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更是影响深远的编辑家和出版家。他做过教师、编辑，担任过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在教育、文学、出版等诸多领域都有卓越的成就，但是“在长长的一生中，他做编辑工作的时间最长，超过了 60 年”。他晚年时说，如果有人问他的职业，他的回答是“编辑”陈江: 《叶圣陶和编辑工作》, 《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 第一卷》(上册),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4页。

　　从叶圣陶的出版实践来看，他主要从事的是教材的编辑出版，尤其是语文教材的编辑出版。据叶至善的记述，叶圣陶“在商务编译所工作 8年，主要在国文部，编辑小学国语课本，中学国文课本，还有学生国学丛书……”1931年年初，他进开明书店编辑部工作，主要编《中学生》杂志，也参与其他书刊的编辑。他和朋友们编了好几部国文课本，还独自编写了一部小学国语课本。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分管编审局，而编审局的主要任务就是编审新中国的教科书。后来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叶圣陶又兼任社长。他在出版总署撤销后担任教育部副部长，也是主管人民教育出版社。直到“文革”开始，叶圣陶一直在教材出版领域耕耘，他是新中国教材出版的开拓者、奠基者。因此，总结分析叶圣陶语文教材的编辑出版思想及其实践，对我们了解新中国语文教材的历史并做好今天的语文教材出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以学生为中心的教材编辑理念

　　叶圣陶编写教材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那时候白话文才开始进入教材，在此之前，是从文言向白话过渡时期。叶圣陶曾经回忆: “从清朝末年废止科举，开办新式学校，直到民国初年我当小学教员的时候，小学中学教国文跟古代一脉相承，还是讲书。因为小学国文课本是文言，也选些短篇古文，中学国文教材几乎全是名家古文。”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编: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第110页。这种教材编选指导思想实际上是古代科举教育的反映。不管学习对象的年龄阶段和需求，一切都为培养科举士子服务。而把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以学生为中心，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及生活需求编选教材，这种现代教育出版理念是科举式教育塾师们所无法想象的时代革新。

　　现代中国，这种革新是从叶圣陶这一代教育家和编辑出版家开始的。20 世纪 30 年代，叶圣陶在编选《开明国语课本》时就实践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材编辑理念。小学生用《开明国语课本》的编辑要旨中说: “……本书内容以儿童生活为中心。取材从儿童周围开始，随着儿童生活的进展，逐渐拓张到广大社会，与社会、自然、艺术等科企图作充分的联络。”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编: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第124页。《开明国语课本》每数课成一单元，数单元又互相照顾，适合儿童学习心理，尽量容纳儿童文学及生活上需要的各种文体，适合儿童诵读或吟咏，是一套符合儿童心理的、以儿童为中心的教材，在中国现代语文教材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叶圣陶甚至设想过一种全新的编语文教材的方法，就是根据学生需要分门类编写范文。他认为选古今现成的文章作教材，这虽已成习惯，其实并不一定是好方法。现代青年有现代青年的生活，古人所写文章的内容形式固然不符合现代青年的需要，即使现代作家所写的文章，也未必符合一般青年的需要。“最理想的方法是依照青年的需要，从青年生活上取题材，分门别类地写出许多文章来，代替选文”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编: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第133页。。除了选材，在编排方式上叶圣陶也注意符合学生的学习心理。中学语文教材文言白话文兼收，从现在人的随笔小说以至经史子集，无所不包。“这个风气在民国十一二年间开始”， 一直沿袭下来。“这种编辑方法并不是绝无可商之处的。前一篇彭端淑的《为学》，后一篇朱自清的《背影》，前一篇《鱼我所欲也章》，后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无论就情趣上文字上看，显得不调和。不调和还没有什么，最讨厌的是读过一篇读下一篇，得准备另一副心思”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编: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第137页。。今天的语文课本依照文体把文言、白话文分别按教学单元编排的方式，就是按照叶圣陶的这一编辑思想不断探索形成的。

　　二、科学把握语文的学科定位

　　语文( 或者说国文) 作为一门学科，其定位有一个逐步明确的过程。在五四运动以前，教国文就是教经史古文，当时给学生用的教材就是《经史百家杂抄》等，显然，国文跟经学、文学、历史等都未能区分，国文的学科属性是很不明确的。由于有过长期的编选语文教材的经历以及当语文教员的课堂实践，使得叶圣陶对语文的学科属性有深入的认识。

　　在现代中国， 叶圣陶是最早提出语文学科“工具属性”的人。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他就明确指出: “学习国文就是学习本国的语言文字。”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编: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第2页。他在自己主编的《国文杂志》发刊辞中提出: “国文，在学校里是基本科目中的一项，在生活上是必要工具中的一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编: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第63页。正是因为具有现代教育理念，叶圣陶才能比一般同时代人走得更远，认为国文教育“自有它独当其任的任，那就是阅读和写作的训练”。同时，他并不褊狭，把国文教育的功能局限在技术层面，他深刻认识到“国文教学除了技术的训练而外，更需含教育的意义。说到教育的意义，就牵涉到内容问题了。国文课程标准规定了教材的标准，书籍与文章的内容必须合于这些个标准，才配拿来作阅读和写作的示例”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编: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第41页。。这种既重语文课的思想内容，又重语文课阅读写作训练要求的教材编选思想直到今天还为我们所秉持。叶圣陶一直坚持对语文学科工具属性的定位思想。直到 1978 年，他在一次座谈会上还指出: “语文是工具，自认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使用这个工具。要做到学生个个善于使用这个工具( 说多数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还不够) ，语文教学才算对极大的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分内的责任，才算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尽了分内的责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编: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第111页。对语文学科定位的把握，还体现在叶圣陶对“语文”一词的界定上。“语文”一词，据说是叶圣陶在人教社提出来改定的石鸥，方成智: 《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 下》,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第55页。。但很多人并不明白“语文”一词的确切含义，有的理解为“语言和文学”，有的理解为“语言和文字”等。对此，叶圣陶解释说: “‘语文’一名，始用于一九四九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此前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效亦将减损。原意如是，兹承询及，特以奉告。其后有人释为‘语言’‘文字’，有人释为‘语言’‘文学’，皆非立此名之原意。”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编: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第530页。叶圣陶及其同人把语文确定为口头或书面的语言，跟语文培养学生的阅读和写作的基本功能是十分切合的。

　　三、语文与文学分科编写教材的构想与探索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语文与文学分科编写教材的实验，直接领导此项工作的正是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叶圣陶。

　　这项实验起因于对苏联语言文学分科经验的学习借鉴。叶圣陶 1955 年在《人民教育》发表《关于语言文学分科的问题》一文，指出: “几年以来学习苏联的热情越来越高涨，介绍到我国来的苏联的先进教育理论非常多，苏联的语言文学分科教学的经验足够我们参考，这是我们语文教学改革的一个极有利的条件。”叶圣陶: 《关于语言文学分科的问题》, 《人民教育》1955(8),第56页。对苏联语言文学分科教学经验的借鉴，直接促成了我国为时五年的语言文学教学分科实验。1953 年 4 月，教育部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工作，提出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问题。此后中央成立了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由胡乔木任主任，并开始了汉语、文学分科编写教材。1955 年， 汉语、文学课本相继出版。1956 年 4 月，教育部发出了《关于中学、中等师范学校的语文科分汉语、文学两科教学并使用新课本的通知》，从这年秋季开始，全国推行分科教学。到 1958 年 3 月，由中央宣传部宣布停止分科教学，恢复原来的语文课设置。

　　这项当时声势浩大的教学改革和教材编写实验突然被叫停，其背后的复杂原因有待另作深入的分析，其成败得失也可以进行学术讨论。但是这次教材编写实验留下的遗产却是丰厚的。学术界认为当时编写出版的汉语、文学教科书，“具有体系完整、内容丰富、选材经典、插图精美等特点，对当时及后来我国中学语文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石鸥，方成智: 《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 下》,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第83页。。

　　推动这项改革实验是叶圣陶作为教育部副部长的职务行为，但语文与文学分科却是他长期的思考与探索。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他在《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一文中就说道: “国文的含义与文学不同，它比文学宽广得多，所以教学国文并不等于教学文学。”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编: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第41页。叶圣陶对语文跟文学的培养目标始终有自己的清醒认识，他认为国文教学的任务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 “至于经史古文与现代文学的专习，那是大学本国文学系的事情”，“中学生不必写文学是原则， 能够写文学是例外”。基于这种认识，他强调语文科目“对于基本训练锲而不舍”，主张初中阶段也读点文学，但应该偏重阅读与写作的训练; 到高中阶段，选取教材以文章体制、文学源流、学术思想为纲，但基本训练仍不可忽略。由此可见，他从 20 世纪 40 年代起，就对国文科目的目标及教材编写特点有了成熟而明确的认识。到了 50 年代，他走上教材编写领导者的岗位之后，就顺势而为，实践自己的教材编辑理念。1955 年 6 月，叶圣陶向北京市语文教师作了《关于语言文学分科的问题》报告，更鲜明地提出语言学和文学性质不同，语言学是一门科学，文学是一门艺术，性质不同，知识体系就不同，教学任务也有所不同。这样的阐述与他 40 年代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现代中国语文教材的编写出版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积淀，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理论认识与实践经验。叶圣陶是我国现代语文教材最重要的奠基者，今天语文教材的编辑格局深受其编辑思想的影响。叶圣陶关于语文跟文学分科设置、分科编写教材的思想，在学术界至今还有很多学者表示赞同，仍然值得我们继续思考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