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以编辑为终生职业的出版大家，叶圣陶引领一家四代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形成了鲜明的家学传统，留下了值得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梳理这个当代编辑出版世家的家风传承，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怎样的思想遗产？
从事编辑工作的职业使命感。对于叶圣陶的编辑思想，他的儿子叶至善曾经总结说：“从总体上来说，我父亲的编辑思想跟他的教育观点文学观点是一致的，主要在于推进社会的改革，他认为出版工作是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中，他就是把编辑工作作为教育工作来做的。”[1]的确，在实际工作中，叶圣陶始终把编辑出版作为“教育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2]，通过推出高品位的图书和刊物，孜孜不倦地教育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基于对编辑出版工作性质的深刻认识，叶圣陶一直提倡坚持群众观点，处处为读者着想。他教育自己家的孙子辈“写文章一定要为读者着想，句子要通顺，意思要明白；抄稿子的时候一定要为排字工作着想，字要写得清楚，不要叫别人去猜想；稿子发表了要为作者着想，尽快寄样书样报，尽快寄稿费……”。他希望通过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让孩子们树立起群众观点，养成做什么事都要为别人着想的习惯[3]。对父亲这一思想，叶至善在编辑实践中有切身体会：“为了读者就要了解自己的读者。了解他们需要知道哪些东西，看看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哪些问题。只有把一切了解透了，才能做到循循善诱。”在叶氏父子的教导下，作为叶家第三代编辑的叶小沫每看到一篇稿子，在决定用还是不用，改还是不改，如果改应该怎样改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读者，第二个想到的是读者，第三个想到的还是读者。一切从这一点出发，编辑的稿子就会有的放矢”[4]。在与叶至善、叶至诚谈及编辑出版工作时，叶圣陶还就如何看待“迎合”读者这个问题，做了循循善诱的分析。他认为，“迎合并不是坏的字眼。你要向观众和读者宣传什么东西，你要使观众和读者有所提高，总得引起他们的看和读的兴趣才行。讲究如何引起他们的兴趣，也就是迎合。”[5]
以编辑为毕生事业的敬业精神。1947年，叶圣陶写过一篇《值得干下去的事业》的文章，表达对做“书业”的热爱：“这一行是值得永远干下去的”，“我们已经到了乐意干，非干不可的地步，这是我们最可以自慰的”[6]。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真正做到了在这一职业上兢兢业业干到生命最后一刻。叶至善在回顾自己的编辑生涯时说：“我当编辑不是父亲教的，他不主张我搞文字工作，我却主要是跟他学的；我爱上了编辑这一行，而且莫名其妙地感到自豪，主要是受了他的薰陶。”[7]在工作实践中，他体会到做编辑“经常逼迫我去思考许多原来没有想到的问题，去学习许多原来不知道的东西，不断地刺激我，使我永远不自满，另一方面又使我的创造欲不断地得到满足，这种乐趣我认为决不在自己写东西之下”[8]。他把自己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的心得，以《我是编辑》的书名汇编出版，流露出对从事编辑职业的自豪之情。对于叶氏父子的努力、认真、永不放弃、不断求新以及“对编辑这一行从骨子里的热爱”，叶小沫耳濡目染，逐步领会到“真诚，热爱，执着，热情和奉献的精神，远远胜过那些所谓的学问和技巧”。出于对编辑工作的热爱和奉献，叶圣陶对于这一行的职业操守有自己的坚持和原则。1945年，叶圣陶在《中学生》战时月刊上发表《四个“有所”》，明确提出《中学生》的编辑方针是“有所爱，有所恶、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纪念开明书店20周年时，他又提出“不马虎”。这四个“有所”加上“不马虎”，既是他的编辑思想之体现，更是他的人生态度和做人准则。在父亲引领下选择编辑职业的叶至善，也由衷地感到这项工作责任重大，他给自己立了两条规矩：一是得对得起读者，二是得对得起作者。叶小沫从事编辑工作后，在叶圣陶和叶至善的细心指导下，自觉锻炼看稿的本领，改文章特别认真，“即使改一个字，改一个标点，也要能说出道理来”[9]。
努力提升编辑能力的专业自觉。对于一个编辑必须具备的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叶圣陶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出从两个方面着手加以训练：一要练眼光，二要练笔。练眼光就是选择内容好的稿件，对读者有益处的；练笔就是进行文字加工要精益求精，给读者拿出最好的东西。要练眼光，就要不断汲取知识，锻炼辨别能力。为此，叶圣陶主张编辑“要做个杂家”。要练笔，就要自己写稿子，锻炼文字能力。叶圣陶在从事编辑工作的过程中写下了大量序跋文字，即是其练笔的成果。这些序跋文字是“一个编辑一生工作经验的积累”，于平和之中寓有深意，经叶至善编辑整理后曾以《叶圣陶序跋集》为书名出版，对于那些刚刚迈入职业大门的年轻编辑，是“一本绝好的教科书”。除了练眼光和练笔之外，叶圣陶认为，做编辑工作还要具有建立自己的著作者队伍的本领；“著作家的成绩好比泉源，不依靠著作家，出版业就成为无源之本。”[10]他在长期的编辑工作中，始终把作者当作朋友，不仅从工作、学习上关心，还在他们遇到困难时，从生活上给予帮助。叶至善从做《开明少年》的编辑始，就跟父亲学了两个办法：一是依靠读者，许多稿件是从投稿和来信中挑出来的；二是依靠信得过的作者按期供稿。在从事编辑工作的过程中，他还对“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观点产生了不同看法：首先，编辑和作家服务的对象是广大读者，成功是共同的成功，失败是共同的失败。其次，编辑作了一些文字加工，把作者的文章发表出来，完全是职责范围的事。在这方面，不存在什么谁占了便宜谁吃了亏的问题。
对出版物内容精益求精的质量意识。“选题订稿校讐三，唯审唯精为指南”，是叶圣陶对编辑工作的高度概括，也是他毕生的职业追求。这不仅体现在工作中，也融入到与家人沟通交流的日常里。新中国成立之初，叶圣陶夫人胡墨林“以高小自然校样嘱至善阅看，至善发见其书多粗糙含糊之语，谓实非善本”，叶圣陶“遂发心与至善共同修改”。还有一次，叶圣陶“改乔木之文，至美来，渠观乔木之文，于余所改者颇能领会，又能指出余所未及注意处。俟其去，与至善共为商量，至善亦复如是”[11]。在“文革”时期，叶圣陶的孙子叶永和在插队的地方办了一张油印刊物《希望》，寄给爷爷看。叶圣陶在回信中认真提出意见，并就如何办一份刊物给予具体指导。其中，他特别提到办刊质量对于传播效果的影响问题：“质量不好，每人发一份，人家也只向旁边一扔。质量好，人家就会抢着看，看了又招呼别人看。”改革开放以后，叶至诚到《雨花》做编辑，写信询问父亲的意见。叶圣陶在回信中谆谆教导：要把一份文学刊物办出特色，一则发现作者，鼓励作者；二则不取流行的每期分部包办制，每一期要通力合作，见出一期的精神；“三则决不讲情面，揽收不够格的文章”。在写给叶至诚的信中，叶圣陶还多次提到校对工作的重要性。1977年，《江苏文艺》刊登了叶圣陶写的诗。他拿到寄来的刊物，发现其中有四处校对错误，立即给杂志社写信请求予以更正，同时给叶至诚一封信，告诫他“搞出版工作，校对并非小事”。1978年，南京某刊物要转载叶圣陶的一篇文章，他写信给叶至诚：“几个小题目里有错字，你要请他们注意”。从这几个生活细节处，叶圣陶明确传递了一个编辑出版家对出版物质量的高度重视，彰显出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
参考文献：
[1]叶至善：给《编辑出版家叶圣陶》作者徐登明的信，《编辑学刊》1994年第6期。
[2]叶圣陶：《在开明书店创建6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人民政协报》1985年11月29日。
[3]叶小沫：《处处为别人着想的爷爷》，《中国编辑》2008年第5期。
[4][8][9]叶小沫：《向爷爷爸爸学做编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9-80，83-84,132页。
[5]叶圣陶：《叶圣陶集》第25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72页。
[6]叶圣陶：《叶圣陶集》第17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95-296页。
[7]叶至善：《叶圣陶和编辑工作》，《出版发行研究》1994年第5期。
[10][11]叶圣陶：《叶圣陶出版文集》，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第8、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