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战时中国的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战略轰炸。据不完全统计，在五年间日本对重庆进行了轰炸218次，出动飞机9 000多架次，投下炸弹11 500枚以上。
在重庆大轰炸中，有超过10000人遇难，超过17600幢房屋被炸毁，市区的大部份繁华地区被破坏。这是继德国1937年4月在西班牙内战中对格尔尼卡(Guernica)的平民实施轰炸之后，历史上最先实行的战略轰炸。
1939年8月19日，日寇出动了27架飞机对乐山进行大轰炸。叶圣陶一家当时住在乐山较场坝，是在岷江和大渡河合流的尖嘴上，较场坝原来是城门外的练兵场，这片空地后来逐渐扩建成为街市，沿着岷江又造了一座城墙，较场坝就此成了这里的街名。在乐山小城中这算是个人口密集的热闹地方，这里也是日本飞机最先飞过的地方。
这一天，叶圣陶并不在乐山，几天前他就去了成都，为四川教师暑期讲习班讲学。那天成都也发了警报，他和朋友正走在路上，他们看到了天空中飞着几架中国的飞机，不知道它们要飞向何方。直到下午四点多钟，叶圣陶才知道被炸的是乐山，全城炸毁了四分之三，大火还在燃烧。叶圣陶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极大的“惊恐”，心绪如麻，想着：“我家向来不逃，母亲、墨林、满子、二官(至美)、三官(至诚)，伏居家中，不知如何惊恐，万一受伤或有更大之不幸，我将何以为生！”又想到“小墨(至善)尚在校中，不知躲避何所。”思绪万千的叶圣陶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坐车急忙往乐山赶。
19日这一天，在乐山的家中，叶至善因为学校期末考试复习功课没去学校。除了叶圣陶没在家，所有的人都在，还来了客人吴安贞。飞机轰炸的时候一家人正在吃午饭。事发时的情景，在十三岁的叶至诚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多年后，他在《重记乐山遇炸》一文中，对此做了详细的描述：八月十九日那是一个星期六，哥哥为了准备应付考试，提早从城外的技校宿舍住回家来。
那一天，天气好极了。碧空无云，夏日炎炎。还不到十点钟，街头的男人们，多半就光赤了上身，不住地挥扇擦汗。狗子张开嘴，伸长了舌头，一歇不歇地喘着，竟像把坚硬的三合土马路也要烤化了似的。
十一点光景，商务办事处的工友老刘进来说，发了空袭警报了。我随即到前门口看去：沿街的店面正乒乒乓乓在上排门，大概受了这些天日机连续轰炸的影响，逃警报的人颇多，有的朝西，看来是打算出安澜门，过江去对岸，有的向南，似乎想出嘉乐门，过半边街到郊外，其实，谁也说不清哪个地方更安全些。骚乱了一阵，所有的排门都已紧闭，一群群逃警报的也已走散在街头，有的一口一口悠悠地吸着旱烟，有的一下一下缓缓地摇着蒲扇。我们例不躲避，我就回屋去了。
不一会儿，武大的女学生吴安贞来我们家。吴安贞是父亲的老朋友吴辑熙先生的家属。一九二二年，父亲上北京大学教书，住在大石作吴辑熙先生家里。同住的全是苏州人，其中只有吴辑熙先生带家眷，于是就由他照料大家的饭食。那时候，吴安贞还是个小女孩，在乐山相见，却是个大学生了，上外文系。他乡遇故人，有闲暇经常来坐坐。这学期她毕业了，而且分配了工作，就要动身就职去。这天她原是辞行来的，走到半路发了警报，反正离我们家不太远了，便径自前来。她和我们全家都熟，虽然父亲不在，也就跟一家人似的，坐下来吃饭。
饭刚吃一半，来了一架飞机，在乐山上空转了几个圈子，又飞远了。听声音，好像是侦察机之类。祖母不由得停下筷子，聚精会神地听着。
“不会来的，多半是上成都。”
“他们又不是傻瓜，到乐山来做什么，是炸大佛，还是炸‘蛮洞’？！”
“别担心，包你再过三分钟就解除。”
大家一边牵挂着远在成都的父亲，一边宽慰着祖母，祖母却始终安不下心来，索性放下碗筷，离开了饭桌。
忽然，跟紧急警报短促的呜呜声同时，传来沉重得令人窒息的隆隆飞机声。根据经验，那是轰炸机，而且架数不少。大家不约而同地向第二进货栈冲过去。因为平时就议论过，万一遇到空袭，那搁起的书篓底下，正是上好的防空洞。
我刚跨进货栈的门槛，就听得“轰隆”一声。声音并不很响，地面略略一震，屋顶的瓦片刷刷喇喇地直往下泻。我头上身上接连中了好些瓦片，眼前一阵昏黑，随即紧挨着书篓，扑倒在地。心里猛地生出一种疑惑，这番景象究竟是不是在梦里。
直到灰尘一齐落定，地面上铺上了厚厚一层尘土，眼前重新明亮起来。飞机还在头顶上空来回盘旋，“卜卜卜卜”打着机枪。我惴惴地盼望：可不要再来一声“轰隆”。
除去蒙了一脸一身的灰尘以外，谁都好好儿的，看来没有一个受伤。不知道什么时候，书店黄经理和他的两个朋友，还有工友老刘，也一齐来到了第二进；有的紧伏在书篓子旁边，有的钻到了垫书篓的长板凳下面。二三进之间门框上方的屋顶，开了脚盆大一个天窗，一道强烈的光柱，从天窗口直射进来。透过耀眼的光柱，望见我家堂屋的桌椅板凳七横八竖，全都移了位置。
母亲、嫂嫂和祖母几乎同时想起哥哥不在自己身边，齐声呼唤哥哥的小名：“大官，大官！”我马上记起，就在“轰隆”一声之前，哥哥飞奔上走马楼，到望楼去看飞机了。日机刚刚扫射了一阵，可别出什么危险。正想着，楼梯上响起“骨碌碌”连滚带跑的声音，哥哥下来了。原来他刚掀开通向望楼的朝天门，就觉得有一股强大的气流压来，把他打翻在走马楼上，稍躺了一会，他就赶紧下来了。
“火！”
刚放下心，松一口气，母亲又突然惊叫起来。她无意中摸到了一块碎瓦片，只觉得异常烫手。顿时做出判断：太阳决不会晒得如此之烫，肯定是哪里着火了。抬头一望，只见屋顶洞开的“天窗”外面闪着火光，禁不住高声惊呼。
随着母亲的惊呼，众人一齐都抬头四望，立刻看到西南角那间上通屋顶的厕所间，已经有火焰从门框的上沿冒将出来。那火焰随着风势一蹿一蹿，就好像蟒蛇吐信那样一舔一舔，煞是怕人。黄经理仿佛被那蛇咬了一口似的，打地上直跳起来，拼命往前门奔去。我同时也跳起身来，奔回自己的房里，把我那本集邮簿紧紧攥在手里，我忽然想起平日和同学们夸口，我曾经说过“邮存与存，邮亡与亡”的话。
奔到前门去的黄经理，又发疯似的奔了回来，一路声嘶力竭地喊着：“赶快开后门，快开后门！前面火把路封了，火封路了！”一追问，他才气喘吁吁地说，前门对街的那排房子，火头已经穿出屋顶了，街两头都是火，现在只剩下后门这一条路。他脸色惨白，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父亲的书桌搁在那里挡事，我刚想到去搬，黄经理他们几个早跳了过去，一霎时，桌面从小卧房里飞了出来，桌上的书本和笔墨纸砚散乱地洒了一地。我不由得一愣，立刻明白过来，这是在逃生，不是搬家。
扔开了书桌、床铺，这才发觉前不久新铺的地板把朝里开的后门挡死了。老刘随即拿来了劈木柴的砍刀。然而垫地板的枕木是那样粗壮，接连十来刀砍下去，不见什么动静，马上改变主意，转到厨房间去凿壁洞，再次砍枕木，这一回几个人一齐动手，连菜刀也用上了。可是，尽管枕木上落下了许多刀斧痕，天晓得什么时候才能把枕木砍断？绝望中黄经理又一次奔向前门，我也跟了去，这次却连大门都不必开了，第一进已经熊熊地燃烧起来。我们转身后退，黄经理把布满铁泡钉的二道门紧紧关上，仿佛这就能把火关断似的，然后无可奈何地回到第三进，只管团团转，眼泪不断地往下掉。素来倔强的姐姐首先哇哇地哭出声来，全体十二人，多半哭了。
只有哥哥冷静，还苦苦在想脱身之计。忽然间，他止住了周围一片哭声，对大家说，枕木挡住了后门，朝里开不可能了，然而，枕木和墙壁之间还留着一条空隙，还能容门在其间左右移动。只要把一扇门抬离门臼，往旁边移，该可以使双扇门露出一道缝来。哥哥话音刚落，黄经理、老刘和经理的朋友已经跳到后门边，几个人一使劲，就把左边那扇门抬离了门臼，再往西移，后门果然露出上窄下宽一条三角形的缝来。绝处逢生，黄经理第一个钻了出去。
我们让祖母先走。门缝狭窄，祖母背驼，再也挤不过去，哥哥在背后推也不起作用。吴安贞就先钻出门缝，在外面帮着拉。这时后门对面的一间草棚还有馀火，吴安贞强忍手臂灼伤的疼痛，硬把祖母拽了出去，哥哥随即把逃难以来祖母一直随身带的一只小藤包，从门缝递给了祖母。母亲临走拿了只里边有苏州老家地契和少许首饰的小提箱，嫂嫂随便拿了些东西。姐姐跑回房间，不知拿什么好，把床上的被单，连同放在床上的衣物，胡乱一包，抱了出来。我仍旧只拿着一本集邮簿。哥哥最后走，四处望了望，随手捡了些夏衣，塞进一口竹箱，又见父亲平日常用的澄泥砚正在脚边，就手放进了竹箱(父亲当时所有的书籍文具，只留下了这只砚台。这砚台是母亲家的旧物，砚背有张叔未的铭文。从此一直保存到现在)，又在他的新房里，把朋友作为结婚礼物送的一支派克笔，一只早上买的半斤多重的梨子，塞进了短裤口袋，于是告别了这幢即刻将毁于大火的房子。
后门对面果然是道城墙。几间搭在城墙脚下的草棚被随风四飞的火星点着，有的已经烧尽，有的馀火未灭。这条我们从来不曾走过的小街，空空荡荡，杳无人影。然而从一路抛洒的衣衫杂物看来，前不多时刚有不少人打这里走过。
我们顺着城墙向西，然后往南拐，来到了安澜门。城门洞里，有许多人，沿着洞壁，或坐或站，或蹲或靠，神情全都木然。有个满脸通红的胖子正大声向众人喊着：“我们救火去呀，快救火要紧！我们性命已经逃出来了，还不该出点力去救火吗？再不救，乐山要烧光了！烧光了！”却像在荒野里呼唤似的，没有丝毫反应，就连回声也没有。面对一片火海，实难分辨谁人的精神更为正常，是那胖子，还是无言的大众？火势迅速逼近安澜门，我们刚才转弯过来的拐角，火焰已经封住了路口。
走出安澜门，种种奇特、可怕的景象展示在眼前，往日散步、捡石子，眺望江景的江边沙滩，这里一簇，那里一堆，散满了人群。男男女女，拖老带小，挽包携箱，都是一副惊魂未定、不知所向的神情，有的身上还挂了彩，或是皮焦肉烂，或是鲜血淋漓。在矮矮一堆大鹅卵石上面，坐着个男子，他光赤了上身，一双脚伸在面前的浑水潭里。他的皮肤大一半给火烫掉了，身上东一片西一片，露出淡红色的水渣渣的肉来。他直挺挺地坐在鹅卵石上，一动不动，也不哼一声，既像在那里默默忍受，又像在那里默默抗议。此后每想起乐山遇炸，不知道什么缘故，我眼前总会浮现出那男子的形象。
热风断续传来隐隐的飞机声，无遮无拦暴露在沙滩上的人们不得不躲藏，却又不知道往哪里躲藏，有的向东，有的向西，一阵骚乱。我们靠城墙坐下，把竹箱、提箱和藤包放在前面，以为这也许可以挡一挡机关枪子弹。我们旁边的一位老太太就地跪下，嘴里不住颤颤地念“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东海观世音菩萨”。一会儿，轰隆隆的声音又响起，幸而那声音只是施虐以后，观察了功绩，扬长而去的飞机。
受了一场虚惊，哥哥主张渡江到对岸去，江那边似乎要安全一些。可是所有的渡船全停靠在对岸，只看见一条小船在江心划着。我们高声呼唤，船家却因为要想渡江的人太多，怕翻了船，不肯近来。说了许多好话，许给颇高的代价，方才答应把船停到水浅的地方。老刘背了祖母，哥哥抱了母亲送到船上，其馀的一律涉水登船。
小船驶向对岸，安全感渐增。有几个人这时忽然觉得口渴难忍。顾不得分梨(离)的忌讳，哥哥带出来的那半斤多重的梨子，为好几个人应了急。我也咬了一口，真好像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甜的梨子。就这样，全体十二人，一个不少地逃出了火窟，来到安全地带。除去吴安贞的右臂被灼了一块，祖母说背上痛，似乎擦破了皮肤，还有黄经理在“轰隆”一声的时候伏在地上颤抖，把两个膝盖都磨破了，此外再没有一个受一点伤、流一滴血。在日机投弹最密集的较场坝一带，能有这样的结果，也算奇迹了。
一家人好不容易跳出了火窟，没有了家，到哪里去呢？十三岁的至诚还考虑不了这么多，只是默默地坐在山脚的石头上“隔岸观火”。
我好像还没有适应这一番急遽的变化，既不为失去家园感到悲伤，也不为逢凶化吉觉得庆幸，竟像“看客”似的，呆呆地看着这场我生来从未见过的大火。风从火生，在空中呼呼旋转。火从风威，只见得越燃越烈。在刮刮杂杂的火焰中间，时而听得“轰”的一声巨响，那是修建得十分坚固的“窨子”，经不住屋里空气膨胀的压力，爆炸了。随着每一声巨响，就有一处冲起一股炽热的白光。我想，我们住过的那幢房子，看来也是轰然一声，终于崩坍了的。有时候，火丛中传来一阵阵“劈劈啪啪”的爆炸声，也不知道是烧着了火药库，还是烧着了竹器店？桐油、白蜡、酒精，各有颜色不同的火焰，熊熊的烈火丛，呈现出五光十色。在火丛的上方，旋风把无数股黑烟卷成一股极粗极浓的烟柱，直冒到半天云里。夏日午后本该是耀眼的太阳，这会儿给烟柱遮得就像披黑纱的寡妇，脸色比月色更惨白，完全失去了炫目的光芒(据我姐姐回忆，当时的太阳不像月色一般惨白，却像血色一样殷红)。当时，武大有些学生正在峨眉山上，后来听他们说，从山上望下来，整个乐山，就像一个火盆。
呆坐了好些时候，大家不得不考虑到当晚在什么地方落脚。吴安贞回武大去了。黄经理和老刘几个别有去处。叶圣陶的夫人胡墨林和大儿子至善商量，一家人只有到离城五里的雪地去投贺昌群先生。
在去雪地的途中，至诚遇见了他的同学荀洪元，他在文章中记录了荀洪元和他家人的遭遇：
荀洪元头上顶了一张慈菇叶，两手抱着膝盖，呆呆地坐在地上。见我走到跟前，又呆呆地站起来，脸色十分难看。他告诉我，一颗燃烧弹正投在他们家里，他眼看着自己的父亲倒下地去，衣裳、胡子立刻烧了起来。他的母亲和妹妹躲在地窖里，多半也完了。他自己头上被碎瓦片打破，却不知道怎么的，竟给他跑了出来。他就像背书一样把这番经历诉说一遍，既不哭泣，也不怨恨，只是呆呆地望着我，望着我们一家子，又呆呆地跟随我们，往前走去。我既不拒绝，也不表欢迎，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家了。走了一程，遇见一位老人，看来是荀洪元家的亲戚。荀洪元把刚才跟我说过的话，向老人重复了一遍。老人顿足失声，然后把荀洪元带走了。看着荀洪元离去的身影，我不由得为自己没能伸出援手，深深感到内疚。
贺昌群先生一见城里起火，就为叶家担心，正想进城去探望，看到叶家一家人平安抵达，自然是喜出望外，赶忙从山坡上迎下来，大家都泪流满面。
第二天，从成都一路赶回乐山的叶圣陶与同行的人都归心似箭。他在日记和散文《乐山被炸》中写道：“大家数着路旁的里程标，‘走了几公里了？剩下几公里了？’这样屡次地说着。”路过夹江，“见逃来者，问其被烧里巷，不及较场坝，余心略慰。但至小墨校附近，遇见武大事务部董君，问之，则言较场坝完全烧光，余家人口不知下落，呜呼，余心碎矣。种种惨象，涌现脑际，不可描状。念人生至痛，或且降及吾身矣。车再进，逃避他往者接踵于途，皆若失其精魂”。
“总算把一百六十多个里程标数完了。从乱哄哄的人丛中，汽车开进了嘉乐门，心头深切体会到‘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况味。忽然有人叫我，向我招手。定神看时，见是吴安贞女士，‘怎么样？’我慌张地问。
‘你们一家人都好的，在贺昌群先生家里了。’听了这话，我又深切体会到‘疑是梦里’并不是夸饰的修辞。”
“与安贞乘人力车到昌群所，三官、墨林皆在山上高呼，此景如在梦寐。上山，见母亲及满子均在蓝君房中，蓝君以自己之卧房让与我家，盛情可感。坐定，听诸人言昨日逃出情形，真所谓间不容发，如早走或迟走几分钟，皆殆矣。”
“诸人此次得生，亦是机缘凑合。苟小墨不在家，无领导之人，必不得出。若后门无地板障碍，大家必得早出，得出必趋江滩，而江滩边被机枪扫射，死伤者不少，或亦将在此劫中。今不先不后，得以脱于火灾与机枪之厄，实为万幸，天之厚我至矣。”
叶至善在《父亲长长的一生》中记下了一家人在乐山被炸后的情景：“父亲在被炸的第二天从成都赶回乐山，当夜给上海的亲友写了封短信，一报全家老小人口平安，二报身外之物全部烧光，结语是‘重新来过就是了’”。
乐山被炸之后，我们家“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可也没就此趴下或散伙，亲友们推衣赠袍的不少，父亲一一记在日记上，就因为感铭于心。日记上经常叹息“买不完的布”，有时还记着种类和疋数，花了多少钱。家里像个成衣铺，除去至诚还小，别人没有闲着手不动针线的。祖母快七十五了，还能自己穿针引线。父亲和我是生手，都学会了好几种针脚，知道在哪儿必须用哪种针脚。剪裁全仗母亲，从衬衫、单褂、夹袄、棉袍到罩衫，她都能一手落。最次的土布是木机织的，才一尺二寸宽，要五六幅才拼得成一幅被里子。至诚说“蹭痒痒倒挺舒服”，其实他穿的衬衫也是这种土布。母亲不知从哪里学会了用靛青把土布染成蓝色，给我做长裤，给至美做大衣；用栀子把土布染成黄色，给至诚做童军装。父亲的日记上好像没有说到床。床就是有四条腿的一个大木框，床板是两张粗篾条编成的大窟窿竹篦子，再铺上一尺多厚的干净稻草，一条薄薄的褥子。起初是坑坑凹凹的，睡上一个来星期，稻草就差不多被压平了。
叶圣陶在《乐山被炸》一文中还真切地记述了他和家人团聚时的心情：
他们告诉我寓中一切都烧了；那是早在意料之中的事，我并不感到激动。他们告诉我逃难时候那种慌急狼狈的情形；我很懊悔到了成都去，没有同他们共尝这一份惶恐和辛苦。他们告诉我从火场中捡出来的死尸将近上千了；那些人和我们一样，牺牲的机会在冥冥之中等候着，他们不幸竟碰上了，那比较听到一个朋友或是亲戚寻常病死的消息，我觉得难受得多。最后，他们告诉我在日本飞机还没飞走的时候，武大和技专的同学出动了，拆卸正在燃烧的房子，扛抬受了伤的人和断了气的尸体，真有奋不顾身的气概；听到了这个话，我激动得流泪了。
乐山遇炸，对叶圣陶一家人说来是刻骨铭心的，那悲惨情景怎么也忘不了。至诚在《重记乐山遇炸》文中写道：
那一次遇炸，乐山城毁掉了三分之一，死伤数千人。较场坝一带，被烧死的很多。传闻有一户人家躲在防空洞里，全体被火烤死。有人跳进水缸，被煮烂了。我哥哥曾经看见四个枯焦的尸体互相抱着死在路当中。我也曾经跟随父母兄嫂去瓦砾场走过，除了嘉乐门一带以外，其他几个城门都可以一眼望到对门。一面走，我心里不住想起吴祖光先生《凤凰城》插曲里的一句词来：“满目伤心，凄凉难回首。”同时响起了张定和先生为这唱词谱写的凄楚的旋律。
同样值得纪念的是，深陷苦难中的乐山人并没有颓唐。叶圣陶在《乐山被炸》一文结尾是这样写的：
到现在事隔半年了，在曾经是闹市区的瓦砾堆上又筑起了白木土墙的房屋，各种店铺都开出来了。和被炸的另处地方以及沦为战区的各地一样，还是没有一个人显得颓唐，怨恨到抗战的国策；这是说给日本军人听也不会相信的。
以此文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