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告诉我们，不能从抽象的哲学本质出发，而必须从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即历史地观察和解释任何一种“现实的哲学”。(注：刘福森：《马克思实现的哲学观革命》，《江海学刊》2014年第2期。)德国哲学家杜勒鲁奇有一句名言：“从起源中理解事物，就是从本质上理解事物。”(注：薄洁萍等：《大历史：在宇宙演化中书写世界史》，《光明日报》2012年3月19日。)就现有资料看，“教是为了不教”这句话的明确的文字表述，首次公开出现于叶圣陶1962年4月10日在《文汇报》上发表的《阅读是写作的基础》一文。然而实际上，作为用这句话高度概括的教育思想，其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变革和叶圣陶早期的教育改革探索中。并且，此后历经时代变迁和叶圣陶一生教育实践，这一教育思想始终一贯而又不断发展。历史地从其起源和发展过程深入考察“教是为了不教”教育思想，才能真正理解和科学把握其现实的思想本质。
一、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变革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叶圣陶的现代人生觉醒和教育改革探索，深刻萌发了“教是为了不教”教育思想
20世纪初的中国危机丛生，变革潮涌，先进的中国人苦苦探寻救国救民道路。受到辛亥革命和进步思潮影响的青年叶圣陶，立志“此身定当从事于社会教育，以改革我同胞之心”(注：商金林：《叶圣陶传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从担任教师第一天起，他就尝试“导儿童于‘乐为研习之境’”(注：商金林：《叶圣陶传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1915年4月，叶圣陶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尚公学校任教。五个月后，以《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勃然兴起。这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思想文化大变革，从一开始就把批判矛头指向几千年封建思想文化对“人”的束缚和扼杀，高高标举“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等旨在追求中国人的解放和中华民族复兴的革新旗帜，(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915年1卷1号。)使叶圣陶受到极大的感召。孕育在他心里的新人生观、儿童观、教育观，日益萌发。
1916年，叶圣陶结合自己教育改革实践写的《我校之少年书报社》一文，即初现了他的教育思想的萌芽。他在这篇文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儿童求学，爰来学校；学校应其求，乃授之以课程。知勉强注入之徒劳也，知利用儿童求知心之事半功倍也，故教授方法采用自学辅导主义，课前令之豫备，课后复令温习，务以养成其自力研修之习惯。”不但如此，从儿童的主体性发展这一“教育之本旨”出发，他们的“自学”还应当在课外进一步拓展：“唯是学校课程范围有限，而儿童之求知心曾无涯涘，以有限应无涯，难乎其无违教育之本旨矣。我校有鉴于此，爰有少年书报社之设，其旨趣有二端：一、增进学生课外之智识，二、养成学生自学之基础。”(注：《叶圣陶集》第1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1917年春，叶圣陶应邀到直“五高”(吴县第五高等小学)执教。随着他对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参与和教育改革探索的全面展开，叶圣陶更加深刻地领悟了中国社会变革和人的解放，必然要求以教育目的和价值为核心的整个学校教育的根本转变。他在1919年发表于《新潮》杂志的《小学教育的改造》这篇教育改革宣言式的论著中指出，教育的意义和目的，决不是把传统道德和前人知识强制传授给儿童，而是要使儿童在行为上得到“人生必须是自觉的，自动的，发展的，创造的，社会的”新人生观，“养成这种种品德和习惯”，成为能够自主学习、发展、创造，共同推动社会进步的“现代人”。(注：《叶圣陶集》第1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那么，如何使儿童成为这样的人呢？叶圣陶基于普遍的人生经验，第一次以孩子学步为喻，揭示了儿童生命之于人类知识的本质关系和儿童求知与成长的过程规律。他指出：“孩子看见人步行，非常艳羡，于是本着他的足的本能，努力学步，后来竟自己能走了。只有自己能走了，才可以算知道了走的意义，具备了走的知识。其实任何知识的获得，都与孩子学走一样。”(注：《叶圣陶集》第1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3页。)这也正是学校和教师引导儿童自己学习、成长，使之成为自主的“现代人”所要遵循的本质规律。从此，“导儿学步”成为了叶圣陶一再用来形象概括他的教育思想精髓的经典性譬喻。
叶圣陶在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教育改革探索中，依据他的新人生观、教育价值观、儿童观、知识观，深入批判当时学校教育盛行的以中国传统教育价值为“体”、以西方传统教学理论为“用”的陈旧观念、制度和模式，初步形成了学校和教师要以尊重儿童的主体性为前提，以养成自主的现代人为目的，创设适合儿童成长的环境，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实践和发展的教育思想。很显然，这里已经蕴含了后来称之为“教是为了不教”教育思想的深刻的本质内涵和基本的理论框架。
二、“五四”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叶圣陶关于教育改革特别是语文课程、教材、教学和学习改革实践与思考的丰富成果，坚实奠基了“教是为了不教”的教育思想
“五四”时期，叶圣陶在整体探索学校教育改革、孕育形成自己教育思想的过程中，就已经把语文教学改革作为其重要依托和体现。他在1919年1月1日《新潮》创刊号上发表的《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提出了引领我国作文教学改革的新见解，即作文教学的目的，在练成学生生活中“最能切实应用之作文能力”，发展学生独立思考和情感个性；作文的命题及读物选择，须“以学生为本位”；作文的作法、过程及批改，要引导启发学生“自求得之”。(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2页。)他在1922年初发表的《小学国文教授的诸问题》，更从语文教学整体上发挥自己的教育思想，针对以往和现实国文教授的“病根”，提出了“国文是儿童所需要的学科”和“国文是发展儿童的心灵的学科”两个“新观念”，以及相应的课程、教材、教法改革一系列主张。(注：《叶圣陶集》第1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1923年春，叶圣陶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国文部担任编辑，参加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新学制(壬戌学制)的课程标准拟订工作。自此，也开始了他以编辑为主要职业、教师为经常兼职，以具有最深厚文化根基和最迫切革新意义的语文学科为重点领域的新的教育改革探索历程。
叶圣陶先后起草了三个语文课程标准。第一个就是“五四”之后大革命前夕的1923年为民国政府起草的新学制《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这个纲要，贯注了他“五四”时期初步形成的教育思想。在“目的”中，第一次将“使学生有自由发展思想的能力”(这也是语文教学以学生自主学习发展为教育目的的最重要内涵)列为首项，并明确了发展学生语文能力和文学兴趣的目标；在“内容”中，重视语体文基础，“读书”分为“详细诵读研摩”、“课内直接讨论”的“精读”和“大半由学生自修”的“略读”，“作文”包括“定期的作文”“无定期的作文和笔记”以及定期的“文法讨论”“演说辩论”，“习字”包括书法赏鉴和写字练习，都一一落实到“本科学分分配”。为让每个学生有自主学习自由发展的空间，这个纲要还特意规定了“毕业最低限度标准”。(注：《叶圣陶集》第1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第二个是抗日战争期间的1940年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六年一贯制中学国文课程标准》。这个标准，总结多年来我国包括抗战大后方的语文教学改革成果，在课程目标、教材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在课程主要组成部分精读与略读的教材、教法上，系统地提出了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发展、增强民族意识的具体要求和建议。(注：《叶圣陶集》第1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第三个是194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他主持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时写的《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草稿)》。这个标准(草稿)，反映新的时代要求，体现了作者的一贯思想。第一次将这门学科原称“国语”和“国文”“统而一之”定名为“语文”。(注：叶至善：《叶圣陶答教师的100封信》，开明出版社，1990年版，第56页。)强调课程目标在于通过语文学习，培养学生适应我国新社会生活的情操意志和凭祖国语言文字吸收经验表达情意的知能，尤其是要使学生能够“自由阅读”“自由发表”；教材是“样品”；教学要“使学生尽量自求了解”，运用预习和讨论等方式，加强听说读写结合和课外阅读实践。(注：《叶圣陶集》第1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叶圣陶先后编写了《开明国语课本》《国文百八课》《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等一系列现代语文新教材，撰写了《作文论》《文心》《中学国文学习法》等一系列学习指导新著作，特别是抗战前后在其创办的《中学生》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指导、鼓励学生“自学”，使之积极投身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斗争的文章。这些教材、著作和文章，不仅具体、生动地贯彻了他的教育思想和新课程标准，而且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实现了其教育思想向课程教材教学和学习的转化，构建了直接面向中国广大师生的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发展课程教材教法学法体系，生成了“教是为了不教”教育思想的极其丰富的历史和实践内涵。
在这期间，叶圣陶发表了《国文教学的两种基本观念》《认识国文教学》《论中学国文课程的改订》《论国文精读指导不只是逐句讲解》《论写作教学》，以及《如果我当教师》《改善生活方式》《革除传统的教育精神》《生活教育——怀念陶行知先生》《如果教育者发表〈精神独立宣言〉》等大量语文教学和教育论著。这些论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大背景下，深刻总结我国教育改革尤其是语文教学改革的实践和思考，批判奉行古典主义、利禄主义，否定人民大众为本位、扼杀学生主体性的传统教育痼疾，从语文学科性质、教育目的、课程教材、教学方式，以至整个教育精神和教育教学的改革、教育者的使命责任和终极目标等诸多重要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见解，大大发展和深化了他“五四”初创的教育思想。
三、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对传统教育教学包括凯洛夫模式的反思批判和对“五四”以来教育教学改革以至我国古代优秀教育思想经验的总结概括，明确确立了“教是为了不教”的教育思想
新中国成立，开辟了我国教育发展的新时代。叶圣陶先后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教育部副部长，参与领导教育工作，主管课程教材建设。面对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他最关心的仍然是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的根本问题。他指出，学校和教师适应时代要求，“必须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目的在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培养社会的成员使他们的个性得到全面的发展”；必须改进教学，不加重学生的负担，提高教材和教学质量。(注：《叶圣陶集》第1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79～182页。)
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曾经出现了“全面学苏”的倾向。教育领域毫不例外地也搬用了当时在苏联占统治地位的凯洛夫教育学。凯洛夫教育学，特别是以课本、教师、课堂为中心的教学论和以分科知识系统讲授为主线的教学模式，(注：黄济、王晓燕：《历史经验与教学改革——兼评凯洛夫〈教育学〉的教学论》，《教育研究》2011年第4期。)同我国长期存在的传统教育目的价值和教学模式本质相通，二者结合，变本加厉地对广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主动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
作为我国现代教育教学改革的开拓者和坚持者，叶圣陶早就觉察了这个问题。他通过到各地视察教育工作的机会，通过建立联系学校包括北京景山学校、二龙路中心小学、丰盛胡同小学等教改试验点，通过同各地教师书信往来，对教育教学现实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他发表了《教师怎样尽责任》《排除“空瓶子观点”》《“瓶子观点”》《给少年儿童更多的课外读物》《语文教学二十韵》《怎样教语文课》《阅读是写作的基础》《认真学习语文》《评改〈最近半年工作情况汇报〉》等一系列论著，反思批判“把学生看成空瓶子”的传统教育观念和模式包括凯洛夫教育学的弊端，总结阐述“五四”以来教育教学改革以至我国古代优秀教育的思想经验。
就在这批判和总结之中，一种对我国教育教学改革和古代优秀教育思想经验，特别是叶圣陶本人教育思想经验精辟、独到的概括，逐渐明晰起来。1959年，叶圣陶发表于《光明日版》的《给少年儿童更多的课外读物》指出：“教育虽然着重在‘教’字，最终目的却在受教育者‘自求得之’。”(注：《叶圣陶集》第1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17页。)1961年，他在跟语文老师作《怎样教语文课》的讲话中指出：“总之，讲的目的，在于达到不需要讲。”(注：《叶圣陶集》第1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99页。)1962年，他发表于《文汇报》的《阅读是写作的基础》明确指出：“在课堂里教语文，最终目的在达到‘不需要教’”，“因此，一边教，一边要逐渐为‘不需要教’打基础”。(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92页。)1963年，他发表的《评改〈最近半年工作情况汇报〉》则又进一步指出：“像教孩子走路”，“到末了完全放手。各科教学工作和整个教育工作都如此。总括一句话，尽心尽力地教，目的在达到不需要教。”(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36页。)此一论断，以及同时他在答教师的许多信中“我近来常以一语语人，凡为教，目的在达到不需要教”(注：《叶圣陶答教师的100封信》，开明出版社，1990年版，第28页。)等表述，标志着叶圣陶“教是为了不教”的教育思想瓜熟蒂落，明确确立。
四、新时期，叶圣陶面对当代世界变革发展和人的变化发展提出的教育改革观点与主张，创新发展了“教是为了不教”教育思想
1977年5月，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前夜。叶圣陶重访苏州直小学(原吴县“五高”)，60年前在此处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教育改革探索的情景历历在目。他深深感到，中国社会包括教育如同当年，正在酝酿一场新的变革。“教是为了不教”的命题和思想，对未来教育改革意义非同寻常。是年8月，他在刚复刊的《人民教育》上发出了他“文革”后在教育上的第一声“呐喊”——《自力二十二韵》：“所贵乎教者，自力之锻炼。诱导与启发，讲义并示范，其道固多端，终的乃一贯，譬引儿学步，独行所切盼。独行将若何？诸般咸自办。疑难能自决，是非能自辨，斗争能自奋，高精能自探。”(注：任苏民：《教育与人生——叶圣陶教育论著选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27页。)
继而，他又为武汉师院《中学语文》写下《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的题词。翌年3月，他出席北京地区语言学科规划座谈会，作了《大力研究语文教学 尽快改进语文教学》的长篇发言，对即将到来的新时期语文教学改革进行全面论述，其中的核心观点也正是：“教师教任何功课(不限于语文)，‘讲’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讲’，换个说法，‘教’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教’。”(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52页。)这些文章，连同不久后《教育研究》连载的叶圣陶的《语文教育书简》，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在新形势下总结“五四”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包括语文教学改革的思想经验，进一步阐述了“教是为了不教”的教育思想，对新时期教育教学改革起了先导作用。
自1977年冬恢复高考起，我国教育随着整个社会由拨乱反正迈向新的发展时期。新时期教育，适应经济建设迫切需要，得到空前振兴。但同时，它一开始就面临着未竟改革接续和新的时代变革双重挑战。高考竞争加剧及其与各方利益挂钩，传统教育价值和模式在恢复教学秩序中的悄悄“恢复”，使得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迅速露头，蔓延开来，我国现代教育史上一直未能革除的“应试教育”演出了“历史的新场面”。这种教育精神和模式，不仅在根本上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对人才培养的需要，而且完全违背了“五四”以来我国教育改革所孜孜追求的现代教育价值和理想，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对整个教育教学体系和过程起到侵蚀、扭曲和异化的作用。而另一方面，相比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已在发生新的根本性变化。新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崛起，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以及知识爆炸和社会的信息化，迫使教育重新思考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的根本问题，并进行积极的回应。
叶圣陶是最早洞察并及时提出应对新时期教育所面临的这两大挑战的教育家。他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接连发表了《当前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学习不光为了高考》《晴窗随笔》《关于探讨教材教法的几点想法》《〈全国特级教师经验选(第一集)〉序言》《立志自学》《我呼吁》《吕叔湘先生说的比喻》《“鼓励自学成才”及其他》《读书和受教育》《教育杂谈》《教育工作者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人师表》等许多重要论著和谈话。这些论著和谈话，针对教育现实问题，前瞻时代变化趋势，聚焦人的发展核心，对我国新时期教育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观点和主张，赋予了“教是为了不教”教育思想新的时代内涵和深远意蕴。其中最突出的有这样几点：
一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世界科技、经济和社会变革新时代，教育的目的和价值，是引导受教育者自主学习成长为主动、全面发展的人，社会主义国家合格的公民，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的人才，其最基本最核心的素养是人的自我教育即自学的主体精神和能力，能够离开教者，超越教者，终身学习、自强不息，适应变化、创新实践，“自己衷心乐意向求真崇善爱美的道路昂首前进”(注：《叶圣陶集》第1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89页。)。这也是受教育者发展核心素养以至未来人的整个成长的内在根基和“引擎”。这就使“教是为了不教”教育思想具有了鲜明的当代性和未来性。
二是“教是为了不教”作为教育的本质、目的、过程、规律，不仅对于“教语文”是这样，“教任何功课”是这样，也不仅对于中小学教育是这样，而且包括从各级各类学校以及相关机构组织教育到学习者自我教育在内的学习化社会整个教育体系都是如此。“所有各级各类学校以及补习、进修的机构的主要职能，全都在引导来学的人向自学方面不断进展。”(注：《叶圣陶集》第1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页。)这就使“教是为了不教”教育思想具有了更高的普遍性和体系性。
三是新时代教育者的作用与使命，“主要不在于传授知识，而在于引导学生自己去求得知识，也就是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自己去解决问题”。(注：《叶圣陶集》第1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277页。)在这过程中，不仅要用“言教”，最根本的要靠“身教”，要善于行“不言之教”(注：《老子》，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或“不教之教”(注：张双棣等：《吕氏春秋译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40页。)，。因此，教育者首先应当是学习者、自我教育者，同时是受教育者自学、创新的引导者、为人师表者(注：《叶圣陶集》第1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11页。)从而成为引导受教育者走向国家民族和人类未来的“名副其实的教育家”(注：《叶圣陶集》第1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页。)。这就使“教是为了不教”教育思想具有了自觉的主体性和超越性。
“教是为了不教”教育思想的创新发展，使之成为了对我国新时期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教育思想。
“教是为了不教”教育思想，自20世纪初叶圣陶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教育改革探索中孕育产生，直到新时期叶圣陶针对教育现实问题、前瞻时代变化趋势进行教育改革指导中创新发展，历经中国社会和教育变革转型，批判扬弃传统教育思想，一以贯之而又与时俱进，其科学内涵和文化意蕴不断丰富、深厚，其阐述概括和气象境界愈加精辟、高远，终于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和独创风格的现代教育教学理论体系。
（作者：任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