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来甪直，是1979年5月。那回我在甪直镇住了三天，拜访过圣陶先生的学生，参观过圣陶先生赁居过的怀仁堂走马楼，还在保圣寺文保所工作人员王新先生的陪同下走遍了甪直镇上的石桥。回到北京后写篇散文《访叶圣老的第二个故乡——甪直》，刊登在《钟山》杂志1980年第1期上。我的文章有三个要点，一是“甪直是圣陶先生的第二个故乡”；二是“圣陶先生真正的教学生涯是从甪直开始的”；三是“甪直是圣陶先生文学创作的摇篮”。从那以后，凡提及甪直的朋友都延用我的观点，现在已成了学界的“共识”。

　　1979年之后，我也曾多次到过甪直，不止一次地怂恿甪直的朋友们要关注圣陶先生在甪直生活期间写的作品，最好能编一部《叶圣陶甪直文集》，但未能如愿。2016年年底，承蒙人民教育出版社和甪直镇政府的重视，经过“叶圣陶甪直文集编辑出版委员会”成员的共同努力，这本沉甸甸的《叶圣陶甪直文集》终于在今天——“隆重纪念叶圣陶先生到甪直执教100周年”大会上与大家见面了，这是圣陶先生研究中一件盛事。《叶圣陶甪直文集》的出版，不仅让我们看到圣陶先生青年时代奋进的足迹，看到《新青年》对于中国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看到现代教育革新的步伐，也看到了古镇甪直当年的风物和文化，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好好研读。

　　作为主编，在编辑的过程中，我与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刘立德先生和胡兰江女士一次又一次地深情地怀念圣陶先生。圣陶先生在甪直的五年里，生活中有很多孤单和寂寞。1919年暑期校长吴宾若因车祸去世了。不久，王伯祥去了厦门集美学校任教。并肩合作，苦乐相共的两个朋友，一个去了冥世，一个远走他乡，这对于圣陶先生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圣陶先生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更执着地前行，直到1922年秋才把家从甪直搬回苏州。他在短篇《绿衣》中写到，那时唯一能支撑他的是“绿衣”(邮递员)“每天传来的消息”(报刊和朋友们来的信件)。他说这“消息”的“势力真伟大，他能给我们安慰，保证他勖勉，鼓励……总之，他能使我们快乐长进”。要是因为天气原因邮船停了，邮递员来不了了，圣陶先生说他就犹如“漂流荒岛”似的，“觉得和世界隔绝了，那种心底的孤寂，失望，怅惘”环绕自己，乃至陷入“虚空梦幻”。可见，圣陶先生身在甪直，心在远方。“五年居甪直，每日见中华”。是时代的召唤和为教育为文艺的献身精神指引和激励着他在水乡古镇生活和创业，这些方面都让我们看到了圣陶先生身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象或气度，是执着和追求成就了圣陶先生最完美的人格。

　　圣陶先生身上最可贵的还有踏实地“做”，注重实践，刻苦践行。圣陶先生就像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苦工”，他的业绩是“做”出来的。圣陶先生在甪直对教育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立农场，开商店”，是在践行陈独秀提出的教育思想，使教育与“现实”结合，把“立人”放在第一位，努力使学生成为一个有文化，有技能，有体魄的新人。至于“造戏台，设备博览馆”，显然是在践行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美育”思想，让学生通过“美”的教育和熏陶更加热爱人生。而“有几课不用书本，用语体文教授”，则是全面的“推行白话”，“反对文言”，所有这些举措在当时都是开时代风气的，遇到的阻力在长篇《倪焕之》和独幕剧《恳亲会》中也都写到过，但他就是用“做”，用“业绩”向世人昭示他的选择是正确的，用“业绩”来证明他为此付出的努力是值得的，并以此来拉近他与同事和朋友的情感，使更多的同事和朋友参与到他所倡导的改革中来，共同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做”的过程中，圣陶先生孜孜以求的是“学”。圣陶先生在甪直期间编撰的教科书未能保留下来，因而1923年他和顾颉刚先生合编的《初级中学国语教科书》，就显得特别珍贵。《初级中学国语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教科书中选的一些课文，其他教科书中也选用了。我参照各种版本逐篇比对过，发现圣陶先生和顾颉刚先生为课文作的提示和注释，比其他教科书都好。即便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名家主编的面向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教材《中国历代诗歌选》，书中的注释有的并没有《初级中学国语教科书》中的注释注得那么精练和生动，这让我感到很惊讶！圣陶先生真的很伟大，真有学问，做事真用心。在圣陶先生面前，或者说面对圣陶先生的时候，我们必须充满敬意和敬畏。我们怀念圣陶先生，就要像圣陶先生那样做好自己，回报社会。做好自己，靠的是谦恭和好学。回报社会，奉献的是学识和良知。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