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1894～1988)，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文学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也是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尤其是语文教材建设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法国作家莫洛亚在《雨果传》中曾说：“时间可以淹没大海，但淹没不了高峰。”研究当代中国教育，绕不开叶圣陶这座高峰；回望百馀年来的中国语文教育，更是绕不开叶圣陶这座巍巍高峰。
北京大学中文系商金林教授是我国当代研究叶圣陶的名家，他穷数十年之力，撰写《叶圣陶全传》，并获“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该书共三卷，皇皇千馀万言，为我们提供了一部体大思精、内容翔实、资料丰赡的叶圣陶研究著作。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书中引用了大量不常见的传主本人的日记、谈话、佚文，家人回忆，以及他与教育、文学及出版界前辈如顾颉刚、王伯祥等友朋书札等第一手资料，钩沉显晦，探幽索隐，弥足珍贵。所谓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叶圣陶全传》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既鲜活真实而又丰富生动的叶圣陶。作为语文教育工作者，尤其是作为中学语文教材编者，笔者最关注的还是叶圣陶在语文教育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要了解但丁，我们必须把自己提升到但丁的水准。”这对笔者来说，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只能结合他在语文教材、语文教师、课外活动、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启示，谈几点粗浅的阅读体会。
一、语文教材责任重大
从1915年商务印书馆编辑部邀请叶圣陶协助编纂《国文教科书》和《国文教授书》，到他20世纪80年代从人民教育出版社离休，叶圣陶从事语文教材编纂事业长达60馀年，一生编纂过的语文教材不下百种，涵盖小学、中学、师范院校和大学。在行政上，他曾任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在学术上，他为我国语文教育一代宗师，新中国教材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按道理说，他对语文教材乃至中国基础教育，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但他的儿子至善先生晚年曾对商金林说：“父亲一辈子很辛苦，尤其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的那十六七年，有时忙得连说话的工夫都没有。”“编教科书的责任实在太重大了，父亲到处物色人才，想把中意的调到人教社。有的朋友同意了，可真到办调动手续的时候又不愿意，以为编教科书是当‘编辑匠’，还是当大学教授或当官名气大。”“和父亲同时进入教社的朋友，有的是父亲最得力的助手，可后来都离开人教社了，有的还是瞒着父亲走的。”“教科书众口难调，父亲辛辛苦苦编教科书，听到的都是批评，从来没有人表扬过他。”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刘国正先生，跟笔者谈到他编写语文教材的经历，也是充满着酸甜苦辣，一言难尽。以他们二位前辈的地位、学识与修养尚且如此，足以说明几点：一是语文教材编写事关育人，责任重大，要求编者不仅要有足够的学识素养，还要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必须处处小心，审慎从事。二是编教材确实“辛苦”，没有非凡定力者不能胜任。编写教材不像自己写学术论文或专著可以文责自负，而是集体创作，属职务作品，沟通合作非常重要。三是语文教材无论谁来编、怎么编，都将是“众口难调”，社会各方面关注度高，条条框框多，受到干扰的因素多，不是编者想怎么编就怎么编的，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妥协的产物。相比于他们，我们现在常因语文教材受到的些许批评、指责乃至挞伐、诉讼，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无足挂齿了。
一部高质量的语文教材，选文至关重要，决定着教材质量的高下。教材选文的标准，一要尊重学术规律，选文时出于公心、平常心，不因人废文，不掺杂个人喜恶；二要考虑文章本身确实文质兼美，传递正能量；三要有读者意识，明确是编给什么人读的，要有利于立德树人。这方面，叶圣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抗战期间，武汉大学使用的国文教材并不选鲁迅的文章，叶圣陶主张让学生多读鲁迅的作品，特意在国文试题中出了两道题：(一)试论鲁迅先生在我国新文坛上的地位；(二)你最喜欢鲁迅先生的哪篇小说，谈谈这篇小说的艺术特色。这就惹恼了“一贯反对鲁迅”的同事苏雪林，一定要叶圣陶改拟题目。叶圣陶自然不肯，最后闹得不欢而散。1949年9月，叶圣陶主持编写《大学国文》，选文标准首先是看对学生有没有好处。比如现代文入选的作品“须是提倡为群众服务的，表现群众的生活跟斗争的，充满向上的精神的，洋溢着健康的情感的”，“那些怀旧伤感的，玩物丧志的，表现个人主义的，以及传播封建法西斯毒素的违反时代精神的作品，一概不取”。文言文则选那些“有爱国思想的，反对封建迷信的，抱着正义感，反抗强权的，主张为群众服务的”，并且强调“对于古人的东西必须批判地接受”，“便于磨炼批判的眼光”。至于选文确定的程序，则是“预先选了数目超过两倍的文篇，淘汰了好几回，才确定现在这个目录”。
二、语文教师重在教书育人
叶圣陶终其一生，前半生基本上是当教师，后半生基本上是做编辑，文学仅为其业馀爱好。他18岁(1912年)从草桥中学(今“苏州中学”前身)毕业，即在言子庙小学(苏州中区第三初等小学)任教，除教国文外，还兼教修身和算术。1915年年初，郭绍虞推荐叶圣陶到上海尚公学校(商务印书馆实验小学)教高小国文。他这时的心情是“余性懒废，教习尤非乐为。去之几及一年，乃复重理旧业，心弗善焉，因言：吾不欲就此”。1917年，应老同学吴宾若、王伯祥之邀，到苏州直镇吴县(今已撤县)第五高等小学任教，才开始他“真正的教师生涯”。1922年2月，叶圣陶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中文系主任马裕藻的聘请，任北大预科讲师，主讲预科国文，聘期两年。“余初不欲就，适郑振铎兄送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到京，乃结伴同行。……然余留京仅月馀即请假南归，所任作文课伯祥慨允为代。南归之故为墨林将分娩，余须伴之到苏州就产科医生”。这之后，马裕藻和沈兼士一再催促叶圣陶来北大执教，他都一一婉谢了。1923年7月，郭绍虞邀请叶圣陶到福州协和大学讲授新文学，虽然郭氏夫妇与之“朝夕相处，关怀备至”，但他还是一到寒假就辞职了。抗战期间，叶圣陶一家到了陪都重庆，“或思老着面皮登台作教，而现任教员失业者且繁多，复何容我插足其间？”后来受友人之邀，叶圣陶先后到巴蜀学校教国文，到重庆中央国立戏剧学校教写作，到复旦大学教文法、修辞和写作课，到乐山武汉大学教国文和作文。他本来“早已立志不作大学教员”，没想到“大学教师任课如是其少，而取酬高出一般水准(三百多元)，实同劫掠”，以至于领工资时“颇有愧意，自思我何劳而受此也！”1940年7月，到四川省教育厅任教育科学馆专门委员，从事教学规划与研究工作，编撰《国文教学丛刊》，并担任《中等教育季刊》和《文史教学》杂志的责任编委，处理日常编务，还应邀到光华大学教国文，到齐鲁大学开“中学国文教学”等课程。
正是这些丰富的从教经历，拓宽了叶圣陶对教育尤其是对语文教育的认识。在他看来，“学习国文就是学习本国的语言文字”。吕叔湘认为叶圣陶的语文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是工具，是人生日用不可缺少的工具。二是关于语文教学的任务：教语文是帮助学生养成使用语文的良好习惯。叶圣陶认为，教师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人师表；只有做学生的学生，才能做学生的先生。要让学生“受教育”而不是“受教材”；“‘教’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教”’；“教育”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帮助学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经验”；“各种功课有个总目标，那就是‘教育’，一一造就健全的公民”；“教育”的生命是“爱”；教育的方式方法是“相机诱导”。有人说，一流的企业做标准，二流的企业做品牌，三流的企业做产品。叶圣陶的从教经历则告诉我们：一流的教师教给学生思想，二流的教师教给学生学问，三流的教师教给学生成绩。
三、课外活动有助于提高综合素质
叶圣陶之所以成为大家，与他在中学热衷于参加课外活动有关。通过参加课外活动，开始了他的教育、文学事业，为中学生参加课外活动提供了范例。1915年4月7日，叶圣陶到上海尚公学校任教的第二天，同事曾品纯邀请他加入该校文艺团体“东社”，参与主编《东社社集》。当天他在日记中说：“曾君以东社丛刊《天涯吟草》《鹤望近诗》见赠，谢而受之。君颇欲邀余为东社社友也。”4月14日：“曾君屡邀余人东社，情未可却，遂填入社书为社友。”课馀，叶圣陶不仅为学校“少年书报社”开设阅览室，指导学生写阅读书刊的心得，发起成立“通信社”，鼓励学生自制信笺信封，相互写信，还和教师们一起带领“学生新闻社”外出采访，练习写作；组织高年级同学到昆山“修学旅行”，到电灯厂、美华利钟表制造厂和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学习电业、钟表制造业、木板雕刻、铸字、制版、印刷等方面的知识。师生一起即兴吟诗，回校后即以《昆山旅行记》为题作文。1917年在直小学时，提出“学校当有会场、农园、工室、博物馆、图书馆等设备”，并捐款在学校创办博览室和利群书店，建音乐室兼篆刻室，教学生篆刻。1921年，叶圣陶和朱自清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任国文教师。他们注重教材和教法改革，帮助学生组织各种学习小组和文艺团体，安排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并出任学生晨光文学社的顾问，学生中有汪静之、冯雪峰、魏金枝、柔石等。有趣的是叶圣陶的佳偶也得益于他填的一首贺词，顾颉刚《记三十年前与圣陶交谊》云：“圣陶佳偶，得于词翰。光复之年，友人王彦龙成婚，予集宋明词句为长联，圣陶篆之。圣陶作《贺新郎》词，予楷书为立幅，并悬于洞房。胡铮子女士见而激赏，因询伯祥：‘此两君已未婚？’伯祥答以圣陶尚未，遂嘱伯祥偕予作媒，以其兄之子墨林妻之。至于今日，玉芝竞爽，圣陶亦且含饴弄孙，此固当年一词之功哉！”
大凡光知道啃教科书和教辅的学生，可能会有个好成绩，但正由于心无旁骛，读书太少，必然视野狭窄，很难成为大家。文学社团、戏剧演出、演讲辩论、作文竞赛、读书会、参观考察，甚至旅行远足等活动，对于中学生来说，都是得到锻炼的极好机会。近年来不少学校注重构建书香校园，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正是希望借此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综合素质。
四、天才总是成群地走来
中国古语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个好汉三个帮”。中国文学史上有建安七子、竹林七贤、萧梁集团、公安三袁、桐城古文等，文化史上有扬州学派、泰州学派、太谷学派、浙东学派等，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对这种现象曾发出感叹：“为什么天才总是成群地来？”这与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和人际交往的朋友圈是密不可分的。叶圣陶一生看重情谊，广交朋友，有人说“圣陶”这个名字就是“微温”“微甜”的象征。在他的周围，聚集着一大批文化大腕和学界名流。顾颉刚、王伯祥、夏丏尊、朱自清、郭绍虞、胡愈之、沈雁冰、郑振铎、俞平伯、周予同等，或为同学，或为同事，或为好友，或是事业上的同道。他们志同道合，情同手足，惺惺相惜，保持着终生的友谊。可见，一个人的成才、成功，纵向的传习与接受固然重要，但横向的借鉴吸收、同辈间的相互启发更不可缺少。所谓“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读《叶圣陶全传》，能让我们进一步走近叶老，不时能感受到他的率真与平易。他学历不高，只读过中学，第一次当教师就被解聘，从此感叹“教习尤非乐为”，后来虽屡执教鞭，多为生活所迫。时与友人小酌几杯，偶尔也喝醉过。晚年与儿子叶至善每月一坛绍兴黄酒，50斤。为官“余实怕尸其名”，办事最讲“认真”，尤其对语言文字。胡乔木主张语言文字应以毛泽东、鲁迅的著作为准，他却认为“二人之作尚未臻纯粹，可以目治，但不便于口耳”，“编辑者不妨斟酌其间，择其纯粹者而用之”。《人民日报》发表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他与人教社同人一一指出其中的“语文谬误”，竟多达五万多字。为人为文，一如章太炎谈治学，“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年轻时有锋芒，有棱角，到晚年，则胸襟开朗，心思旷达，宁静自然，含蓄温厚，卓然成为一代学术宗师。
(作者：顾之川，《中小学课堂教学研究》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