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叶圣陶(1894—1988)和《永乐大典》，且从中华书局1958年秋冬筹划影印《永乐大典》的工作讲起。由于时间相隔久远，记忆难免错漏，不当之处敬请知情者赐予教正。
《永乐大典》影印缘起
《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类书，全书22937卷，分装11095册，字数约有3.7亿，全部楷书手写，其篇幅之大，工程之浩繁，为世界图书之最。1860年英法联军和1900年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时，竟被焚掠殆尽。一部卷帙如此浩大的文化典籍而遭此浩劫，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罕见的。
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焚掠之余，流散在国外的《永乐大典》残存本，有一部分后来陆续回到了祖国。散失在国内的，也由国家图书馆进行收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他们所藏的《永乐大典》先后赠还给了我国，合计67册。《永乐大典》当时主要收藏在北京图书馆。另外，上海和四川等地图书馆也有收藏。中华书局通过各种渠道多方访查，共得730卷。这些残存的《永乐大典》虽然不足全书的3％，但仍然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有鉴于此，齐燕铭和金灿然等同志在制订整理出版古籍的长远规划和组织校点“二十四史”等我国基本古籍的同时，决定将这批失散在各地的《永乐大典》影印出版，便于学术界研究参考。这一设想和印制的方式，曾征求过郭沫若、范文澜、叶圣陶、吴晗、翦伯赞、尹达、夏鼐、魏建功、赵万里诸先生的意见。在中华书局，则由陈乃乾、潘达人、陆高谊等负责其事。先后参加工作的还有洪文涛、朱士春等。《永乐大典》系用墨笔楷书抄写，引用的书名则用朱笔。北京图书馆搜集的本子有不少是原本，但也有不少是从国外翻拍回来装订成册的阴图相纸，朱笔书名和正文不易辨识，所以又特地请目录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王重民到中华书局逐页逐行辨识后作出标记，印制时能够将引用的书名恢复为原来的朱色，使影印本款式和原本取得一致。
这项工作在北京、上海两地进行。当时商务印书馆上海办事处的丁英桂，曾随出版界前辈张元济从事影印古籍工作多年，是位影印古籍的专家。为保证《永乐大典》的印制质量，便调到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专门从事这一工作。1959年春，我奉命专程送了一批《永乐大典》阴图相纸本到上海去，就是丁英桂和主管这一工作的上海编辑所副主任戚铭渠接待和点收的。在上海印制的这批《永乐大典》分连史、毛边两种纸张朱墨两色缩小套印，成12开本202册，分装20函，共500套，于1960年出版。
《永乐大典》仿制本
《永乐大典》全书编成后深藏宫苑。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专门成立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事处”，辑出佚书近400种，唐人林宝撰《元和姓纂》、宋人薛居正撰《五代史》(即《旧五代史》)、南宋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南宋陈振孙撰《直斋书录解题》等著名书籍都久已亡佚，赖《永乐大典》得以保存，可见《永乐大典》之重要价值。据有人统计，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焚掠之后，至今尚残存在世的《永乐大典》约有800余卷，中华书局影印精装本已搜集其99%，当是至今为止最为齐全的影印本。
在此以前，国内见到过原书的，在清末除了少数馆阁大臣和后来的图书馆管理工作者、收藏家和少数学者外，大多只闻其名而已。因为这个缘故，中华书局在1958年秋冬筹划影印后，次年8月，齐燕铭提出：“我主张用连史、毛边印成与《永乐大典》同样的开本，同样装订，读者可以与《永乐大典》合购，也可单独购买。请考虑。”于是，中华书局有印制仿制本之议。后由陈乃乾、潘达人和赵万里等初步选定，经金灿然和齐燕铭等商量后，同意将北京图书馆所藏乌字韵的一册(卷2345—2347)，按照原书款式和装帧，用宣纸制成仿制本，以便今天的读者能够见到《永乐大典》原书的风貌。这本仿制本在胡文楷等协助工作下，于1959年国庆节前夕出版，中华书局以此书向新中国建国10周年献礼，表示衷心的祝贺和永久的纪念。
中华书局出版《永乐大典》（高仿礼品装）
《永乐大典》仿制本印了一份单页的《说明》夹在书内随书发行。《说明》初稿写成后，金灿然送请叶老审阅。那些天叶老工作很忙，每天上下午不是开会，便是审改教材，十分疲惫。但他仍旧像批改小学生作文似的逐字逐句进行了审阅和修改，连分段和标点符号也不轻易放过。例如叶老将《说明》初稿第二段和第一段归并为一段，并将其中“辑入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其中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宗教、文学、医药、工技、农艺等，搜集极为宏富”修改为：
辑入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医药、工技、农艺等类，搜集极为宏富。
叶老不仅改正了分段不当和标点错误，还使《永乐大典》内容分类介绍更加确切具体，文字也更通顺了。叶老在“七、八千种”处，特别写了“此顿号无论如何不能要”。又如第五段：
我局现根据北京图书馆原本和复制本，又最近向国内外私人借到的6卷，合共730卷，正在缩小影印，不久即将出版，以供学术界作科学研究的参考。
经叶老修改润饰后，成为：
我局现据北京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原本和复制本缩小影印，最近又向国内外私人借到6卷，合共730卷，不久即将出版，以供学术界参考。
经修改润饰，改正了逻辑上的混乱，叙述就十分清楚了。这类修改之处很多，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介绍。但有一处修改却是应该特别提出来的。《说明》初稿最后一段有这样的话：
这里单独选出一册(卷2345至卷2347)，仿原书大小式样印制，要说明《永乐大典》这一类型的百科全书，这一册的内容是具有代表性的，读者从而看到《永乐大典》内容的一斑和装帧形式。
叶老将这几句话修改成为：
这里单独选印一册(卷2345至2347)，大小式样，全照原书，让读者看到《永乐大典》内容的一斑和装帧的原来形式。
修改后，初稿中的“要说明《永乐大典》这一类型的百科全书，这一册的内容是具有代表性的”这些累赘而又似是而非的说法全都删去了。在“具有代表性的”一语之下，特别指出：“一册的内容具有代表性，可以知道全书的体例和规模，我觉得想不通，恐怕一般读者也想不通。因此，代表性的说法不如删去。如果必须保留，应该说得明白些，说明从什么几点可以见出这一册的代表性。”《永乐大典》全书两万几千卷，一万册以上。卷帙如此浩大，中华书局在搜集残本影印时，连全书目录也还没有见到，怎么能够让读者从一册仿制本中见到全书的体例和规模?叶老在读到这些文字时当然不可能不提出疑问，指出其不当。中华书局起草《说明》初稿的人其实也不见得有这样以一概全的企图，无非取其这一册既有文字，又有插图，版面较为丰富多彩，且又是苏联赠还的而已。只是“具有代表性”这类说法，平时听得多，用得多，已习以为常，在起草《说明》初稿时也就没有多加思索，想当然地写了进去，结果反而弄得语意不明，由此可见写文章是马虎不得的。叶老所指出的问题，固然是针对《永乐大典》仿制本的《说明》初稿而言的，但下笔不能马马虎虎，要认真思考，显然不只是一篇《说明》的事。叶老当时已年逾花甲，几十年来他除了自己写作，审阅、润饰和修改他人的稿件不知有多少，他对待工作从来都是这样认真严肃，真正达到了一丝不苟的境地。金灿然看到了叶老的修改稿后，曾一再叮嘱我们要认真学习叶老的工作精神，当时中华书局不少人看了叶老的修改稿，也都十分感动。
《永乐大典》精装本的影印出版
《永乐大典》730卷影印出版，深受国内外学术界和出版界的重视，中华书局在社会各方面的热情协助下，又从各地陆续收集到若干卷。考古学家夏鼐也曾从英国搜集了几个胶卷赠送给了中华书局。十年动乱，这项工作被迫中断。十年动乱以后，原来策划和负责过这一工作的齐燕铭、金灿然、陈乃乾、陆高谊、王重民、丁英桂等相继故世，潘达人也已年老体衰，记忆模糊。1971年冬，中华书局大搬家，从西郊翠微路迁到市中心区王府井，《永乐大典》档案和其他家具等杂物混在一起用大卡车装卸，散失在新址楼道里。赵守俨偶然发现，便收存了起来。1974年他将这项工作交给了张忱石。张忱石是位难得的有心人，工作认真细致，1964年他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后，参加中华书局工作。他从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后，从事《晋书》整理工作，同时对《永乐大典》在原来的基础上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和艰苦的搜集。他从日本、德国、韩国、英国、美国等国家搜集了一部分，十年动乱中在上海和山东新发现的几卷也找到了下落，连同档案中保存下来的，合计为67卷，另残页5页缩小影印成线装20册，分装两函，与1960年的影印本配套，共797卷222册，22函。1986年，中华书局决定将两次所印线装本，由洪文涛、李湘波和沈谷身等割裱成16开精装本10册，影印出版。此次影印的精装本是目前收集最为齐全的版本。这个版本还收有《连筠簃丛书》刊载的《永乐大典目录》。但这个目录有残缺，在张忱石苦心搜求下，据北京图书馆所藏内府抄本配补，得以齐全。这份目录不仅对了解《永乐大典》全书内容有很大帮助，并且具有鉴定《永乐大典》各种抄本真伪的重要价值。1992年《永乐大典》精装影印本荣获首届古籍整理特别奖，1994年又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
中华书局2012年7月出版《永乐大典》（凡813卷，全11册）
《永乐大典》的搜辑影印成书，曾经经历了艰难的岁月，又有多少有心人无私地投入了宝贵的心血。中华书局在编辑工作中得到叶老的热情关怀和帮助很多，为《永乐大典》仿制本审阅修改《说明》初稿，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承《书品》之约草此短文，谨以此表示对前辈的不胜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