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要说的意思是端正文风。打算讲八点意见。
一、端正文风是大家的事。
二、为谁服务？
三、反求诸己。
四、写文章的人要做杂家。
五、语法、修辞、逻辑。
六、不说套话，不用老调。
七、文章要尽可能短。
八、养成写作的好习惯。
现在说第一点，端正文风是大家的事。
“四人帮”造成了极端恶劣的文风。他们专说假话、大话、空话、废话，还说绝话。那些日子里，报纸、刊物(报纸大概可以以《人民日报》为代表，刊物大概可以以《红旗》杂志为代表)，谁也不爱看。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非常厌恶那种极端恶劣的文风。
文风是作风，也是思想风。前年粉碎了“四人帮”，大家马上提出要改变文风。这是必要的，所以也就是必然的。经过一年多以来批判“四人帮”，文风有些改变。这在《人民日报》、各省报、刊物上都能看出来，可以说是很好的开端。
端正文风是大家的事，必须大家当成一回事来干。单在报上登一篇文章，鼓吹鼓吹，号召号召，不够。我说的大家，不限于记者、作家，凡是写点书稿、写点文稿的人(文稿包括报告、通知、讲义)，乃至写一封信、写一张字条的人，都包括在内。文风是风，风是刮来刮去的，彼此影响的。所以，唯有大家来吹一种端端正正的好风，才能彼此促进，共同提高，造成新中国的好文风。
大家都要来干，但是重要的是三个机构：一是新华社，二是《人民日报》社，三是广播电台。新华社一天要发许多稿，还要用许多种外国文字向国外播出去。电台除了向国内广播以外，还要译成好多种语言对外广播。假如这三个机构都重视，还在实践当中真的来做，文风的改变就大有希望了。
第二点，为谁服务？
毛主席有一篇《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诸位是一定要学的。但是，单知道了，讲得出，回答得出，不算。要在工作中体现出来。还有一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诸位也一定学过。当时，在场听的都是做文艺工作的人，当然是讲文艺了。我看，这篇讲话不仅是讲文艺创作，实在是讲了怎样做人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从怎样做人，做什么样的人，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来讲文艺创作的。请看，这篇文章讲到立场、态度、工作对象、怎样创作，还有学习。这些，岂不都是怎样做人、做什么样的人的事？这些，是什么人都要注意的，不限于文艺工作者。
大家记得，“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有的记者、编辑成了“四人帮”的爪牙。《人民日报》有个做总编辑的，这个人真莫名其妙，那就拿他来做代表吧。他们仗势欺人，乱搞一气，说假话，说空话，造谣。所以做人是做工作的根本条件。无论做什么工作，首先要明确的就是为谁服务，然后才谈得上其他，包括端正文风的事。
第三点，反求诸己。
咱们都是动笔的，都要写文章。写文章不像写日记，不给人家看的；是发表出来，一定要给人家看的。这就先要考考自己。怎么考法？如讲一个道理，先问问自己：这个道理我自己懂清楚了没有？又如碰到一个场合，或者参加一个会，干一件工作，有的人往往写这个场合怎么叫人感动、兴奋。假如我在场，就要先问问：我自己感动不感动？假如自己不感动，还要叫别人感动，那就很难了。又如要劝人家学，劝人家干，那么请问：你学不学？你干不干？不能光要人家干。诸如此类。总之，写文章的人要认定，我跟读者是一伙里的人。咱们都是一伙人，就是我在你们之中，不是在你们之外。这叫群众观点。
今天，《人民日报》转载了一篇《吉林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写文章、讲话都得交心》。我看这篇文章好。“交心”是现在常用的话。这就是说作者和读者站在一起，心心相印。写文章，作报告，无非是拿一点儿我听到的，看到的，真懂得、真体会到的东西来告诉读者和听众，并不是舞文弄墨，随便说两句花言巧语来骗读者和听众。所谓舞文弄墨，花言巧语，就是哗众取宠。哗众取宠是不行的。所以这是一件极严肃的事情。我不是记者，但是当过编辑。记者、编辑都要有这个认识，而且要能够实践。
第四点，写文章的人要做杂家。
咱们干写文章的工作，总要尽可能有丰富的知识。鲁迅曾经写信给一位搞文学的青年说：“专看文学书，也不好的。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轻重，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糊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鲁迅这几句话，对于记者、编辑都极有用。鲁迅没有说下去，一味钻在文学里怎么样。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你一味钻在文学里，文学也是研究不好的，创作也是不会成功的。所以要各方面都知道一些。无论做什么工作，总是多学一些东西，多懂一些东西好。当记者写各种报道，要知道的东西方面极广。
在当前这个新时期里，要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实现四个现代化。自然科学方面，最大的门类是六个字：数、理、化、天、地、生；社会科学一般的是文、史、哲，还有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两个方面，内容这么广泛，而且这些东西都是人们日常要接触的。怎样跟上这个形势，恐怕跑步跟还不够呢。
我看了到1985年的科学规划简报，有好些不懂。往往常识性的东西都不懂，要好好学一点常识才行。科学里那许多门类，宏观世界，微观世界，各式各样。还有宏观、微观的相互交叉，复杂得很。不懂，怎么去报道？咱们不是专门搞科学的，但是起码的常识应该懂一点。如报道一个专家，他讲得很专门，咱们自己不懂，写下来登在报纸上，人家只看到一些字，不懂什么意思。这起码是对读者不负责。如高能物理、遗传工程是什么东西，假如我们不懂，就把这几个字写进稿子，登在报上，不就是对读者不负责吗？
现在这个时代，和我们小时候完全不同了，和40年代、50年代也不同了。你不能说，时代变不变我不管，我还是搞30年代、20年代的。这是不行的。所以，记者没有比较广泛的知识，无论到工厂、农村，都无法发现问题，挑重要的值得报道的东西来报道。没有常识，怎么能写出言之有物、准确鲜明的新闻？怎么能不使读者看了半天，结果只好叹一口气说：“我只看到纸上的字，没有看到什么东西。”要给读者看到东西，这就要有知识。要有知识，就要随时随地吸收，随时随地搞清楚，不要含糊笼统，以为大概是这么一回事就算了。
杂家这个名词，这里是借用来表示写文章的人知识要广泛。《汉书》里的《艺文志》把古来的诸子分为十家，说：“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杂家就是可观的九家中的一家。我说，我们要做个杂家。唯其杂，才能在各方面运用我们的知识，做好报道，写好文章。
第五点，语法、修辞、逻辑。
毛主席曾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提到，学点语法、修辞、逻辑。学这些东西必要，因为这些东西跟思想方法、表达方法有关。学这些东西，主要的不在于只知道书上怎么讲而已，而是要把从书上学来的知识化为自己的实践，能够熟练地运用到说话、写文章。化为自己的东西，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运用，才能把话说好，把文章写好。如语法，什么叫定语？定语是附加在名词上面的。什么叫状语？状语是附加在动词、形容词或副词上面的。回答得出来，可以得到一百分。算不算？我说，不算。不会用，得一百分，只能骗骗自己。必须练成很熟练的能力，连想都不必想，就能判断这里到底要不要用定语，那里到底要不要用状语。如果要，该用什么样的定语、状语才合适。比如某某人，可以加上“坚强的”“勇敢的”“什么的什么的”，都叫定语。到底给这个人加什么定语适当呢？这个很重要。又如状语，为什么人干杯，为什么什么干杯。“为什么什么”是状语。状什么，就是状这个“干杯”。你回答得出这些还不够，还要看你在一个场合，一个会上，到底说哪个为“什么”干杯最恰当，这个很重要。所以，能够用好定语、状语，不容易，这个本领要练。要练成这个本领，不是一天的功夫。
修辞，花样很多。用一个比喻，用一句成语，都是修辞的方法。用一个比喻，要能比不用比喻更鲜明、更生动、更能够打动读者。这就要挑选适当。比喻就是用这个比那个，就是要使大家对“那个”有更鲜明的印象。假如达不到这个效果，你何必用？成语、比喻要用得适当，也要有熟练的基本功。要不必多想，马上就能判断下来。如果考虑一个比喻要花很多时间，那就麻烦了。
现在报纸上常常见到“司空见惯”这个成语。还有一个成语叫作“东山再起”，也盛行了一阵。我说，“司空见惯”这种成语最好不用。“司空见惯”无非是告诉人家，这回事是大家看惯了的。这个成语是从唐朝刘禹锡的诗里来的。刘禹锡做苏州刺史，有一次赴宴，主人招了歌伎到宴会上唱歌。刘禹锡倒觉得不舒服。他做了一首诗，前两句是说歌伎的，第三、四句说：“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唐诗纪事》说那主人是大司马，这是太尉的别称。在唐朝，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都是表示荣宠的加衔，不设官属。诗里的司空，大概是就三公的关系说的。苏州刺史是说他刘禹锡自己。这首诗的意思不过是说这个主人对于这样的歌伎是看惯了的，没有什么。我刘禹锡看来却觉得不大好，肠要断了。肠当然没有断，就是说看了不舒服。那么照现在说，这件事是大家看惯了的就行了，为什么要把“司空”请出来呢？你说生动，我说不生动。你说漂亮，我说不漂亮。人家不懂的，还说得上什么生动漂亮？这样写，实际上是没有群众观点。新华社发出去的消息，看的人不知有几千万、几亿。知道“司空见惯”的来历的，我看不会多。读旧书的人当然懂，那是旧时代的事情，为什么要给读者作难？这就叫作没有群众观点。
“东山再起”才妙咧。前一个时期，报纸上常常用，用错的极多。我有个朋友注意到，用对的只有一次，就是去年说邓副主席恢复工作用对了。为什么说用错的多呢？这要说“东山再起”这句成语是怎么来的。东晋时有个谢安，很有声望，原来隐居在浙江绍兴的东山，不出来做官。后来做官了，建立了卓越的功绩。有名的淝水之战，就是他筹划部署之下取胜的。“东山”是指代谢安。后人因而颂扬有声望的人隐退了再出来当政叫“东山再起”。所以这个成语要用在正面人物上，不能连坏人再上台都说是“东山再起”。为什么那样喜欢用成语？当中有一个思想，以为用这种东西使文章漂亮，有文采。其实，这实在不成为文采。干干净净生动鲜明的话才叫有文采。如果你从古代的仓库里随便找一点破旧的东西放到文章里去，不值一文钱，那还能算有文采？
逻辑，这是指的是形式逻辑，不是辩证逻辑。简单地说，形式逻辑无非是讲一点推理的规律。推理好像数学那样，怎样加减乘除，一个式子等于下一个式子，再等于下一个式子，一路等下去，得到一个答数，一个结果。逻辑无非是讲推理的方法，都是从人的推理方法上总结出来的东西。这个东西要学一点，学了主要是为了用，随时随地能够用，并不是预备人家来考的。说话，写文章，要能够随时运用才行。
第六点，不说套话，不用老调。
老套子、老调子，说惯了，唱惯了，很不新鲜，大家听得厌烦了。话说成了老套子，写成了老调子，就不鲜明，不生动。看的人，听广播的人，一看到、一听到这类东西，就觉得“呀，又来了!”什么“又来了”？老套子又来了，就不想仔细地看，仔细地听，他们想：“哦！原来这样，可以跳过去不听。”“哦！又来这个！可以跳过去不看。”如果我们说的话，写的文章，让人们跳过去不听不看，这就麻烦了，要使人家非听不可，非看不可，不肯跳过去，这是非常必要的。比如“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八个字，现在似乎结成了亲密的友谊，不能分开，天天听到，天天看见。我说，能不能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情景，用你鲜明生动的话描摹出来，使我这个没有在场的人仿佛亲眼看到一样呢？假如你办得到，我就喜欢看喜欢听了。光用八个字，说一个工厂，一个大队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错不错呢？没有错。但是人家要看的是某厂某队意气怎样风发，斗志怎样昂扬，你偏不讲，就来这八个字，这样写固然不用动脑筋，可是读者和听众失望了。
还有哩，也是常看见的，如开什么大会，领导接见什么代表，总是写领导人“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健步登上主席台，频频挥手致意”。这类话常常碰到，很容易写，不必动脑筋。人家看到也要跳过去的，也会说“又来了！”能不能换一换，变一下写法，把会场上领导人、参加会的人有什么特点写一写呢？假如写点特点，不用那些套话，当然要动动脑筋。我看这个脑筋值得动。为读者，值得动；为宣传，值得动。
举个例子。叶剑英副主席在五届人大会上作修改宪法的报告，说到最后一段：“再过二十三年，跨入21世纪，你看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吧！”这时候，叶副主席非常激动，会场上的人非常激动。后来，电视播送了这个情景，叶副主席当时的神态、当时的声调，都从电视里播出来了。我想，这个很可以写一写呀。但是没有在报纸上看到报道。
再举个例子。我们现在的报道里，往往有一个先进工作者或科学家讲自己的工作经验，末了，就来这么一段：“我虽然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是距离党的要求很远，我要在什么什么什么之下，在什么什么之下，再努力奋斗。”这叫结笔，好像是必需的。我看，这也是套话。自然，这也要分析。如果一个先进工作者或者科学家把自己的工作经验讲一通，好像自己了不起非常自满了，当然不好。要说自己虽然做出一些成绩，自己并不满意，对党对国家来说也做得很不够，这当然好。假如把自己做得不够的地方在哪里，或者还有什么缺点，以及准备怎样改正缺点也写一写，这就会更好些。我这样讲，可能是求全责备。对人家最好不要求全责备。对人家求全责备，这叫苛求。但是对自己，还是应当严格要求的。
第七点，文章要尽可能短。
文章自然要言之有物，要环绕一个中心，把意思说清楚。五百字可以说完的，不要说到六百字。说完了就完。内容实在多了，当然也不妨长。当短的短，当长的长，这叫适当。前几年，报上好像什么文章都要满版，就是“四人帮”的那套歪风膨胀。影射史学、影射文学，什么影射的东西都要一大版。现在好像有改变了，《人民日报》好像在注意登短文章。我想，还要大家注意尽可能短。
还有，标题要鲜明，让人看了标题就知道你讲的中心是什么。这个，记者、编辑都要注意。现在大家忙得很，只能在不长的时间里看看《人民日报》。各地方的人多半是看看省报。看报，大多数是先看标题，挑要看的来看。所以，标题要鲜明，文章要短。《人民日报》的同志告诉我，他们在改变排版的格式。改了后，一天可以多登几千字。我说这当然好，也是一个办法，但是这还是次要的。研究怎么写得短，是主要的。如果都注意尽可能写短文，那么从排版中腾出地位还是次要的。现在几乎每篇文章中总有一些不必要的话，把它圈掉，地位就多出来。地位多出来了，岂不是就可以多登些东西了？岂不是就可以满足各方面读者的需要了？所以，短，不仅是篇幅问题，也有个群众观点的问题。不管人家时间够不够，不管人家有没有工夫看我的文章，这样，你的群众观点也少了一点。你写文章，应当想想看的人，特别是现在和今后，1978年的现在和今后，看报纸看杂志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非常繁忙的人。这些人没有工夫来看你的大块文章。你的文章非大块不可，大家也不怪你。但是，可以写成小块的偏要写成大块，那你太自由了。这个自由，就是不顾人家，所以说有个群众观点的问题。
第八点，养成写作的好习惯。
我们动笔的人要养成好习惯。大概有些什么好习惯呢？我说，文章写在纸面上，跟两个人三个人在一起聊天有所不同。写文章总是为了一个目的。或者是很大的目的，包括许多东西，许多部分。或者只是一个很简单的目的，一个小目的。总之，是为了一个目的，普通的说法叫作主题。写的人要养成一种习惯，就是首先要考虑：我要告诉读者什么，怎样使人家完全明白我所说所写的，不至于误会。然后考虑用什么材料，什么语言，才可以达到我的目的，表现出文章的主题。想好了，来个提纲，写在纸面上，记在脑子里，都可以。这个习惯养成了很方便，不至于写了上一段还要考虑下一段怎么办。这是讲动笔之前。
文章写好了，马上交卷不行。要自己看，看一遍不够，要看几遍。工厂里，一个设计一次成功恐怕是难得的。我们写文章一次成功，恐怕也是难得的。文章总得要改的。开头起草，一定有缺点，有漏洞，有毛病。所以写完了要看几遍。看，就是自己审查妥当不妥当，完整不完整。假如我原来的想法不到家，或者我写出来的话没有针对我所想的，那就要改了。改，就是要使文章切合我所要表达的那个主题，达到我的目的。
我是当过语文教师的。语文老师给学生改作文，也得有个道理。你对学生说，这个地方要改，我给你改了，为什么改呢？这个地方写得不大好。这不是回答。什么叫不大好呢？你要说出来，或者这个地方跟事实不符；或者你这句话说得不准确，没有这样说法的，你瞎说；或者人家要发生误会的。这样，对学生才有点用处。我们自己改文章，也应该问问为什么要改，怎样改才合适。这个习惯也要养成。
还有一个办法，我倒是常用的，就是比较。觉得这个地方要改，不妨想出两个三个改的办法，经过比较，挑选一个。这样，容易改得精一点。用老话说，就叫作推敲。推敲就是比较。唐时贾岛想到一句诗“僧推月下门”。想改“推”字作“敲”，从推和敲的动作来研究比较，难决定。韩愈说，用“敲”字好。以后斟酌怎样修改好文章，就叫“推敲”了。假使改稿能有几个人共同商量一下，那就更好了。经过商量挑选出来的做法，总是比较好的。
写在纸上的文章，跟口头说的话，有同有不同。同的地方是，写在纸上的和口头说的都是现代话，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普通话；不同的地方是，口头说话往往啰嗦，书面的话一定要求精而简。精简，也是做到短的要点。口头说话，可以天南海北，说着说着也不知说到哪里去了，那是随便聊天。写文章不是聊天，要比口头说话简洁得多。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口头说话可以借表情和手势，帮助对方了解你的意思。而书面说话，人家看不到你的脸，也见不到你的手势，只能依靠文字来了解。因为有这个同和不同的地方，文章改完之后最好是念一两遍。这也是个好习惯。怎么念法呢？要跟平常说话一样地念，而不是像有些同志在会上作报告念稿子那样念法。要念起来上口，听起来顺耳。这也是对自己的考试，我看很要紧。要念到没有什么别扭，没有什么听不明白的地方才好。
现在广播事业有很大的发展，许多东西要广播。工厂、农村、各种机关都用广播来通报什么东西。所以，写出来的东西要念起来上口，听起来顺耳。我举两个念不来的例子：“步某某的后尘”“继承某某的衣钵”。广播员当然念出来了，但是咱们几亿人听广播，到底有多少人懂得？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呢？有群众观点的人就不会写出这样的话来。他这样写了，就是忘记这个东西要登在报上，要广播的。这种脱离群众的写法，最好不用。我看，新华社也可以注意，能不能劝大家不用？
总而言之，写文章要顾到两个方面：要约束自己，要顾到读者。自己要尽可能写得准确、鲜明、生动，念起来上口，听起来顺耳。要站在读者的地位上着想。我们和读者就是靠文章来交心的，这个一点也不能马虎。这就叫群众观点。
叶圣陶
1978年4月20日讲
【附记】
去年四月间新华社招我去讲话，后来把记录稿送来让我看，题目叫《叶圣陶同志在新华社国内记者业务训练班上的报告》。那时候我在医院里割除胆结石，手腕上插了输液的针，头脑似清醒非清醒，记录稿没有看。
新华社在内部刊物上印了这篇稿子，后来有三四种刊物又转载了。我每看见一回总觉一阵羞愧，因为当时信口谈说，说错的，说乱的，词不达意的，前不搭后的，往往而有。想到看我这篇稿子的同志方在耐心细看这样极其平常的文稿，真感到无地自容，万分对不起。
现在《中学语文教学》又来跟我商量，说要转载这一篇。推辞既不成，只得考虑修改记录稿。可是病后心思不能集中，执笔修改连续半小时就不成，因而修改的办法又做不到。
直到本月初，我才与一位极亲密极钦佩的老朋友商谈，我现在自己没有能力改这篇稿子，而要重新登载又非改不可，假如您能代我仔细改一通，我就放心了，我就对得起读者了。老朋友爱护我体谅我，一口答应下来，绝无迟疑。昨天清早，他把改过的全稿交来了，真叫我说不出半句感激的话来。我兼用眼镜和放大镜看这份修改稿，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是由我自己改，决然改不到这么满意。
末了儿补一句，希望看过以前记录稿的同志再看一遍这回的修改稿，给我一个补过的机会。
叶圣陶1979年6月21日
刊《中学语文教学》1979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