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会影响个人的命运，而个人的选择又会影响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往往只是几个最难忘的瞬间。叶圣陶在抗战胜利后最难忘的瞬间应该是1949年1月7日、4月22日和8月28日，正是这三个瞬间成就了叶圣陶在中国前途“大转运”期的辉煌，借用他老人家晚年的话说是：“家住吴门，改作长安人”。
―、“像梦境一般如诗似画”的苏州故居
叶圣陶（1894―1988）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出生于苏州城内悬桥巷一个平民家庭。他在1911年11月27日（农历十月初七）的日记中写道：“我家无半亩田一间屋。又无数十金之储蓄。大人为人作嫁，亦仅敷衣食。今年水患，农田收租减色，又且征军饷于田亩，则我家所入定致不敷，就目前观之，竟将致不能举火。大人日夜叹，谓将冻饿及身也，小子听之，亦无限惶恐。噫，质库无物，告贷无方，不知何以过此年也！始以为贫非真病，今知贫之足以抑人已。”他父亲给一家地主当账房，帮助收缴田租，收入相当微薄。1912年春，久叶圣陶中学毕业后当上小学教师，后来晋升为中学、师范、大学教师，成了著名的作家和编辑出版家，1923年春应聘到商务印书馆国文部当编辑后，便把家从苏州搬到上海，生活宽裕了，而从《没有秋虫的地方》《丛墓似的人间》和《天井里的种植》等一系列写上海的散文中可以看出，他打心眼里不喜欢上海，等到有了一定的积蓄，就在苏州滚绣坊青石弄置地造了四间瓦房（即青石弄五号），1935年10月把家从上海搬回苏州，每月定期到上海审定《中学生》杂志及相关书籍的书稿。叶至诚在《青石弄故居》中写道：
青石弄五号对于父亲来说，恰好比他早期的童话。固然像梦境一般如诗似画……说它“像梦境一般如诗似画”，因为这里有四间小屋。从中一隔，祖母、父母亲和我们三个孩子，合家老小都有了各自的卧室。除此之外，又有吃饭间以及略事布置的会客室和宴宾室。雪白的粉墙，简单的陈设，内里宽舒、敞亮；檐下的矮围走廊，荸荠色的廊柱门窗，外观整洁、大方。绝不是上海什么弄什么里鸽子箱那样狭窄的“丛墓似的人间”。
说它“像梦境一般如诗似画”，因为屋前有一个园子，再不用凿开坚硬的水门汀，请工人运走满地砖砾，载来田野里的泥土，从事“天井里的种植”。总共栽了广玉兰、海棠、红梅、石榴、槐树、葡萄……十几棵树木，四时不断地有花叶可玩。墙头的爬山虎，墙脚的书带草，把整个小屋和园子镶嵌在一副常青的框架里。
说它“像梦境一般如诗似画”，因为周围不再是淡漠无味的“没有秋虫的地方”。岂止秋虫，更有邓尉的香雪海，沧浪亭的荷塘，几座园林的皑皑雪景，装点着四时的流转。春日嫩绿的莼菜，初秋洁白的鲜藕，带来乡村清新淳朴的气息。茶馆、酒楼，糕团、点心，小巷、深院，河道、航船，昆曲、说书，吴歌、苏绣，观前、阊门，天平、虎丘……一桩桩，一件件，无不散发出浓郁的乡情，召唤着早年的记忆。
遗憾的是这“像梦境一般如诗似画”的家园瞬息即逝。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帷幕。“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八·一四”日机轰炸苏州火车站，苏州危在旦夕。叶圣陶怀着“中华始不畏强御”的信念和“不惜放弃所有”的决断，举家西迁，在四川流亡了八年之久。
1938年年初，叶圣陶从上海亲友的来信中得知青石弄房屋未毁，在给夏丏尊的信中说：“青石弄小屋存毁无殊，芳春未挽，惟有永别。遥想梅枝，应有红萼。曩昔曾想，此树此屋不知毁于谁手，亦不知何时与别。今乃如此，实非初料也。”1939年年初，连发生了受托照看房屋的陈妈要求接济和朱姓汪伪小政客占据房屋的事，叶圣陶在给王伯祥的信中说：“青石弄房屋不曾炸掉，反而多一累赘。陈妈要求接济亦在情理之中。……其实此屋究属弟与否，今尚不可知，而不免为之略一操心，且累及亲友，甚矣身外之烦人也！清真词曰：‘且莫思身外，长近尊前’，虽嫌颓废，究善自适。”虽说“此屋究属弟与否，今尚不可知”，但毕竟是“像梦境一般如诗似画”的家园，免不了也会“触景生情”、“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1941年6月1日日记云：“天仍酷热，竞日或坐或卧。思作一词，怀念家园”，这首词就是收在《叶圣陶集》第8卷的《湘春夜月·忆家园榴花》：
短墙阴，一株还擢琼英。忍问旧日清嘉，犹未洗蛮腥！巷角后庭闲唱，又阖闾台畔，尺八箫声。料萼羞蕊赧，虚廊悄对，无限愁生。 东流逝水，西斜夜月，应诉余情。忆汝频年，赢得是、带宽途远，行行复行行。中原引领，但莽然、云失遥青。有昔梦，尚开轩见汝，依前照眼，邀我壶倾。
1941年9月26日日记云：“昨半夜醒来，闻碾声，以为在家园闻火车声，旋知其非。因思此诗料也。……灯下将诗足成，即缮寄与佩弦看之。” 这首诗题为《半醒闻水碾声以为火车旋悟其非》，现抄录于下：
半醒乍闻声辘辘，韵律谐和调急速。
念此当是夜车过，望齐门前虎丘麓，
飙轮势如不辗轨，西趋南京东沪渎。
顿忆入蜀且四年，吾身宁在家园宿？
亦几遗忘乘载便，唯睹喘息推独毂，
摩托车病滑竿顽，百里之行有颊蹙。
辘辘者何盖村舂，奔湍激碾碾新谷。
杜老曾咏雨外急，繁声从知秋来熟。
此声虽好乱吾肠，安得诚如吾思俶，
朝来开窗面庭园，手栽一一娱心目。
“入蜀且四年”，但梦中系恋的仍是苏州青石弄。而在这之后的流亡岁月里，总会时时想起要是清晨推开窗户就能看到院子里亲手栽种的花木，那该多好。
抗日战争胜利后，叶圣陶和家人一起从重庆乘木船“东归”，1946年2月9日回到上海，被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推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接替老舍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又担任开明书店编译所主任，跟文艺界、学术界、教育界、作出版界的人士的交往越来越多；“上海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主运动”，他“大多参加了”，完全可以用“忙得不可开交” 五个字来形容，可心里总是惦念着青石弄。
1946年10月11日晚九时许，叶圣陶和胡墨林趁开明同人秋游无锡的机会回到苏州，第二天一早去看青石弄，日记中写道：“余与墨往青石弄视家屋。房屋尚不甚破败，租居之人家略加修饰，屋内尚不坏。唯庭中则乱草不除，颇见荒芜。树木皆已长大，海棠、梅树、杏树、石榴、枫树、柳树皆在，唯广玉兰一株不见，殊为可惜。”
1948年3月29日，叶圣陶和叶至善回苏州扫墓时又去看了青石弄，当天日记中写道：“（晨）八时许，与小墨至青石弄看家屋。园中三柳方呈新绿。杏花已谢，海棠将作花。广玉兰本干已去，自根处萌新条十数，上缀叶芽。枫树高齐屋檐，十年前仅两尺许耳。屋后一桃树，花开烂漫，一大枝出墙外。此是十年前由桃核萌发者也。爬墙草遍于四墙，叶芽尚未生。观房屋则泥饰颇有损坏，门窗亦须修理。询租住者，知屋间有漏处。而地板亦有动荡者。若将来回苏居住，徐徐修整，尚不甚费事。特不知何时实践此愿耳。”
二、来自“远方”和“北方”的召唤
叶圣陶常有“回苏居住”的念头，不料半年后喜从天降。叶圣陶1948年11月2日日记中写道：“杜守素来，谈近事，致远方之意。谢之。”简短的几句话，预示着中国社会伟大变革的序幕已经拉起。
杜守素（1889—1961）是史学家、哲学家杜国庠的笔名，192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文总）”领导成员之一，抗战期间担任郭沫若任厅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对外宣传处第一科科长，1946年随中共代表团迁到上海，从事研究和著述，并在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远方”，是叶圣陶对中国共产党亲切地称呼。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始，叶圣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挚友”，只是事情来得太突然，让他没有思想准备，答复的话也就说得很委婉。
于是，中共党组织又委派与叶圣陶关系更亲近的吴觉农前来劝导。吴觉农（1897―1989）浙江绍兴上虞人，是我国当代茶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叶圣陶1948年12月19日记记：“觉农来，为远方致意，余再度谢之。”叶圣陶担心自己不能适应解放区的生活。党组织知道解后就来了个“特事特办”，叶圣陶1948年12月28日日记中这样写道：
士敭自港来沪，报告近状。夜饮后，彬（傅彬然）来，士敭继来。
暂拟偕墨一游。缘是心不宁定，竟夕未得好睡。
士敭姓章，是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的长子，时在香港从事进步的出版工作。中共党组织委托他专程回上海给叶圣陶捎话，一是叶圣陶偕夫人胡墨林一同前往，还安排傅彬然与他们结伴同行；二是赴港的船票由章士敭代办，并由章士敭负责护送到香港，党组织想得这么周到，叶圣陶非常感动。紧接着，中共党组织又于1949年1月3日派交通员李正文前来探访，“转达促行之意”。
叶圣陶的夫人胡墨林（1983―1957）字翰先，浙江杭州人，1916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后，先后在苏州女子高等小学、南通女子师范、甪直吴县第五高等小学女子部执教。1925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蜜月期加入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上海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成了中国国民党左派队伍中的一名战士，1927年“四·一二”后遭到“南京政府”的通缉，从此淡出政坛。1930年代协助叶圣陶编辑《中学生》杂志，1940年代协助叶圣陶编辑《国文杂志》，并担任“开明书店编译所成都办事处”办事员。中共党组织决定邀请胡墨林出席即将召开的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对叶圣陶说来是“双喜临门”，很快就促成了1949年1月7日的“秘密离沪”，叶圣陶是日日记记：
晨五时起身。六时后，红蕉（妹夫）来，二官（女儿至美）亦来。七时车离祥经里（寓所），送行者十馀人。车至华盛码头，为时尚早。候至九时，海关人员始检查行李。至十时乃登轮。我人购房舱票，一间十四人。余与墨（胡墨林）上下床，靠右舷。士敭与彬（傅彬然）上下床，靠通道之壁。……较之自川东归之木船，不啻天壤矣。
叶圣陶夫妇悄悄离开上海，绕道台湾到香港，再从香港乘船“北上”，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月11日上午抵达香港后，受到香港工委和文委的负责人夏衍、邵荃麟、宋云彬、杜国庠、李正文等人的热情欢迎。叶圣陶是日日记记：“士敏（士敭的胞弟）为我们赁房间二于（九龙）德邻公寓”，“既而（宋）云彬夫人偕陈劭先夫人来访”，晚“六时，陈劭老邀宴于餐馆” ，“云彬来夜谈，告以种种情形。”次日记：“夏衍来，所谈与士敏、云彬相同而加详。谓昨日又接北方来电，询余到否，一切尚待商谈，缓数日再决”。 夜“（邵）荃麟来长谈，陈劭老亦至。十时散。” “北方”和“远方”都是叶圣陶对中国共产党的尊称。
三、融入“奔赴解放区”潮流中的欣慨
这时的香港既是新政协运动的中心，也是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巨变的“中转站”。叶圣陶回忆说：“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结束，就有许多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真像‘涓泉归海’似的”。叶圣陶在香港“遇到的熟人有一百位左右，大多是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在那里等待进入解放区”，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景促使叶圣陶的精神为之大振。到香港第二天早上，他就迫不及待地给在上海的老友王伯祥和徐调孚等人写信，敦促他们转告郑振铎速来香港，同舟“北上”。信中写道：
诸公均鉴：
在台寄一书，想先达览。昨日下午登岸，暂寓旅舍。已晤云少爷，略谈大概，其详须俟夏公方知。此行甚安适，无风无浪，长乐有兴，亦可出此途，乞容翁转告之。在台游三小时，吃一餐饭，市中甚脏，恐以前不若是也。大西瓜大橘子皆甘，啖之称快。刻须外出，匆匆上书。馀俟续闻。
即颂
台安 弟郢顿首一月十二月上午十时
“云少爷”是宋云彬，“夏公”即夏衍，“长乐”指郑振铎，“容翁”是王伯祥，“郢”是繁体“圣”字的拆写。在叶圣陶的催促下，郑振铎有了“远游之意”。叶圣陶1月27日记：“昨得洗公（范洗人）信，知铎兄将以明日动身来此，与家宝（曹禺）同行。” 2月4日记：“振铎云将来此，而至今日犹未到，岂改变初意，不复来乎？颇为念念。”2月8日记：至善来信，“谓振铎已打消来此之意，因闻人传言我辈且将回沪矣。不知何来此说，颇为可怪。” 2月9日记：“据（邵）荃麟言，铎兄将于明日登轮来港，打销初意之说非确。余闻之欣然。”2月15日记：“国民党方面分崩离析，而皆无求和之诚意，各地咸作备战姿态。今日报载上海白色恐怖复炽，又有开名单准备捕人之消息，相识者且有被捕者。铎兄迟迟其行，迄未见到，深为悬念。”2月16日记：“今日接洗公电，言铎兄已动身，19日可到。” 2月19日记：
与彬然过海，至太古码头，振铎所乘之盛京轮已到埠。士敏上轮寻访，未几即见振铎偕其女出。彼此相见甚愉悦。于是同返九龙酒店，振铎赁得一房间，在我室之右。
叶圣陶盼望郑振铎“远游”之情如此急切，说明他一到香港，就对“远方”的邀请有了全新的解读。1949年1月12日记：“（下午）四时后，访（金）仲华于其寓所，并谒其母夫人。仲华亦小心过分，谓余出来为佳，留沪不妥。余于此终未能深信也。余若不为有事可作，仅为避扰，决不致有此一行。”“北上”决不是为了“避扰”，而是为了“有事可作”；这里所说的“事”显然就要追随“远方”，为新中国宏伟的革命蓝图添砖加瓦。思想的升华在1949年1月13日的日记中表述得更为清晰，现抄录于下：
在寓看报，天津尚未下，人民代表接洽停战，无结果。南京颇慌乱，政府机关谋赶速撤离。
午刻，饭于一家平津馆。返舍时，途遇高祖文、李正文。自去年九月杪同游苏州与高一别后，此次为初晤。而李则于十日前访余于四马路，转达促行之意，今又相遇于此矣。
昼睡一时许，未成眠。（金）仲华来，闲谈约一小时。上海信来，系（王）伯祥、（徐）调孚所书，皆言此别颇惆怅。
夜七时，出外晚餐，又遇高祖文，承以茅台一瓶相赠，言知余耽饮，而此间无好绍酒，特以茅台为馈。其情深可感。遂至一四川馆，遇夏康农。又于座中见吴耀宗……。皆最近到港者也。抗战期间，一批人初集于桂林，继集于重庆，胜利而后，皆返上海，今又聚于香港，以为转口。余固不在此潮流之中。而事势推移，亦不免来此一行，复自笑也。
抗战期间叶圣陶举家逃难，由苏州到杭州到武汉到重庆到乐山到成都再到重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落了单”，不在“文化人”迁徙的“潮流之中”。而当中国社会即将发生重大变革的关键时刻，他和许许多多进步人士一起从四面八方来到香港，“涓泉归海”似地奔赴解放区，倍感欣喜。
日记中写到的高祖文和李正文都是中共党组织的“交通员”，金仲华是新华社香港分社出版的《远东通讯》（英文版）的主编，而王伯祥和徐调孚则是叶圣陶在开明书店的同事。王、徐两人舍不得“分别”，在对“事势”的忧虑中也交织着对“革命潮流”的向往之情。叶圣陶当时是怎样抚慰他们的，现在已无从查考了，但开明书店在新中国成立的当月，也就是1949年10月就率先提出将开明书店交给国家的倡议，1950年2月向出版总署报送《开明书店请求与国家合营呈文》，1950年4月将总管理处和编译所从上海迁到北京，开启了开明书店的“新生”。所有这些“敢为天下先”的创举，应该也都得益于叶圣陶的引导，只是这些都是后话，这里暂且不表。
浏览叶圣陶在香港的日记，写得最多的是他与各界人士的交往，如听僧人巨赞谈“社会革新”之“拟议”（1949年2月1日）；与杨东莼来谈教育“自宜注重于培养优良之品质”（2月10日）；与邵荃麟等谈“观北方来之各种出版物”之“观感”（2月11日）；与金仲华“论及中共之优点”（2月12日）；与章元善谈“寄希望于新政权”（2月16日）等等。2月27日，叶圣陶由交通员李正文“导引”，与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刘尊棋、叶圣陶、郑振铎、胡墨林、曹禺、邓小姐（曹禺女友）、郑小姐（郑振铎女儿）、宋云彬、傅彬然分批登上一艘“挂葡萄牙旗”的货轮“北上”，分批上船的还有“年较老者六人：陈叔通、马寅初、包达三、张䌹伯、柳亚子夫妇。又有张志让、沈体兰两位。吴全衡携其二子。外有包达三之女儿。外有小姐三位，皆往出席全国妇女大会者。总计男女老幼廿七人。历次载运北上之人，以此次为最多矣。”虽说“大多数都年过半百，可是兴奋的心情却还像青年。因为大家看得很清楚，中国即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并且认为，这一回航海决非寻常的旅行，而是去参与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
四、把自己的志向告诉“同舟诸公”
当时，国民党军舰还控制着海域，所以叶圣陶一行全部化装潜行，多数人“须冒充船员身分，须改换中式短服”，宋云彬“冒充庶务”，“余之身分，则被派为管舱。女客则以搭客身分登轮。”中共党组织还对如何应对“海关人员”的盘问一一作了关照，“抑或纳贿致之，未可知矣。”货轮于2月28日上午11点50分启碇，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此行大可纪念，而开行连续五六日，亦云长途。全系熟人，如乘专轮，尤为不易得”；“诸君谋每夕开晚会，亦庄亦谐，讨论与娱乐兼备，以消此旅中光阴。”3月1日记：
晚饭以后，举行第一次晚会。包达老谈蒋介石琐事。曹禺唱《李陵碑》《打渔杀家》，邓小组唱《贵妃醉酒》，张季龙唱青衣，徐铸成唱老生，余皆不知其何戏。全衡与郑小姐唱民歌。轮及余说笑话，余以谜语代之。谜面为我们一批人乘此轮赶路，谜底为《庄子》篇名一。云彬猜中为《知北游》，“知”盖知识分子之简称也。云彬索奖品，要余作诗一首，并请柳亚老和之。……余归寝后作诗，迄于深夜得一律，即《自香港北上呈同舟诸公》，诗云：
南运经时又北游，最欣同气与同舟。
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
篑土为山宁肯后，涓泉归海复何求。
不贤识小原其分，言志奚须故自羞。
叶圣陶在诗中说他离沪南行，至香港北上，已五十多天了，最可欣庆的是“同舟”都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朋友。他与朋友们一起讨论“立国规模”，成了“翻身民众”中的一分子。他会像背着一筐土去堆“千仞”高山似的，决不肯落在别人后头；像小溪一样流归大海，从来没这么高兴过。只是自己没有才干，怎样去“参与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应该怎样去做”，还“相当模糊”。他不怕难为情，把自己的志向告诉“同舟诸公”，得到“同舟诸公”的赞颂。叶圣陶3月2日记：
余诗传观于众，颇承谬赞。柳亚老和作不久即成，兹录之：
栖息经年快壮游，敢言李郭附同舟。
万夫联臂成新国，一士哦诗见远谋。
渊默能持君自圣，光明在望我奚求。
卌年匡齐惭无补，镜里头颅只自羞。
陈叔老亦有和作，此老七十有四，兴复不浅。诗云：
奔赴新邦未是游，涉川惭说用为舟。
纵横扫荡妖氛靖，黾勉艰难国是谋。
总冀众生能解放，岂容小己各营求。
青年有责今方始，如我终蒙落后羞。
张季龙之和作继之而成，并录之：
开浪长风此壮游，八方贤俊喜同舟。
经纶首作三年计，衣食须为万众谋。
学运文潮黉沼起，奇才异技野田求。
衔泥聚土成丘陆，回顾平生不自羞。
（第三句谓恢复经济应首作三年计划，末句后改作“群力擎天漫自羞”）
宋云彬亦有“和作”，诗云：
蒙叟寓言知北游，纵无风雨亦同舟。
大军应作渡江计，国是岂容筑室谋。
好向人民勤学习，更将真理细追求。
此行合有新收获，顽钝如余只自羞。
柳亚子诗中“渊默能持君自圣，光明在望我奚求”，称赞叶圣陶“才智超群”，同时也抒发了同舟诸公“群力擎天”的豪情。这些为“我们的中国”奔走奋斗了三十多年、年过半百的老前辈面对即将开始的崭新的生活，既欣喜激动，又互相勉励，要为民众的翻身解放尽心尽责，大显身手。
3月2日的晚会更精彩。陈叔通“谈民国成立时掌故”；柳亚子谈民初革命“徒有民国之招牌”；宋云彬谈“民十六以后，杨皙子曾赞助中共”；叶圣陶与宋云彬合唱《天淡云闲》；“邓小姐唱《刺虎》”。“谋全体合唱，无他歌可唱，乃唱《义勇军进行曲》” ，其“年轻”和“兴奋”的心情，难以形容。
自3月3日始，每天上开座谈会，下午自由活动，晚上开晚会。3月3日上午的座谈会由张季龙主持，议题为“文化及一般社会如何推进新民主主义之实现”。3月4日上午的座谈会由叶圣陶主持，讨论“新闻事业”以及“戏剧电影等”。晚会上谈民国官员的轶事、谈上海的掌故、谈诗词电影戏剧、唱歌和说笑话，至于中心议题还是畅谈革命形势，坚信光明就在眼前。叶圣陶在3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
七时起开晚会，至十时而止，船上人员均来参加，兼以志别，兴致极好，甚为难得。歌唱甚多，不悉记。墨亦唱《唱春调》四句，则破天荒也。叔老谈甲午之役，……众闻此故事皆动容。
又有徐君谈抗战期间新四军自苏北渡江而南之经历，甚详尽。结论谓今日解放军已非昔比，渡江自不成问题。船上经理则致歉词，谓招待不周。实则此行饮食起居，皆至舒适，即茶房服务之态度，亦大异寻常。众皆心感，非徒口谢而已也。今夕晚会，人各自忘，情已交融，良不可多得。
五、“初入解放区，即觉印象甚佳”
3月5日傍晚，货轮抵达坐落于黄海之滨的烟台，“码头上已有军队及市府人员迎候”，“晤徐市长及贾参谋长”，“徐、贾二君态度极自然，无官僚风，初入解放区，即觉印象甚佳。”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解放区人民发自肺腑的歌唱声声入耳，就连海边的空气也都让“同舟北上”诸君感到特别清新。而这座海滨城市对于叶圣陶说来还有着特殊的记忆。叶圣陶1946年11月30日日记记：
午刻，偕彬然至思南路，为朱德祝寿。到者六七十人，多熟友。酒用烟台带来之陈白兰地，易于上口，而其力甚强，又兼诸人互相干杯，余乃大醉。醉时自己失去统制，一时悲从中来，出声而哭，所语为何，不自省记。乘车返店中，众人扶上楼，又发言哭泣。小墨（长子叶至善）为购安神药一颗服之，始入睡，睡于洗公办事室中。
叶圣陶是海量，但一向“自制”。叶至诚在《父亲醉酒》一文中说：自他记事起，“父亲醉酒仅仅只有两次”。第一次是1939年在乐山武汉大学执教期间，“有位在武汉大学教基本英语的英国教授雷纳，听说我父亲颇有酒量，特地请我父亲到他的宿舍里去喝酒”，想“较量一下”；结果是“雷纳醉得不省人事，躺倒在地上，父亲却若无其事地走回家来”。第二次就是1946年11月30日给朱德祝寿喝寿酒，醉得不省人事。叶至诚这样推断道：
父亲这一次醉酒，不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加深了我对他当时那种复杂心情的理解。尽管父亲后来没有讲起，我总以为那天他并不一定喝过了量。何至于一醉至此？只因为抗战结束以后牵心挂肚的无数大小事件，交织在他心里，一个经历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这许多次大兴奋和大失望的，开明却不激进的知识分子，对于蒋介石国民党的幻灭，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敬佩与期望，尽在那一醉之中，一哭之中。
而今受到“远方”的召唤，来到“白兰地”的出产地烟台，内心的喜悦和兴奋可想而知。这之后，每天过的都是“新生活”，这在叶圣陶日记中有很详细的记载：3月6日，游烟台街市，晚上出席烟台市党政军民欢迎会。3月7日，抵潍县，老解放区“军民融洽一家人”的场景令人感动。3月8日，应邀在莱阳“三八节”妇女大会上作题为“蒋管区妇女近况”的演讲；晚上出席当地党政军民“在田野间”举行的欢迎会，“阑地作舞台。我等居于台前，铺褥坐地，前设炕几，陈烟、茶、瓜子之类。其外围则士兵与村民，不详其数，约计之殆将五百人，而寂静无哗。欢迎会仅郭老（烟台市秘书长郭子化）略说数语，无他噜苏。演剧凡四出，皆歌舞兼之，多采用旧形式。演员皆部队及政工人员，有男有女。一曰《拥护毛主席八项条件》，为花鼓戏之形式，而以集体演唱出之。二曰《交易公平》。三曰《积极生产》，皆叙解放军之优良传统，据云俱有事实根据。四曰《开荒》，则延安之旧作，亦系事实。亚老（柳亚子）感动甚深，自己要求当众致词。余亦以为如此之戏，与实生活打成一片，有教育价值而不乏娱乐价值，实为别辟途径者。而场中蓝天为幕，星月交辉，群坐其中，而有如在戏场之感。此从来未有之经验也。且风势已杀，并不甚寒，尤为舒适。”3月9日，抵“解放已一年有餘”的潍坊特别市。3月10日，“至市政府，全府各局长列座茶叙”。3月11日，出席“华东党政军各机关”在驻地孟家村举行欢迎会。华东，即当时划定的华东地区，包括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安徽五省。叶圣陶当日日记记：
（晚）六时，入大会堂。此堂系木构草屋，通十大间，有舞台。座中已满，料想皆是各机关中下级人员，约计之，殆将五百人。此为华东正式之欢迎会。于是由两位致欢迎辞。来客相继被拉登台者凡八人。余致辞，谓来解放区后，始见具有伟大力量之人民，始见尽职尽分之军人与官吏。其所以致此，则此次解放战事为一最大规模之教育功课，所有之人皆从其中改变气质，翻身过来，获得新的人生观也。此意尚未想得周全，他日当为文表之。
3月17日到沧州，当晚见到从石家庄来的杨之华和邓颖超，“之华已二十馀年不见，渐渐老矣。略谈其历年经历”。杨之华是瞿秋白的遗孀。叶圣陶与瞿秋白相识于1922年前后，他在《回忆瞿秋白先生》中说：“认识秋白先生大约在民国十一二年间，常在振铎兄的寓所里碰见。谈锋很健，方面很广，常有精辟的见解。我默默地坐在旁边听，领受新知异闻着实不少”，也“曾经到他顺泰里的寓所去过，看见桌上‘拍勒托’跟白兰地的瓶子并排摆着，谈得有劲就斟一杯白兰地。”1935年6月18日就义前留下遗嘱，要杨之华把他的“一些材料”交给叶圣陶“作小说”，可见他对叶圣陶多么信任。
而杨之华则是胡墨林1925年“五卅”运动中并肩战斗的战友。叶圣陶短篇《在民间》中的两位知识女性姜和庞，就是以胡墨林和杨之华为原型的。“五卅”运动前后，“到民间去”的呼声此起彼伏，“教化民众”的思想甚嚣尘上，一些急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以“先觉者”自居，热衷于“教化”和“引导”民众。小说中的姜和庞为了援助工人们的罢工斗争，穿上了“粗的夏布衫”和“蹩脚的白布鞋”，冒着酷暑来到工厂作题为“工人的使命”演讲。可工人们对于她们的演讲并不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工钱”，是不能叫肚皮“饿得太厉害”。“乞求的眼光”“开玩笑的神情”，以及“连续不歇”的嘘声，使她们的演讲不能按预定的计划进行。当工人们听说逮到一个“工贼”的消息后，个个义愤填膺，推拥着前去惩治“工贼”，把庞和姜晾在一边。叶圣陶和胡墨林在车站与杨之华握手言欢，“略谈其历年经历”，回忆起大革命前后种种“浪漫蒂克”的革命往事，都不约而同地说“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六、到西郊机场欢迎毛主席
就在与杨之华和邓颖超的谈笑声中，列车徐徐驶出沧州，3月18日清晨抵达天津，心仪已久的北平（北京）近在咫尺。“北上”同人欣喜万分。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
北平方面有三人来迎，只记其一为连贯。车停天津一时有馀，遂开行。此一段为双轨，行驶颇速，十时许到北平。候于车站者数十人，中有北平市长叶剑英。此外大半为熟友，所谓民主人士，不能一一记其名。唯愈之已十馀年不见，且曾有海外东坡之谣传，乍见之际，欢自心发。
“候于车站者数十人”，除北平市长叶剑英，还有李维汉、郭沫若、马夷初、沈衡山、胡愈之等“熟友”。著名的社会政治活动家胡愈之（1896―1986），早年与叶圣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共事，抗战初期在桂林办起了文化供应社，倡议并筹组《中学生》杂志以战时半月刊的形式复刊，1940年秘密去了新加坡，1945年4月初，有传闻说他病死于苏门答腊乡间。叶圣陶听说后异常怅惘，就组织朋友们撰文纪念，以“纪念胡愈之特辑” 的名义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与此同时又希冀噩耗是误传，使这个特辑成为“一死一生，乃见交情”的凭证。没想到这位老友“命大福大”，早在1949年2月1日就到了北平，担任北平文化接管委员会委员，参加新闻出版部门的接管工作。叶圣陶“乍见之际，欢自心发” 的话，说得真好。
北平，对于叶圣陶说来并不陌生。1922年2月，应北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马裕藻和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邀请，叶圣陶来到北京担任北大国文系预科讲师，主讲写作课。他回忆说：“余应北大之招，为预科讲师。适（郑）振铎伴送爱罗先珂到京，乃与同行。记得所乘为硬席车。” 在《〈甪直闲吟图〉题记》中说：“寓所在所在大石作，同舍皆苏州人。吴缉熙兄携眷，照料诸人餐事。顾颉刚兄潘介泉兄皆独居一室。余与（王）伯祥共一室。夜同睡砖炕。” 在京期间，叶圣陶与顾颉刚、王伯祥等一起逛天桥，听大鼓，游八达岭长城，拜访周作人，生活得很愉快，则因北大欠薪，叶圣陶“留京”不到一个月就返回苏州，就近到上海复旦大学和神州女学执教，1923年2月应聘到商务印书馆国文部当编辑。当年是因生活所迫不得不离开北京，而今则由中国共产党盛情邀请而来，真是今昔两重天。
叶圣陶到北平后，就参加全国文艺界协会的筹备工作，为七常务委员之一，又担任出席世界和平大会文艺界的代表和全国学术工作者协会理事。3月25日，中共中央迁至北平。叶圣陶和各界人士一起到西郊机场欢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并被推选为各界人士的“代表”，站在欢迎队伍的第一排，与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握手”。叶圣陶在3月29日的日记中第一次谈到他的工作，现抄录于下：
黎劭西来访，言师大拟邀余任教。北大、清华方面亦有此拟议，余均将谢之。自知无可教人者，雅不欲虚与应付，令人失望也。
胡绳已自石家庄来，今日来访。渠在中宣部，将与余辈共同谋教科书之工作。……
（下午）四时半，往参加中学教师之国文教学座谈会。夜七时半，至华北局出席教育问题之会议。有中宣部、华北政府、北平市政府之人员出席。谈两点：一为下学期教科书之供应问题，决赶紧组织一编审机构；一为政治功课问题，决从训练政治教员入手。
黎劭西即黎锦熙，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词典编纂家和文字改革家，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北大、清华、北师大诚邀叶圣陶前往任教，叶圣陶均一一“谢之”，因为“远方”对他的工作已经作了安排，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教材编写组组长的胡绳“将与余辈共同谋教科书之工作”。可见“远方”诚邀叶圣陶“北上”的意图就是安排他组建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突击编撰教科书。只因新中国还没有成立，只好将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隶属于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等新中国成立后“当属于中央政府”。
七、“解放军打到哪里，教科书送到哪里！”
1949年4月8日，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正式成立。叶圣陶任主任委员，周建人和胡绳任副主任委员。这之后，叶圣陶忙于开教育座谈会和编审委员会会议、筹备创办《进步青年》杂志、选择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临时办公地点。4月15日记：“（午）饭后二时，开第一次编审会议，商定分组工作。人手不足，徐俟补充。等房屋觅定，即将住在一起，集中办公。五时会毕。”4月22日办公地点选定，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
（午）饭后，至东四二条，视择定之办事处所。其处原为国史馆，今国史馆并入北大，屋遂可以挪用。究其先则王揖唐家之家庙也。中为正殿，两庑形制对称。光线稍弱，而宽敞特甚。庭中平铺方砖，所种树木亦两两对称，有海棠、丁香、垂柳及松，海棠，丁香方盛开，至可赏心。住宿之所尚无着落，正在竭力寻找，总须距离较近之所。金灿然以华北人民政府之聘书分致同人，余之一份为第一号，可记也。遂闻国文组工作会议，决定以一个月之时间改订华北区之高小国语课本，以满下学期应用。五时散。
这则日记中有两处最值得玩味，一是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秘书长金灿然分发聘书，叶圣陶为“第一号”，他所说的“可记”至少说明他很乐意承担起这份重任。叶圣陶曾经把他应“远方”邀请秘密离沪，至1949年3月25日到西郊机场欢迎中共中央迁至北平这段日记称为“北游日记”，原本打算“游个一年半载”就回上海的；到北平后也曾有过“游观”的念头。但接到聘书后就多了一份使命感。另一处是“遂闻国文组工作会议” 这句话中的“闻”字，细究起来就得从4月16日说起了。
1949年4月16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所作的“关于和谈之报告”中郑重宣告：如果南京政府不接受中共所提的“八项和平条件”，人民解放军就于4月20日横渡长江。短短的几句话，简直是震耳欲聋的春雷。叶圣陶4月21日日记中写道：“傍晚街上喊《号外》，系载毛朱之命令，令将士奋勇渡江，并言敌方有愿接受二十四条款者，即可与签订协定云云。”想到一个梦寐以求的新中国即将诞生，叶圣陶怎么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欣喜。他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口号：“解放军打到哪里，教科书送到哪里！”激励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同人忘我地工作，国文组“决定以一个月之时间改订华北区之高小国语课本，以满下学期应用”，这显然是对叶圣陶提出的“解放军打到哪里，教科书送到哪里！”这个口号的呼应。
叶圣陶到北平后，和胡墨林在六国饭店住了一个多月。4月25日搬到东四二条教科书编审会办公室暂住；8月28日搬到东四八条的一座四合院。叶圣陶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家居北屋三间，为全屋之精华，与其他房屋均不能比，因而显见其特殊。余往日之不欲居此，即以是故。地板，前后玻璃窗，有洗浴室，盖上等之家屋也。”对党组织的关怀照顾充满感激之情。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在亿万人民的欢呼声中成立了。10月20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央人民政府各机构负责人名单，胡愈之为出版总署署长，叶圣陶与周建人为副署长，叶圣陶仍兼任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编的《初小国语课本》、《高小国语课本》、《初级中学国文课本》、《高中国文课本》、《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大学国文（文言之部）》等各种课本，由新华书店和华北联合出版社相继出版。新中国大中小学教科书与新中国同时诞生！“解放军打到哪里，教科书送到哪里”的豪言壮语，化作累累硕果，镶嵌在新中国教育史的扉页上。
八、既然做了“北京人”，就不要保存苏州的“故居”
1950年4月16日，叶圣陶的长子叶至善夏满子夫妇搀扶祖母和子女来到北京，合家团聚，从此再也没有搬过家，叶圣陶在东四八条四合院一住就是四十九年。这座四合院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方方正正的，和院子里北门对称种着的两棵海棠树，南面相对种着的一棵丁香、一棵黑枣。叶圣陶特别喜欢花草树木。自从住进八条，从初春三月到深秋十月，院子里的花就没有间断过。不仅有夹竹桃、百合、茉莉、萱草、玉簪、石榴、月季、绣球、鸡冠花、爬墙虎这些常见的花儿，也有牡丹、荷花、郁金香、昙花、文殊兰、龟背竹、君子兰、棕竹这些在当年比较稀罕的品种。树木枝繁叶茂，花香四溢，小鸟啾啾，秋虫鸣唱，叶圣陶心情之舒畅不亚于在青石弄推窗赏花。苏州青石弄的房子1989年收回后，至善至美至诚三兄妹当即决定将这所故居捐献给《苏州杂志》社，用来弘扬苏州文化。此时，叶圣陶已经谢世一年多了，三兄妹都说：“如果父亲尚在，一定会表示赞同的”。因为他生前说过既然做了“北京人”，就不要保存苏州的“故居”。
需要补充的是新中国成立时，胡愈之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常委、《光明日报》主编。叶圣陶是无党派人士。周建人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常务理事，后来担任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席，并于1963年介绍叶圣陶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6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建人当选为中央委员，原来他在1948年4月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9年10月，党中央公布了胡愈之的“秘密党员”身份，原来胡愈之早在1933年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安排在“民主党派”内做统战工作。叶圣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任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期间，排在他前面的署长胡愈之是中共党员，排在他后面的副署长周建人也是中共党员，叶圣陶与他俩都是再亲密不过的朋友，压根就没有想到他俩都是共产党员。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就在叶圣陶的身边。叶圣陶晚年说他在北京生活了将近五十年，户口在北京，工作在北京，选举投票在北京，爱北京爱得比苏州还深，一说起来如数家珍，并用“家住吴门，改作长安人”来自嘲。
这两句话源自周邦彦《苏幕遮·燎沉香》中的“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 “吴门”指的是苏州；“长安”则借指当时的都城汴京（开封），周邦彦在词中表达了他对故乡的深切怀念和对长期客居他乡的无奈；而叶圣陶将“久”改为“改”；将“旅”改为“人”，真挚地表明“北上”既是来自“远方”的召唤，也是他自己的选择。北京吸引他不仅有华丽的古建筑和苍劲青翠的皇家园林，还有来自“远方”真诚的召唤和感人至深的“促行之意”。周建人和胡愈之对党的绝对忠诚，对中共党员的政治面貌守口如瓶，令叶圣陶敬佩不已。