路与老舍可有一比：因为都出身于市民下层，一北一南，习惯于从平民利益出发观察问题、决定政见；憎恨贫富不均，信仰公平正义；对社会主义有某种紧张感也有吸引力；但追求社会进步、光明始终如一，不投机，不看风向，正派做人如一。传中记载叶圣陶编《苏州评论》时说过，“我们的立脚点是一个市民，一个苏州的市民”。这是其根。
新中国成立后的叶圣陶在第三卷里应如何塑造，是个难题。他对国家人民更有担当了，做着出版总署和教育部的领导，实际上管的只是一件事：指导全国中小学的语文教育。这是和他的职务不相称的，但他兢兢业业，还怕做不好。研究他的教育思想，展开他在建立中国现代语文教育体系时遇到的阻碍，他的感受和思索，就成了这时的重心。作者给我们摆出了详细的原始材料，细到某篇课文如何选择、修改，在定点中学如何选讲、讨论，历次的关于语文教育的演讲和论文等。叶圣陶自己“反思”的线索不是没有，比较隐蔽。表面上他的工作是得到尊重的，不仅全国的教科书由他审定，连国家宪法、兵役法、组织法等政府条例，周恩来的报告，斯大林全集汉译，他都参与修润。所以有权威人士说他的语文思想像有法律效应一样。但是碰到了下面这些问题就没有人听他的了。比如他认为鲁迅、毛泽东选入中学教材的文章，有的语言规范不够，说“二人之作尚未臻纯粹，可以目治，但不便于口耳”(见叶的日记)。他主张“语文”有工具性，也有人文性，但在政治决定论者看来，叶即是个铁杆的“工具论者”。他的语文思想基于以儿童为本位，“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口语带动书面训练，强调科学的读写规律；主张保持纯白话的现代性等等，却一再被批为“语文挂帅”。但是他坚持自己的观念不改，热爱真理，从容应变。这都来源于他从“五四”走来。他是“五四”一代的创新之人，坚持启蒙的新文化、新文学、新语文，并由此造就中国能够应对未来的几代的健全公民，便是他的最高理想。本传在临结束前专辟一章对叶圣陶进行概括，其中称他是永远的理想主义者，信然！
我再说一遍，不是任何人都适合于写成“全传”的。而且在当今世风下，写一奇异人、聪明人易，找一全德之人如叶圣陶先生来立传就难了。现在这本大型传记已经可以让一位人们熟知的历史人物得到重生，这就尽够。
乙未元宵前二日改定
(见《文汇读书周报》2015年5月11日第五版，作者：吴福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