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先生是我国现当代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编辑家和出版家，长期以来其相关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据统计，截至目前“在文献资料库里可查阅到的相关论文近16 000篇，研究著作40馀部”(注：钟边辑：《叶圣陶研究资料索引》，《中国编辑》2014年第1期。)。这些论著多集中于对叶圣陶生平和文学创作、教育思想的研究，其中书名中包含“编辑”或“出版”的只有《编辑出版家叶圣陶》(1994年版)、《叶圣陶编辑思想研究》(1999年版)和《叶圣陶家族的文脉传奇——编辑学视野下的叶氏四代》(2011年版)三种。在中国知网上关于叶圣陶编辑思想及实践的研究论文成果中，有部分成果针对叶圣陶主编、编辑某一或某些文学期刊进行研究，视角较为宏阔，观点较为新颖。从上述相关研究不难发现：叶圣陶主编《小说月报》的经历近年来受到较多关注。自1927年5月郑振铎避难国外开始到1929年5月，叶圣陶负责《小说月报》的编务大约两年时间。
一、“站在读者的立场上取舍”，引导文学创作方向
关于叶圣陶对新作者的发现和扶掖，许多研究者和作者给予了高度肯定，称赞他为“宽容睿智的伯乐”。叶圣陶本人曾自谦说：“现在那两年的《小说月报》影印出来了，大家翻一下目录就会发现，在那24期中，新出现的作者并不很多，就只是人们经常提起的那几位。他们的名字能在读者的心里生根，由于他们开始就认真，以后又不懈地努力，怎么能归功于我呢？我只是仔细阅读来稿，站在读者的立场上取舍而已。”(注：叶圣陶：《记我编〈小说月报〉》，《叶圣陶出版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笔者认为，“站在读者的立场上取舍”正是叶圣陶重要的文学期刊编辑思想，也是他在相关编辑实践中始终坚持并贯彻的基本原则。那么，当时的“读者的立场”是什么样的？叶圣陶又是如何站在读者的立场上取舍作品的？
首先，在叶圣陶看来，“读者的立场”代表着文学发展的正确方向，“站在读者的立场上取舍”意味着文学期刊应顺应特定时代文化、文学发展的要求来刊载作品。众所周知，叶圣陶是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又自言“有关编辑工作的责任感以及若干必不可少的知识和技能，却确切地自知是在商务的那8年间逐渐学来的”，那么他在编辑文学期刊时“兼容并包”，发表反映、反思社会现实的作品就势所必然。这一倾向在叶圣陶所编辑的文学期刊，如《新潮》《诗》《小说月报》《国文月刊》《文学旬刊》《光明》《中学生文艺》《中国作家》等的内容中都有鲜明体现。
特别是经历了“五卅”运动后，“现时创作家的作品，差不多有一个同一的倾向，就是对于黑暗势力的反抗，反面就是希求光明”(注：叶圣陶：《叶圣陶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在1927年7月第18卷7号的“最后一页”里，叶圣陶号召作家们：“提起你的笔，来写这个不寻常的时代里的生活！”
其次，“站在读者的立场上取舍”就是以读者的需求为评判标准，确定对作品的处理，并对作者的创作路向进行有意识的引导。叶圣陶本人的早期文学创作曾受到文学期刊编辑的引导，他在《商务印书馆》一文中回忆道：“1921年，《小说月报》革新，沈雁冰兄任主编，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儿童世界》也在那一年创刊，郑振铎兄任主编，经他怂恿，我开始写童话，一写就写了好多篇。”因此，在负责《小说月报》的编务工作后，他非常重视对作者，尤其是新作者的创作进行引导、帮助。在编辑《小说月报》的两年里，叶圣陶推出丁玲、沈从文、庐隐、巴金、戴望舒等文坛新人，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影响深远。巴金就曾明确说：“倘使叶圣陶不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这条路，成不了作家……作为编辑，他发表了不少新作者的处女作，鼓励新人怀着勇气和信心进入文坛。”(注：巴金：《致〈十月〉》，《十月》1981年第6期。)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叶圣陶不仅“站在读者的立场上取舍”，而且“如果稿子可取，又感到有些可以弥补的不足之处，就坦率地提出来跟作者商量”(注：叶圣陶：《记我编〈小说月报〉》，《叶圣陶出版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
最后，叶圣陶“站在读者的立场上取舍”就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出书出刊物，一定要考虑如何有益于读者；有所不为，明知对读者没有好处甚至有害的东西，我们一定不出”，“绝不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顾社会效益，我们决不肯辜负读者”。(注：叶圣陶：《谈谈开明书店》，《叶圣陶出版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出于这一考虑，《新少年》创刊号的《编辑后记》中宣布：“本刊的使命在教少年们(一)认识社会，(二)欣赏文艺，(三)了解自然”，并在具体编排中践行相关理念。其中叶圣陶在“文章展览”专栏中精心挑选当时作家的名作，如朱自清的《背影》等，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析，很有启发意义。
二、“编辑与教育两轮一辙”，坚持文学教育理念
“五四”时期，面对祖国积贫积弱、饱受欺凌的现实，许多知识分子秉持“教育救国”的理念。叶圣陶在做编辑之前就曾任教于小学，在编辑生涯中始终贯彻“编辑与教育两轮一辙”的编辑思想。作为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他在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中坚持文学教育理念，认为“出版事业的性质是工业、商业、教育事业三者兼之；三者之中，教育事业应居首要地位”(注：叶圣陶：《出版史料与出版事业》，《叶圣陶出版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
首先，1979年在接受《人民文学》编辑访谈时，叶圣陶将“能不能使读者有所得”作为评价作品的重要标准，认为“即使自以为得意之笔，只要在整篇中起不了作用，不能使读者增进理解、接受感染、引起思考的东西，不管它是整句还是整段，都得下定决心删改，不怕花力气。写作之前为读者着想，写作之中为读者着想，写完之后还是为读者着想，心里老记着读者，作者才能凭借写在纸上的文字，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传达给读者，跟读者交心”(注：叶圣陶：《跟〈人民文学〉编辑谈短篇小说》，《叶圣陶出版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由于开明书店的读者主要是青年和少年，叶圣陶指出：“我们的工作是教育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做的工作就是老师们的工作。我们跟老师一样，待人接物都得以身作则，我们要诚恳地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的读者，给他们必要的条件，让他们成长为有益于社会的人。”(注：叶圣陶：《谈谈开明书店》，《叶圣陶出版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
其次，叶圣陶将编辑的文学期刊视为“促进国文教学以及补充青年学子自修国文的材料”。《国文月刊》创刊伊始，就在“卷首语”中阐明：“据社会上一般人的意见，认为现在青年学子的国文程度的低落实为国家的隐忧。同人中看过这两届全国各大学统一招生国文试卷的也感觉到莫大的怅惘。我们办这刊物，抱有提高青年学子的国文程度的宏愿。”《国文月刊》有意识地理论联系实践，不仅选载教学改革研讨等论文札记，而且配以诗文选读和写作谬误示例，通过具体案例将正面引导与反面警示相结合，难怪“此刊物一开始就受到了欢迎，在国文教学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注：黄钰生：《国立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及其附校》，《嘉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最后，在叶圣陶看来，“著作家的成绩好比米，不依靠著作家，出版业没法做无米之炊；著作家的成绩好比泉源，不依靠著作家，出版业就成为无源之水。惟有从著作家方面尽量地拿过来，才可以向读者方面尽量地送过去”(注：叶圣陶：《在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上的开幕辞》，《叶圣陶出版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在叶圣陶长期任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上，有关写作知识的栏目设置很有代表性：在“文章讲话”“文心”“文章病院”“地方印象记”等栏目中，编者针对中学生作文的需求和存在问题进行具体细致的指导，并鼓励他们跟随名家示范动笔练习，著名出版人陈原曾回忆：“文心”各篇“给我学作文很大帮助”(注：陈原：《我与开明书店》，《我和开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叶圣陶终生致力于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并以文学期刊作为阵地，贯彻其“站在读者的立场上取舍”“编辑与教育两轮一辙”，自觉引导文学创作、坚持文学教育的思想、理念。作为著名的编辑家，叶圣陶先生同时又是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而这后两种身份对他的文学期刊编辑思想和实践无疑有积极的、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有助于他把握时代脉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中自觉地引导相关期刊和文学创作者的发展路向；另一方面，凭借对多种文学期刊的编辑工作，叶圣陶先生坚持贯彻文学教育的原则，通过生动形象的作品引导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认识、探讨现实和人生，具有深远影响。
正如叶小沫在《爸爸的祈求》一文中所指出的：“当了六十多年的编辑，爸爸一直抱定了：做编辑先读者作者后自己，做儿子先父亲后自己的宗旨，不悔地津津有味地埋头干着他以为是值得和必须做的事。”(注：叶小沫：《爸爸的祈求》，《中国编辑》2008年第2期。)当前，我国期刊业的发展面临着更多的机遇与挑战，以叶圣陶为代表的老一辈期刊人的“受教材”并不等于“受教育”，愿意对读者“取辅导的态度”，“把读者诸君称为青年朋友”等观点及做法，值得当代文学期刊人借鉴。
（作者：王瑞 张卫波，来源：《2016叶圣陶研究年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